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月薪75000坚持AA制，老婆大着肚子上班，不料3个月后我悔不当初

我月薪75000坚持AA制，怀孕老婆不得不大着肚子出去上班，不料3个月后，我抱头痛哭，悔不当初——这事说白了就是我死守着那套“账算清楚才公平”的逻辑，把怀孕的苏晴一步步逼到墙角，等我真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喘不过气的声音时，才发现自己把家当成了公司，把爱当成了报销单。

那天工资到账，我坐在工位上，手机屏幕弹出“75000.00”，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两秒，心里挺踏实。不是说我多爱钱，但我从小就觉得，钱这东西不一定能买来快乐，可它至少能把很多麻烦挡在门外。更何况，我一直信一句话：成年人要讲规则，讲边界。婚前我就跟苏晴说清楚了，AA制，谁也别占谁便宜，免得以后算不清，伤感情。

她当时笑着说行，反正她也不喜欢欠人情。她那种性格，总是把“我可以”“没关系”挂在嘴边，像是怕麻烦别人。也因为这样，我一直觉得她跟我挺合拍：不粘人，不作，能自理。说句不好听的，我当时甚至觉得，婚姻就是两个成年人合伙过日子，各尽其责，账明明白白，谁也别拖谁后腿。

可人哪有那么理想化，尤其当“怀孕”这两个字砸下来以后。

苏晴怀孕是意外，也不是意外。我们没刻意备孕，但也没怎么防。她拿着验孕棒从卫生间出来，脸红得像刚跑完步，眼睛里有喜、有怕，还有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期待。她问我：“你开心吗？”

我说：“当然，挺好。”我当时确实觉得挺好，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有个孩子，人生往前走一步。可我那句“挺好”说得太平了，像在评价一个项目进度。她明显愣了一下，又笑了，笑得有点勉强，说那我明天去医院建档。

我点头，说你记得把单子带回来，我们把产检费用记一下，按月摊。

她当时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沉默，不是默认，是心里已经开始冷了。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两居室，地段不错，离我公司近。房租4500，水电燃气杂七杂八算下来每月差不多五千左右，按我俩当初的约定，一人一半。我工资高，她工资低，这事大家都看得见，但我一直觉得，工资高是我能力强、我拼出来的，不代表我就该承担更多。公平不是看谁赚得多，而是看规则能不能执行。规则一旦开口子，后面就没完没了了。今天她说怀孕辛苦让我多出点，明天就可能是她觉得自己带孩子累让我全包，慢慢我就成了提款机。

我不想那样。我看过太多男人，结婚后工资上交、车房背着、岳父岳母一开口还得掏钱，最后婚姻一地鸡毛，他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我不想变成那种人。我甚至有点自豪：我能把生活过成一张清爽的表格。

可苏晴不是表格。

她孕吐来得挺猛，一开始只是早上恶心，后来发展到闻到油烟就反胃。她还是照常上班，怕请假扣钱。她本来就工资不高，八千多，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也就六千出头。我们AA以后，她剩下的钱要负责自己的通勤、餐费、护肤、衣服，还得付产检、补品。她以前还有点存款，怀孕那阵子就像开了个漏水的水龙头，哗哗往外流。

我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她在厨房做红烧排骨，油一热她就捂着嘴冲进卫生间，吐得脸都白了。吐完出来，她还硬撑着继续做。她把菜端上桌时，手都有点抖，额头一层细汗。她坐下后只喝了一点粥，筷子碰了两下菜就放下，眼神发飘。

我那天其实也看见了，可我脑子里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烦：怎么又吐？吐成这样还做什么排骨，搞得一屋子味。

我说：“盐放多了。”

她抬头看我，那眼神像被人轻轻扇了一下，立刻又把目光躲开了。她没顶嘴，就低头扒饭。后来我想，她那会儿可能在心里骂我，也可能只是觉得自己选错人，但她什么都没说。

吃到一半我提房租的事，照例打开记账软件，把这个月的支出列出来，让她转我2500。她握着筷子的手僵了一下，说：“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而且上个月请了半个月假，扣了挺多……能不能你先垫一下，下个月我补给你？”

这话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随口就答应了，毕竟两千五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我偏偏那会儿脑子里那根弦紧得要命，我觉得一旦我松口，就等于承认“她怀孕所以可以破例”，那以后每一次破例都会变成理所当然。

所以我拒绝得很干脆：“不行。AA制是我们结婚前说好的，规矩不能破。”

她眼眶一下就红了，声音发颤：“我不是不转，我是真的没那么多了。产检费我自己付了，叶酸、钙片也是我买的，我现在手里钱不够……”

我抬眼看她：“没钱就去赚。你现在才两个月，能上班，实在不行找兼职。”

