编译 | 印度痴迷修建“世界奇观”，原因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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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迪·布特拉

编译|何佳蔚

编译审核| 王泽媛

本期编辑|余佳轩

本期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编者按

相较于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印度近年来在“修奇观”方面显得更为高调。从比哈尔邦的“世界最大”湿婆林伽、喀拉拉邦的“世界最大”鸟类雕塑，到古吉拉特邦的“世界最高”雕像，各级政府之间弥漫着一股竞逐“世界之最”的建筑热潮。作者指出，其背后至少有三重逻辑：其一，人类自古以来便通过宏伟建筑彰显权力，今日印度不过是在现代国家框架下延续这一冲动；其二，巨型建筑逐渐脱离公共服务与功能需求，成为民族国家身份塑造的图腾；其三，在竞争性政治环境中，这类工程又被纳入政绩逻辑与政治斗争，成为可视化的权力标识。在此驱动下，“尺寸竞赛”不断升级，象征意义与现实效益之间的张力凸显。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世界最大湿婆林伽。图源：网络

“世界最大”“世界最高”“世界之巅”“举世无双”—— 这些头衔自小学一年级的通识问答起便如幽灵般萦绕着我们。这种轰炸如此猛烈，以至于当朋友们举办冷知识之夜（trivia nights）时，我对于“世界之最”的知识储备竟成了我仅有的谈资。

就在我落笔之际，“世界最大”（请容我对这一冗余修辞叹一口气）的湿婆林伽，正千里迢迢从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又称马马拉普拉姆）运往比哈尔邦。它将于1月17日安装在维拉特罗摩衍那神庙（Virat Ramayana Temple）。这尊33英尺（约合10.1米）高的林伽是如此巨大，如此令人咋舌，以至于比哈尔邦甚至没有足以安置它的基础设施——必须从博帕尔（Bhopal）调运两台起重机来完成这项工作。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连桥梁都修不好的国家（过去五年间有170座桥梁坍塌，造成202人死亡），为何如此急于竖立起全宇宙最大的林伽？

符合逻辑的举措本该是先修缮基础建设，再追求宇宙级的超级成就。以此观之，呜呼哀哉，事与愿违。

为何人们如此痴迷于宣称“最大”“最高”的事物？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政府斥资290亿卢比（约合3.21亿美元），建造了世界最高雕像——团结雕像（该雕像是为了纪念印度首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设计高度182米，竣工后为全球最高雕像）。2024年8月，美国德克萨斯州也建起了一座90英尺（约合27.43米）高的哈奴曼像。那座雕像尽管规模宏大，如今却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心中的一根刺。

这些让人仰断脖颈的高耸建筑，尽管自诩技艺高超，实则服务于某种终极目的。这一目的虽在公共资源和空间的浪费方面存在弊端，但其象征意义却远超建筑本身。

它们无关实用，更多是为了摆姿态。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宏伟的建筑本质上是其“大男子主义”（machismo）的象征性展示。争当“最高”“最大”，是渴望在全球话语中被视作重要力量的体现。它源于一种情结。若用弗洛伊德（Freud）的理论来分析，归根结底不过是那个最古老的问题：谁更强大？

城市的象征

环顾四周，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这种试图使政权不朽的西西弗斯式追求已拥有极其忠实的拥趸。德里蓝线地铁站外就耸立着一座108英尺（约合32.92米）高的哈奴曼像，它已成为宝莱坞（Bollywood）表现“挣扎的移民初抵大都会”这一经典场景的御用空镜。这座雕像揭幕于2007年，自那以后便一直在默默出镜各种背景板角色。

但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最初是圆顶。那些熠熠生辉、如珍珠般的圆顶，远眺可见，散发着宏伟、传承以及那种“历史曾在此发生”的整体氛围。这种迷恋真的是始于工业革命吗？那时生产力像打了类固醇，世界开始炮制像哈利法塔这样宏伟的事物，抑或是如今已成为新时代宝莱坞默认据点的安提利亚（Antilia，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于2012年斥资超十亿美元建造的一幢27层私人住宅）？又或者，这仅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渴望，换上了一身更新、更闪亮的混凝土外衣？

在印度，尽管过去十年在发展指标上表现欠佳，但在建造大型建筑方面出类拔萃。以位于新德里鲁琴斯（Lutyens，德里的中心城区）中心地带的巴拉特“曼达帕姆”（Bharat Mandapam）为例，它恰好赶在2023年G20峰会前揭幕。它时髦、气派，且名字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庄重感之中。它是正在形成中的新印度一个精巧象征，一个似乎越来越热衷于自称为“巴拉特”（Bharat）而非“印度”（India）的国家。

在喀拉拉邦（Kerala）旅行时，我被游客们温和、坚持不懈地怂恿去参观贾塔尤地球中心（Jatayu Earth Centre），那里自豪地宣传是“世界最大的鸟类雕塑”。这座雕塑旨在“致敬”《罗摩衍那》中的一位半神。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神话，如今伴随着一个非常现代的后勤问题：人们如何抵达这座纪念碑？答案是：乘坐直升机出租车（heli-taxi）。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就坐落在荒野中央，既带来精神上的升华，又散发着“瓦坎达低配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氛围。

更近一些时候，总理为“国家灵感圣地”（Rashtra Prerna Sthal）公园揭幕，这是勒克瑙众多公园景观中的最新成员。北方邦长期以来将修建公园视为政治成人礼。玛雅瓦蒂（Mayawati）、阿基莱什·亚达夫（Akhilesh Yadav），现在是约吉（Yogi），铺设了数英亩土地，竖起了雕像。这里矗立着三座65英尺高的雕像，分别是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印人党前身印度人民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迪恩达亚尔·乌帕迪亚伊（Deendayal Upadhyay，印人党前身印度人民同盟的领导人）和希亚玛·普拉萨德·慕克吉博士（Dr. Shyama Prasad Mukherjee，印人党前身印度人民同盟的成员之一兼主席）。如果说这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象征主义政治中“尺寸”的含义：你建一座60英尺的雕像，我就要建一座65英尺的。

还有安得拉邦维杰亚瓦达市（Vijayawada）那座125英尺（约合38.1米）高的安贝德卡尔（Ambedkar，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印度宪法之父）雕像，该雕像于2023年揭幕。其落成恰逢政治上的便利时刻，当时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正就2024年人民院大选前开展一场猛烈的“拯救宪法”运动。

我常在博帕尔（Bhopal）的一个火车站上车，该站曾叫哈比布甘杰（Habibganj），如今经过翻新后更名为拉尼·卡马拉帕蒂（Rani Kamalapati）。那种浮夸油滑依然存在。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人们说它看起来更像机场而非火车站，只不过供人坐下的长椅比旧车站还要少。尽管反讽可能已经死过很多次了，但这种肌肉民族主义与技术官僚基础设施的结合却依然存在。

直到那尊湿婆林伽最终抵达它注定要被架上的基座之前，我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巨型建筑吗？用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中那永恒的诗句来说：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杨绛译）

作者简介：维迪·布特拉（Vidhi Bhutra），阿育王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专业学生。

本文编译自印度《印刷报》2026年1月17日文章，原标题为

Tallest Shiva Lingam to largest bird sculpture—India’s obsession with bi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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