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人为何甘愿臣服于美国人？真相：日本政客借助美国来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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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由于战败的冲击以及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国家主体性发生严重动摇。

龟井胜一郎认为：

“国家理想这类信念完全丧失，或者说是作为日本人失去了对未来的憧憬，这大概与日本的半独立国家属性有关，在所有问题上似乎都与面向他国时的依存心理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一状态的形成可能归结为欠缺对未来的展望和缺失国家理想。”

井原三男就对《心》中表现的“自我”评价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中蕴含着两个“病理”：在政治上推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文化上盲目地模仿外国，结果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

上原专禄在与加藤周一对谈中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在战后一直处于美国的管控之下，如何摆脱这种状态呢？这里具有朴素的问题意识。

1、原子弹的影响

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以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但实际上依然掌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

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恢复为商工省。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同样也是“绝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

但是他们在日本建立的机构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反观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工业设备则被苏联红军全面接管。关于日本如何重建的问题，各方存在极大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烈的舆论，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补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质品、瓷碗等。也有人给出了一条不错的建议，即让日本生产出口美国的鸡尾酒餐巾。

但日本人的想法却与之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掌门人给他手下的一名高管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一项“伟大的百年计划”。尽管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表述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如何规划未来的问题。一年后，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

可见，美国重建日本的主要目的，一是防止共产主义席卷日本；二是对日本战前的官僚体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战后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礼对英国的改造计划十分相似。

当然，艾德礼和“新政派”都不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他们和多数社民党人一样，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个很大的心病，就是担心日本人会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

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若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经济交给经验最为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的官僚手里。

这种思维理念和战略设计恰恰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实施间接统治的初衷之一。

由于二战结束前夕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爆炸，战后日本社会形成了科学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战败之后日本的“国体”观念发生变化，包含针对“国体”的批判和重新确立“国体”正当性的双重意涵。

铃木贯太郎首相在《值大东亚战争终结之际铃木内阁总理大臣广播》中指出：

“国民通过培养自治、具有创造性和勤劳生活的新精神，重新出发建设新日本，尤其是对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最大缺陷，除致力于科学技术的振兴之外别无他途。况且，不久应该构筑为世界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文化。正因如此，积极回应和承奉陛下的仁爱乃是唯一途径。”

铃木首相在解释战败的原因时，将其主要归结为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差距，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普通民众也在很大程度上广泛地接受了这一观点。

原子弹一方面作为“残虐的炸弹”形成“战争的被害者”意识，以此成为推动实现向“万世之为”的和平方向转化的正当性动力；另一方面成为战后日本国民谋求“科学与物力”的象征。这一总结和转圜以战后民众意识为先导，通过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的方式加以实现，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原子弹和“国体”是赋予日本战败正当化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日本政治家积极致力于保留以天皇制为轴心的“国体”，试图维持与战前《明治宪法》体制的连续性，着重从本民族本位重构国家认同的核心基础。然而，随着“松本草案”被否决，由盟总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褫夺了天皇的政治权力，将其作为统合国民的“象征”虚置起来。

2、对美国科技的推崇

随着占领时期结束，日本“护持国体”的形式逐步发生转变，在昭和天皇的主导和策划下，日本国家的前途命运与美国绑定在一起，标志性的事件即是《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和日美同盟体制的构建。

由此，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从对自我本位的天皇制传统“国体”的护持，转而向“新国体”——日美同盟体制的嬗变和整合演进，从而奠定了直至今日依然束缚日本政治家战略思维的“对美从属”的逻辑基础。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之所以打上鲜明的“美国烙印”，除了由美国“新政派”官员主导制定《日本国宪法》，引进以美国为模板的民主主义体制，以及受到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威慑之外，还有一个甚少受到世人关注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日本各界人士在总结战败教训时，最能形成心理共识的莫过于美国投放原子弹这一惨痛事实。

由此，战败之后，无论是日本政界人士还是知识精英，纷纷反思日本缘何败于美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从而导致“科学技术至上主义”思潮一度在日本的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成为主流认知。

正是对美国科学技术的推崇和服膺，日本才甘当美国的“附庸国”，不惜丧失部分国家主权而心甘情愿地、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推动力即是日本要学习、追赶和超越美国的科学技术，而这也正是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秘诀所在。

积极学习和追赶美国，增加科研经费，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的力度；目前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追根溯源乃是战败的“原子弹冲击”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战败初期，面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战胜国，日本人的态度是霄壤之别，即对美国不惜俯首称臣，对中国不屑一顾，这是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在日本人眼中的具体投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是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

譬如，日本作家林达夫就曾指出：日本人是在没有被占领的意识之下度过了战后五年的国民，他们无人不知，战后民主主义正是麦克阿瑟所主张的、被占领时代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的深层心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完全屈服于外来压力。

二战后美国政府保留天皇制，是为了控制战败后的日本，是为了顺利达到既定的占领政策的目的，也是因为美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天皇制是美国建立傀儡政权最为有效的装置。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前驻日大使亚历山大·帕诺夫强调：

“日本过去和现在都谋求摆脱美国过于强有力的监护。就连日美军政同盟学说的创立者都认为，在羽翼丰满之后，日本脱离美国监护的时候将会到来。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尚未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根基深厚的亲美院外集团。许多日本政客看不到除日美同盟外的其他选项。主张日本表现出更大自主性的人中包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但其命运相当悲惨。”