她那一刻像是被我这句话戳穿了所有委屈，突然声音抬高：“我已经很累了，我每天吐得吃不下，你还让我去兼职？”

我皱眉，觉得她在无理取闹：“我赚钱就不累？我月薪七万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AA对我们都公平。”

她盯着我，眼泪啪嗒啪嗒掉：“公平？你七万五，我八千，AA对我公平？家务你做过吗？你回家就等着吃饭，碗也不洗。你所谓的公平，是把我当室友吧？”

我当时被她这句“室友”弄得火大，脱口而出：“家务是你自愿做的。你觉得不公平就请保姆，费用AA。”

她像是被冻住一样，半天没说话。最后她擦了眼泪，说：“行，我转。”

她转不出来，去找她闺蜜借的。我后来是从她闺蜜林玥那里听说的。林玥见到我那次眼神就像要吃人，话里话外都在讽刺我，说我月薪这么高还让孕妇借钱交房租，算不算男人。我没理她，我觉得她只是站在朋友立场情绪化。

可现在回头看，情绪化的其实是我，我把“规则”当成挡箭牌，把所有该承担的温柔都挡在外面。

苏晴从那之后就变得更沉默了。她开始把账单都拍照留存，买什么东西也不跟我说，像是在跟我划清边界。她甚至开始把冰箱里她买的孕妇奶贴标签，写“苏晴”。我看到时冷笑了一声，说：“家里的东西算共同，你贴标签有意义吗？”

她没回应，只是把牛奶抱回卧室。那动作很轻，但我看得出来，她的手在抖。

有天她说要去产检，问我能不能陪她半天。我那天上午确实有个会，但并不是非我不可。我还是说：“没空，你自己去。产检费记得AA。”

她站在门口，鞋都穿好了，又回头看我一眼：“陈默，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

我当时还在回邮件，头也没抬：“别上纲上线，我忙。”

门关上的声音不大，却像把我从她的世界里关在外面。我那时还没意识到，婚姻里很多崩塌不是爆炸，而是这种一次次的小声关门。

苏晴公司的情况也不顺。她在广告公司做策划，项目紧、加班多。怀孕后状态下滑，领导给她脸色，她想调岗，结果要么降薪，要么继续拼命。她没得选，只能继续加班。她的脸越来越瘦，腰背却开始沉，走路像背着一块看不见的石头。

我也不是完全没看见。有一次凌晨一点，我醒来喝水，发现她坐在客厅地上，背靠着沙发，手里攥着一张单子，像在算什么。她听见动静赶紧把单子塞进包里，抬头笑：“你醒啦？我刚喝了点水。”

我那时候还挺自得，觉得她总算学会自己扛。现在想想，那可能是她在算自己还能撑多久。

后来矛盾彻底爆发，是一个很小的事：我点了外卖。

那天她加班到十点多，回家脸色难看得不行，一进门就扶着墙干呕。她问我：“家里有饭吗？我饿得不行。”

我说我吃过外卖了，她要吃自己做，或者点外卖，费用AA。

她站在玄关，手捂着肚子，像是怕孩子被她的呕吐震到。她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那笑特别冷：“陈默，我们离婚吧。”

我第一反应不是慌，是被冒犯的怒：“就因为这点事？”

她摇头：“不是这点事，是每一件事。你把我当合伙人，连合伙人都不至于这样。至少合伙人还会在我生病时问一句要不要帮忙。”

我那时嘴硬：“离婚可以，财产平分，押金一人一半。孩子你自己决定，跟我没关系。”

话说出口那一刻，她的脸色彻底失去温度。她没再跟我吵，转身进卧室把门关上。我坐在沙发上，心里有点发虚，但又觉得自己没错：我只是把事说清楚。

第二天她就搬走了。没哭没闹，带走她的衣服、护肤品，还有几本孕期书。我看见她抱着一箱东西出门时，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她走得很慢。她没回头。我当时居然还有点松一口气：终于安静了，终于不用天天被她情绪影响。

我不知道她搬去了哪，后来才知道，是公司附近一个很小的单间。没有厨房，卫生间潮得发霉。她为了省钱，晚上就吃便利店的饭团，早上喝豆浆顶着。我是从陈静那里听说的。

陈静是我姐姐，跟我不是一个性格。她脾气直，也更有人味儿。她以前就不太赞同我搞AA制，说夫妻算那么清楚，迟早出事。我不爱听，总觉得她站着说话不腰疼。

苏晴搬走后没多久，离婚手续还没办，我还是照样把账单发她，叫她把这个月剩下的AA结一下，连我那天点外卖的钱也算进去。她回我一句：“你随便。”然后转了钱，把我拉黑。

我那时火更大，觉得她不讲理，觉得她用怀孕当筹码。可我没想到，她走以后，生活并没有变轻松，反而像少了一块稳住我的东西。

家里开始乱了。我不会做饭，外卖吃到胃疼。衣服堆成山，袜子找不到。以前我觉得家务不值一提，现在才知道，没人做的时候它就像水一样漫上来，把你所有时间都泡软。更要命的是，我突然开始睡不好。夜里醒来，屋里空得发响，我会下意识喊一声“苏晴”，喊完才发现没人应。

