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代号秋蝉，墓碑上不敢刻真名：最孤独的五重间谍，到死都在演戏

袁殊，在情报界，他是唯一的神话，也是唯一的孤魂。

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五副面具。

抗战胜利了，他是功臣，却必须改名换姓，他活着，名字却死了。

——《壹》——

1931年的上海，空气里都是火药和油墨的味道，那是袁殊最想做英雄，却最不像间谍的时候，那年他20岁，刚从日本回来，满脑子都是狂热的左翼思想。

“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没人敢说话，他敢，他不但敢，还大张旗鼓地发报道，硬是把国民党的遮羞布给扯了下来。

这时候的袁殊，红得刺眼。

潘汉年找到了他，这是中共情报战线的顶级操盘手，潘汉年看着这个热血青年，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想真正为党工作，就得把这一身红色褪干净。”

怎么褪？变灰，变黑，变烂。

从那天起，那个激进的左翼青年“死”了，袁殊开始混迹十里洋场，学着喝花酒，学着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租界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932年，机会来了。

他的表哥贾伯涛是黄埔一期生，正经的国民党嫡系，经由这层关系，袁殊敲开了国民党中统的大门，面试他的是中统头子吴醒亚。

这是一场拿命做赌注的面试。

袁殊没有像普通特工那样唯唯诺诺，他一脸市侩，大谈自己在日本的关系，大谈如何利用新闻记者身份刺探消息，他甚至主动卖给了中统一些“左翼情报”。

当然，这都是潘汉年精心挑选的、过时的、无关痛痒的消息。

吴醒亚信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贪财、爱名、有路子，正好是一把好用的脏刀，袁殊就这样成了中统的情报股股长。

这是他的第二重身份。

那天晚上，袁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脸熟悉又陌生，他刚刚向敌人宣誓效忠，但他口袋里装着的，是中共特科红队的接头暗号，戏，开场了。

——《贰》——

只要一只脚踏进泥潭，你就得学会游泳，有了中统记者的身份，袁殊把目光投向了虹口，日本人的地盘，1933年，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但他看不透袁殊。

他眼里的袁殊，是个精通日语、对南京政府不满、渴望在日本寻找出路的聪明人，袁殊投其所好，把从中统那里搞来的关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报，转手送给了日本人。

中统以为袁殊在套日本人的话。

日本人以为袁殊在卖国民党的底，只有袁殊自己知道，这两边的情报，最终都摆在了延安的案头，岩井英一大喜过望，甚至按月给袁殊发津贴。

这是袁殊的第三重身份：日方情报员。

但意外总比计划快，1935年，著名的“怪西人案”爆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被捕，牵出了一连串名单，袁殊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被捕了，关在湖北反省院。

这是真正的生死局，如果他扛不住，潘汉年、上海地下党线、中统内线将全军覆没，如果他扛得太死，国民党会怀疑他的背景。

袁殊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承认了自己是“受人利用”加入了激进组织，但对核心机密只字未提，同时利用父亲是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的关系四处运作。

他赌赢了，国民党觉得他只是个“误入歧途”的青年。

关了8个月，放了，出狱后的袁殊，成了断线的风筝，组织为了安全暂时切断了联系，他没饭吃，没路走，但他知道，只要身份还在，这盘棋就能活。

为了在这乱世立足，1937年，他干了一件更绝的事：拜杜月笙为师。

在上海，黑帮有时候比政府管用，袁殊开了香堂，成了青红帮的“通”字辈弟子，和杜月笙成了师兄弟。这是他的第四重身份。

有了黑帮护身，有了日本关系，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找上门了。

戴笠看中了袁殊手里那条通往日本高层的线，在戴笠眼里，袁殊是个难得的“日本通”，戴笠亲自登门，在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前，极尽拉拢之意。

袁殊不动声色，他此时已经重新联系上了潘汉年。

潘汉年的指令只有两个字：“答应。”1937年，抗战爆发，袁殊正式加入军统，被任命为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这是第五重身份。

此时的袁殊，手握日本人的津贴。

全天下最荒诞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叁》——

1939年，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魔鬼横行，而在宝山路，袁殊建起了一座“岩井公馆”，表面上，这是日本人专门搜集中国情报的机构，袁殊是这里的全权负责人。

在上海市民眼里，袁殊成了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他出任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甚至当了伪江苏省教育厅长，那是他人生最黑暗，也最辉煌的时刻，走在街上，有人想朝他扔石头。

回到家里，连亲戚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谁能想到，这座“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在上海最安全的堡垒？袁殊把这里变成了“自家后院”，岩井英一给了袁殊一大笔钱。

让他买印刷机，办刊物，替日本人做宣传。

袁殊拿了钱，转手就安排中共地下党员混进来，恽逸群、翁从六……一个个中共特工，穿着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进这个日本情报机构上班。

他们拿着日本人的工资，用着日本人的设备。

编印出的却是宣传抗日的《新中国报》，更疯狂的是，袁殊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一部秘密电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子底下，一道道红色电波，穿过层层封锁，直飞延安。

情报，源源不断。

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向日本妥协，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袁殊第一时间拿到了核心情报，延安迅速揭露了这一阴谋，震惊了英法，迫使他们收敛。

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

这个改变二战进程的绝密情报，通过袁殊的手，传到了党中央，随后，又是关于日军动向的战略级情报：“日军将停止北进，转而南下。”

这意味着苏联远东无战事，苏联红军可以抽调兵力西线抗德。

意味着中共在华北的压力将产生变化，这每一个字，都是袁殊提着脑袋换来的，为了维持这些关系，他必须演得比汉奸还像汉奸。

他要陪日本人喝酒，要帮汪伪政府站台。

他的母亲无法忍受儿子的“堕落”，在痛苦和不解中，对他失望透顶，袁殊不能解释，一句都不能解释，哪怕是面对最亲的人。

他也只能咽下所有的委屈，换上一副玩世不恭的笑脸。

他孤独吗？或许吧，在深夜的岩井公馆，看着窗外日军巡逻队的探照灯划过夜空，他只能独自抚摸那把只有自己知道真相的枪。

他清楚，只要他活着一天，骂名就会伴随他一天。

——《肆》——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戏，终于要落幕了，军统的戴笠想起来他在上海还有个少将组长袁殊，准备重用他，让他去肃清日伪资产。

但袁殊知道，军统的饭，吃到头了。

10月7日，袁殊接到了组织的撤退命令，他最后看了一眼大上海的繁华，这一走，袁殊这个名字，就要彻底消失了。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趁着夜色，来到了苏北解放区。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凯旋的仪式，因为他的身份太复杂了，在国统区，他是通缉的“叛徒”，在不知情的群众眼里，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走狗。

为了保护他，也为了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改名。

从此，世上再无袁殊，只有一个叫“曾达斋”的中年干部，这不是一个名字的变更，这是对他前半生所有荣耀与屈辱的物理封存。

他的孩子们从小只知道父亲叫曾达斋。

只知道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不知道父亲曾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五面人”，1949年后，他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默默无闻。

但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那样复杂的经历，注定了他后半生的路不会平坦。

1955年，袁殊被带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漫长岁月，1982年，他终于恢复了自由，此时，他已经是一个71岁的垂暮老人。

但他依然记得那些代号，记得那些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

他唯一的愿望，是想把名字改回来，他说：“纵观我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那是他用青春、热血和一世骂名铸就的勋章。

1987年，袁殊在北京病逝，他走得很安静。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墓碑上用的是化名“曾达斋”，这是一个特工最后的宿命，生前，为了信仰，他隐去了真容，死后，为了历史，他隐去了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