矢部宏治还认为：“总而言之，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根本上是由军事因素决定的。虽然很多人指出，目前的日本对美从属关系是昔日‘美军直接占领体制的延续’，但仍然有必要对此问题给出正确的分析。很多人从政治或经济角度解释日本对美从属关系，却很少有人从法律角度给出答案。另外，‘美军直接占领体制的延续’还算好的情况，更糟的恐怕是‘美军占领下的战时体制’。”

矢部宏治还认为，日美联合委员会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委员会每月分别在东京日比谷地铁站附近的新山王酒店和日本外务省指定的另一地点召开两次秘密会议。

会议由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和驻日美军高级军官参加。在会议上确定的事情，日本国会不能干预，甚至也不受《日本国宪法》的制约。该委员会没有义务就会议内容向社会做任何公开，可以说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而这一机制运转至今已有60年。

仅仅从苦苦挣扎于基地问题的冲绳现状，以及难以与中韩维持良好关系的现实即可看出，此前日本将“美国一边倒”置于所有外交判断核心位置的外交政策，明显存在诸多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引发的动荡，恰恰表明日本已不能仅仅将“对美从属”作为判断指针，此时也就迎来了战后初次自身决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机会。正因如此，举国上下应该展开关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所应采取的理想形态的讨论，而这恰恰提供了一次绝佳时机。

战后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深受“对美从属”指针的强烈影响，从而阻碍了进行自主判断的进程。

3、“华盛顿的扩音器效果”

在战后日本政治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着有效传递“美国之声”的“扩音器”的作用，典型的“美国之声”的发信源是美国的知日派，主要集中为美国的一小部分人。而且，日本有针对性地为有限的人员提供情报和资金，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发言机会，推动这些声音在日本不断扩散的正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媒体。

日本既得权益阶层通过驱使单方面的“日本制造的‘美国外压’”，将在日本国内难以推行的政策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所谓“美国外压”的方式予以推进，这也是日本政治家和大众媒体长年屡试不爽的惯用手法，日本学者猿田佐世将其概括为“华盛顿的扩音器效果”。

日本既得权益阶层将日美外交作为重要手段，往往是为了实现自身想要达成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日美外交中作为东京外交指向对象的华盛顿，从日本方面仅仅能够获取极为片面的情报。

和高端智库提供资金和情报，基于日方提供的情报，美国的知日派或高端智库发表报告书，日本政府和大众媒体从美国方面传递而来的情报信息中，筛选出自身试图推进的政策，将这一政策以“发布于华盛顿”的声音再次面向日本“扩音”传递。由此，日本通过借助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在国内推进和实施自身期望的政策。

战后70年来日美两国实际上维持着一种“共谋关系”，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既得权益阶层以“对美从属”的姿态作为伪装，同时利用“华盛顿扩音器”机制，实质性地推进自身期望实施的政策，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正如通过变更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示的那样，到华盛顿去选择适合自身的声音，然后又将其作为来自“华盛顿的声音”有目的地加以利用。

某位知日派人士曾经表示，“日本国内之所以会认识到美国智库和知日派集团在美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是因为这一影响力实际上都是日本媒体制造出来的”。

的确，由美国智库传递出的情报信息，能否直接送达美国政府并对美国的政策调整产生影响有很大疑问，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收效甚微。即便是在日本颇负盛名的阿米蒂奇，也有人认为他在美国已经是过去式而不再富有影响力。华盛顿的高端智库召开的与日本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通常是由日本出资，多数听众也是日本人，倾听完研讨会的日本人撰写的报告，然后以来自“华盛顿情报”的方式发送回日本。

来自这一途径的情报的重大影响力反过来施加影响给日本，对于营造日本政府所期待的舆论氛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利用了高端智库及知日派集团被“神话”后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力。日本拼命地亲手将“神话”变成现实，进而有效地推进自身的政策目标。

根据日本政府为回答国会议员的质询准备的资料《日本政府对于智库等的财政支援》中，内阁官房国际广报室公布的历年财政支出的数据：2013年度这方面的支出为1.5亿日元，主要是面向美国方面与12个权威智库等展开合作；2014年度为3.4亿日元，主要是与美国与欧洲、亚洲、大洋洲9个国家的共21个权威智库展开合作；2015年度为5.0亿日元，主要是与美国与欧洲、亚洲、大洋洲的11个国家的共27个权威智库展开合作。

此前曾给日本政治带来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极少数知日派，与日本政治家和大众媒体等通过互相利用制定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基本上得到了有效贯彻，也可以说是一种基于某种“共谋关系”的“自发对美从属”甚或是“外观上的对美从属”，这种状态在战后70多年里一直延续着。

猿田佐世评价指出：

“日本政府自身选择的‘对美从属’并将这种外交图谋有意识地遮蔽起来，且进一步屈从于美国，问题恰恰出在日本政府自身。选择这一政府的正是我们的日本国民。我们在实际掌握这种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异议，是为了修正这种变形的‘共谋关系’，而只要不采取具体行动，今后这一图景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美国拥有为数众多的中东问题和欧洲问题专家，但日本问题的专家则令人意外地少，一位华盛顿知日派人士分析个中原因时指出：“中东和欧洲地区大多数是运用常规手段难以应付的国家，但是日本基本上对美国言听计从，因此没必要制定新的对日政策，仅仅依靠少数专家就足以应对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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