但这些还不够把我打醒。真正把我打醒的，是三个月后的一个电话。

那天我正开会，手机震动得厉害，我看见是陌生号码，本来不想接，结果对方连打三次。我出去接起，电话那头是医院急诊的护士，声音很快：“请问是陈默先生吗？苏晴女士现在在我们医院，她有先兆流产的情况，需要家属签字，麻烦您尽快过来。”

我脑子“嗡”一下，手心全是汗：“她……她怎么会在医院？她不是——”

护士说：“她刚才在路边晕倒了，送来时血压很低，情绪也不稳定，现在需要住院保胎。”

我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手抖得厉害。红灯我都不敢看，怕一停下来就崩。那一路我脑子里乱得像被撕碎的纸：她怎么会晕倒？她不是一直能扛吗？她怎么会先兆流产？她不是一直说没事吗？

我冲进急诊时，看见她躺在病床上，脸白得像纸，嘴唇没血色，身上还穿着那件我记得的灰色外套。她眼睛半睁着，像是想看清谁来了，又像是没力气。她看见我，眼神里没有惊喜，也没有求助，只是淡淡一瞥，然后把眼睛闭上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特别慌，我想说对不起，想说我错了，想说你别吓我，可喉咙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

医生把我叫出去，说情况不算最坏，但必须住院保胎，不能再熬夜、不能再劳累、情绪也不能起伏太大。医生说：“你是她丈夫？她现在压力很大，别刺激她。”

我站在走廊里，听见“丈夫”两个字，突然有种很荒谬的感觉。我是她丈夫，可我做过什么像丈夫的事？我给过她什么？除了账单和规矩。

我回病房，她的闺蜜林玥也在。林玥看见我，脸立刻沉下来：“你还有脸来？”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又发现解释什么都像借口。林玥指着我压低声音：“她为了你那点所谓公平，怀着孕还加班到半夜。她吐得吃不下，还怕没钱，连保胎的钱都舍不得用。你知道她前几天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她不敢请假，因为怕你又拿AA说事，怕你觉得她没贡献。”

我听到这里，胸口像被人狠狠捶了一下。

我本来还想逞强，说“这不是我逼的”，可话到嘴边，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不是我逼的？可如果我当初不是把钱算到那种程度，她会这么拼命吗？她会拖着肚子去上班吗？她会为了几千块把自己逼到晕倒吗？

我走到床边，她还没醒。她手背上插着针，青筋清晰。我突然想起结婚前我说过“我会照顾你”，那句话当时说得挺顺口，像承诺一个简单的动作，可现在看，它简直像笑话。

她醒来时已经傍晚了，眼神虚得厉害。她看见我，第一句话不是骂我，也不是求我，而是问：“费用怎么算？”

我愣住：“什么？”

她声音很轻：“住院费、检查费……你要AA吗？”

那一刻我真的绷不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像有人把你最硬的盔甲一片片拆掉，你才发现里面全是烂肉。我站在床边，突然控制不住地蹲下去，手捂住脸，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我哭得很难看，像个彻底失控的人。我听见自己嗓子哑得发出气音：“不AA了……苏晴，不AA了……我给你出，我全出……你别这样问我……”

她没说话。我抬头看她，她眼里有水，但没有掉下来。她只是看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她说：“陈默，你知道吗？我不是在乎钱，我在乎的是，我怀着你的孩子，你却把我当一项成本。”

我那一刻想反驳，想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发现我就是那个意思。我的逻辑里，家庭是成本控制，婚姻是风险管理，怀孕是她的“个人选择”，我只负责不被拖累。我把人逼到病床上，还觉得自己在坚持原则。

我张着嘴，半天只挤出一句：“对不起。”

她轻轻摇头：“别对不起了，没意义。你改不了的。”

我急了：“我能改，我真的能改。我把钱都给你，我不算了，我以后——”

她打断我：“不是钱的问题。你现在说这些，是因为你怕孩子出事。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每天吐得站不稳的时候，我也怕。你不在。我一个人去医院排队的时候，我也怕。你不在。我被你逼得去借钱的时候，我更怕。你还是不在。”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在走廊坐到凌晨，陈静赶来时，看见我眼睛肿得像被揍。她没骂我，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你终于知道疼了。”

