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养兵125 万大军，为何越养越弱？

话说公元1061年，大宋嘉佑六年，苏轼苏辙哥俩又考了回试，这事儿被吹得天花乱坠。可比起这俩考试机器的高光时刻，真正该上心的是司马光刚递上去的那三份奏疏。尤其是论军队精简的那篇，简直戳中了大宋的命门，冗兵这颗毒LIU，养着屁用不顶，裁又裁不掉，纯属崩了个寂寞。

谁都知道大宋冗兵离谱。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那会儿，南征北战也就37万人马。一百多年过去，宋仁宗手里愣是攒出125万大军，翻了三倍还多。这是什么概念？全国680多万纳税户，平均5.5户就得养一个兵。为此，大宋每年财政收入约6000多万贯，其中5000万贯用于军费，占比高达八成，结果呢？打西夏打不过，连侬智高这种土匪都能在两广横着走，战斗力拉胯到姥姥家。

而冗兵问题已成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裁军是解决方案。就像胖子生病先减肥，这是共识。但如何裁军，却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思路，而这也埋下了后来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的伏笔。

两种方案的比较

已经年纪长到不用砸钢的司马光，在嘉佑三札中提出的思路相当朴素。微观层面，他希望挑选士兵的官员能尽心尽责，只选拔身强力壮、符合标准的人，同时派人监督全程，杜绝徇私舞弊的情况，一旦发现违规便严肃追责。宏观层面，则要求宰相枢密使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合理控制征兵的总量。

兵贵精不贵多，这便是他的核心原则。这套思路看起来简单直白，甚至带着点农村老农民般的实在，却恰恰体现了司马光的改革逻辑，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做调整，依靠执行人的道德操守来解决问题。

而另一套思路则激进得多，主张从制度底层彻底变革，废除当下实行的募兵制，恢复唐朝初年的府兵制。这在当时算得上政治正确，众多名臣乃至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

募兵制是国家花钱招募常备军，兵农分离。它的缺点不仅在于沉重的财政负担，更让朝廷时刻忌惮军队造反。五代乱世的阴影尚未消散，军头拥兵自重的风险如芒在背。狄青的悲剧，正是源于士大夫群体对武将的深层不信任。

府兵制则是兵农合一，国家分给农民土地，免除他们的赋税，农民战时当兵，闲时务农，武器装备也需自备。好处显而易见，既省钱又能隔绝兵将之间的紧密联系，降低造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府兵大多是良家子弟，战友多是同乡亲友，凝聚力、荣誉感和战斗力自然更强。

从北周到唐太宗时期，府兵制曾经缔造出一支支强大的军队，古罗马军团也有类似的组织方式。兵农合一让军队与社会紧密相连，避免了募兵制下士兵被社会歧视、逐渐沦为兵痞的隐患。如此看来，恢复府兵制似乎成了完美的改革方案。

然而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大宋朝并非没有尝试过恢复府兵制，只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将修武备纳入十条核心措施，计划先在开封附近试点，组织农民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竟是他的铁杆盟友于静。于静直言不讳，此前河北曾试点过类似制度，结果不仅耽误了农时，还打草惊蛇，最终得不偿失。这条看似美好的措施，最终在改革派内部就被否决，连推行的机会都没有。

八年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保甲法的本质仍是恢复府兵制，可结果同样因为扰民严重而不了了之。为何这样一套看似完美的制度，在宋朝就行不通？司马光当年的反对理由，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司马光认为，唐朝府兵制能够推行，前提是朝廷给农民分地并免除赋税。而宋朝在不减免赋税的情况下，让农民额外承担军事训练的任务，相当于让百姓同时挑起两副重担，这根本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更危险的是，一旦农民承受不住这样的负担，很可能会选择反抗，而这些经过军事训练、持有武器的人，届时就会变成训练有素的反贼。

改革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这是司马光提出的核心问题。新的力量还未成型，旧的力量又不能轻易撤销，过渡时期产生的超额成本，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都难以承受。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改革者们忽视了现状背后的合理性，也低估了理想状态下隐藏的种种代价。

而募兵制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却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当时的一个大难题。在宋朝之前，百姓需要服徭役，父子分离、耽误农时是常有的事。而募兵制让士兵包揽了徭役，百姓得以专心种地，生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韩琦就曾认为，募兵制本质上是一项仁政。

此外，每当灾荒年间，朝廷可以通过招兵的方式收编流民和流氓地痞，既解决了这些人的生计问题，也消除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隐患。曾巩就曾称赞这种设计，让坏人去保卫国家，让好人能安居乐业，实在巧妙。宋太祖更是对这项制度颇为得意，认为它能让子孙百代都受益。

可府兵制的推行，还需要特定的社会土壤。唐朝有均田制作为基础，当时的战争多为速战速决，战场离府兵的家乡也不算遥远。而宋朝不仅没有均田制作为支撑，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战争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想要恢复府兵制，相当于要让整个社会退回唐朝初年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到司马光的改革思路，我们不难发现，这位看似保守的反对派，并非看不到当时制度的问题，而是更清楚改革背后隐藏的巨大代价。他反对大刀阔斧的制度再造，主张在现有框架内依靠人的道德和能力进行改进，这并非顽固不化，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考量。

所有带着玫瑰色憧憬的改革背后，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巨大代价。成熟的改革者，不仅要看到改革能带来的好处，更要看清好处背后需要付出的成本。就像那个流传甚广的偷牛贼的故事，他心疼钱，又嫌牛粪臭，一开始选择挨板子，可中途实在受不了，又改成吃牛粪，最后还是交了钱，却白白挨了打、受了罪。

事实上，国家治理与人生道理其实也相通，走弯路往往是因为要么看不见代价背后的好处，要么忽视了好处背后的代价。大宋冗兵裁不掉的难题，本质上就是改革理想与现实成本之间的博弈。而司马光的思路或许不够激进，不够吸引眼球，却恰恰提醒我们，任何改革都需要脚踏实地，兼顾可行性与承受力，不能只凭着一腔热血便盲目推进。

只是国事与人不同的点在于，一人之命运，首重认知。

而一国之国运，即为人谋，亦有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