我问她：“姐，我是不是完了？”

她看我一眼：“你不是完了，你是该醒了。你以为你守住了钱，就是守住了自己，其实你守住的只有孤独。你把人推走了，家就没了。”

三个月后，我抱头痛哭那一刻，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我终于被现实逼到承认：我那套AA制从来不是什么公平，是我用来逃避责任、逃避付出、逃避被需要的借口。我怕付出，怕付出以后不被感谢，怕自己成了傻子，所以我干脆把所有事都变成数字，数字不会背叛人。

可苏晴不是数字。孩子也不是。

我后来把住院费全缴了，连她之前产检的票据都找她要来想补给她。她没要。她说：“别补了，补不回来的。”

我想过求她回家，想过痛改前非，可她只是很平静地说：“陈默，你改不改是你的事。我不想再赌一次了。”

那几天她在医院保胎，我每天去，但她大多数时候都闭着眼。我给她买粥买水果，她也只是说“放那儿”。我想碰她的手，她会很轻地抽回去。那种拒绝不激烈，却让人无处可逃。

我终于明白，最残忍的不是吵架，是她连吵都懒得吵了。

出院那天，她让林玥来接她。她没有回我们那套房子，直接去了她租的地方。走之前她看了我一眼，说：“离婚的事，你找律师吧。抚养费你按法律来，我不占你便宜。”

听到“不占你便宜”这五个字，我又想哭。她明明是在用我最信奉的语言跟我告别。

后来离婚办了。她的名字从我的户口本上划掉那一刻，我坐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捏着那张红本，突然觉得很空。我以前以为婚姻最怕的是钱算不清，结果我算得清清楚楚，还是把人算没了。

我开始频繁想起过去：她孕吐时靠着墙喘气、她给我做饭时额头冒汗、她在微信里问我“你能陪我吗”——我每一次冷淡的回复，现在都像回旋镖扎回来。

再后来，我公司裁员。我本来一直自信，觉得我这种核心技术不可能被裁，可现实就是这么不讲情面。裁员名单里有我。那天我从会议室出来，手脚发凉。更糟的是，我之前买的基金股票一路跌，我硬扛着不卖，想等反弹，结果越跌越狠。我不甘心，又加杠杆，最后爆仓。

我一夜之间从“月薪75000的精英”变成了欠债的人。催收电话像闹钟一样准时响，朋友借的钱要还，房租要交。那套我自以为牢固的“掌控感”，碎得连渣都不剩。

我第一次体会到苏晴当初那种被钱逼到窒息的感觉。原来不是“没钱就去赚”那么简单，原来人在压力面前是真的会喘不上气，是真的会绝望。

那天深夜我坐在空房子里，屋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想起苏晴当初问我“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我当时说我忙。我现在不忙了，忙不起来了。可她也不在了。

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我当初坚持AA制，其实不是为了公平，是为了让我永远不欠任何人。我不欠苏晴，所以我可以不陪她产检；我不欠她，所以我可以不管她孕吐；我不欠她，所以我可以在她最需要依靠的时候转身回卧室关门。可婚姻哪有“不欠”这一说？真正的家，本来就是你欠我一点、我欠你一点，欠着欠着就成了一辈子。

我撑到第三个月，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甚至动过很糟糕的念头。后来是陈静把我从那种状态里拽出来。她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帮我跟债主协调，逼我找工作，哪怕工资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我也去找过苏晴一次。不是去求复合，我不配。我只是想告诉她，我明白了。可我站在她楼下很久，没敢按门铃。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小心、很努力，也许身边有朋友照顾，也许她学会了不再相信我。我的出现，只会让她紧张。

后来我听陈静说，苏晴孩子保住了，情况稳定，预产期在秋天。那一刻我在公交车上，手机握得发烫，眼泪掉在手背上。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把一箱孕妇奶都要她AA一半，想起自己说“怀孕是你的事”，想起自己在她最孤独的时候只会掏出记账APP。

我在车上抱着头哭，哭得肩膀发抖，旁边的人以为我失恋了。我也算失恋吧，只不过我失去的不是恋爱，是一个家，是一个本来愿意跟我共度一生的人。

我现在还在还债，日子过得很普通。那套表格一样的生活早就没了，剩下的只有一种迟来的清醒：如果一个男人连怀孕的妻子都能用“AA制”推开，那他最后得到的“公平”，多半就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所有回旋镖。

至于苏晴，我没有资格再去打扰。我只希望她和孩子平安。抚养费我会按时给，哪怕我再穷，也不会再把“规矩”当成挡箭牌。因为我终于懂了，家不是算出来的，是你在对方最难的时候，愿意往前一步撑起来的。可惜我懂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