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时间定格在1872年腊月二十六。
大理这座古城，这时候连呼吸都带着血腥气。
往外看，清军把城围得那是水泄不通，连只鸟都飞不出去；往里瞧，米缸早见底了。
他没去拿刀，也没去整兵，而是让人备了一碗特殊的“汤”——孔雀胆。
穿戴整齐，那是他那身显眼的“总统兵马大元帅”行头，仰脖子一口闷了毒药，然后坐上轿子，晃晃悠悠出了城，直奔清军大营去“投降”。
这完全是在拿命换命。
他盘算着，用自己这颗脑袋，给城里那几万老百姓换张活命的通行证。
也就是这一把，他输了个精光。
紧接着，大理城的城门被撞开，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让人头皮发麻的清洗。
可要是把目光放长远点，你会发现，这场打了十八年的拉锯战，说白了就是一场关于“怎么选”的生死局。
要把日历翻回1866年，不管横看竖看，刘岳昭接到的活儿，那就是去送人头的。
官衔是好听，可刘岳昭心里那把算盘一拨拉，全是亏本买卖。
咱们瞅瞅当时的云南是个啥光景？
再看看刘岳昭手里的底牌？
湘军满打满算七千人。
哪怕后来拼了老命招兵买马，连一万的整天数都没凑齐。
领着不到一万的外地兵，去跟三十万熟门熟路、民风强悍的本地回军硬碰硬？
这就不是螳螂挡车了，纯属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
换个愣头青，没准脑子一热为了皇恩浩荡就冲进去了。
但刘岳昭是老油条，摆在他面前的这道选择题太要命：去，还是不去？
打，还是不打？
他眼珠一转，选了个偏门：磨洋工。
刘岳昭给上面回话，理由找得那叫一个溜：贵州那边的苗民还没安顿好，我这心里不踏实，走不开啊。
这一磨蹭就是整整两年。
一直拖到1868年，朝廷那边实在坐不住了，直接给他扣了个云贵总督的高帽，那意思很明白：这回必须得动身了。
官位升了，躲是躲不过去了。
进了云南地界，刘岳昭又得面对第二个大难题：这仗，到底该咋打？
硬拼肯定是找死，那点家底填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
刘岳昭敏锐地嗅到了云南战场的一个特殊味道——这地方不缺卖命的打手，缺的是能“镇场子”的大佬。
当时的棋盘上蹲着两只猛虎：
一只是岑毓英带的“滇军”，正宗的地头蛇，打仗猛，但在朝廷没啥根基。
另一伙更有意思，马如龙、马德新这帮“招安回军”。
这帮人原先是造反派，后来改换门庭投了清廷。
枪杆子有人也有，就是身份尴尬，急着找个大树好乘凉，把自个儿洗白。
刘岳昭这笔账算得贼精：与其让自家那点湘军去当炮灰，不如把这两把“借来的刀”耍起来。
史书《湘军记》里把这层窗户纸捅得很破：“马如龙则倚刘岳昭自固，师事岳昭。”
说白了，马如龙得管刘岳昭叫声恩师，借着总督这块金字招牌保平安；刘岳昭呢，就借马如龙的兵去压制其他造反的回军。
至于那些攻城拔寨、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苦活累活？
“凡有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毓英）。”
这招简直绝了。
刘岳昭直接转型成了“总包工头”，具体的施工任务，全分包给了岑毓英和马如龙。
事实证明，这套活法才是湘军的保命符。
1868年，刘岳昭也试着“亲自操刀”过一回。
为了保昆明的粮道，他带兵去偷袭寻甸。
结果咋样？
最后咋整的？
还是得靠那套软硬兼施的把戏，连打带哄，把守城的将领招安了，这才勉强进了寻甸城。
经此一役，刘岳昭彻底死了心，铁了心要当“缩头乌龟”。
他当初起兵，纯粹是被逼得没活路了。
1845年，保山那边汉回两族打群架，官府拉偏架拉得没边，清军一口气杀了他全家十五口，连未婚妻都被抢跑了。
摊上这事儿，一般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直接造反。
1847年，他硬是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都察院告状。
一个边疆穷秀才，想在皇城根下告倒封疆大吏？
结局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不但官司输了，回到云南还成了通缉犯，直接被关进大牢。
直到1856年起义火起，大伙把他从牢里救出来，推举他当“总统兵马大元帅”，这条路，实在是没辙了才走的。
他搞那个“平南国”，非要推行全面伊斯兰化，连通用语都换成了阿拉伯语。
这在当时的云南，聚拢回民是行，可把大把的汉族、彝族全推到了对面。
加上两边常年仇杀，仇恨深得解不开。
史料上写着，大理周边那是“百里无人烟，十里无鸡鸣”。
这种焦土搞法，让他后期的兵源彻底枯竭，本来想搞人民战争，结果自己成了被人民包围的那个。
到了1871年，大势已去。
他派义子刘道衡带着一个八人团，揣着大把金银珠宝，漂洋过海去搬救兵。
找谁？
找英国人，找土耳其人。
他指望着能蹭上“日不落帝国”的大腿，更想从土耳其那借来天兵天将。
这完全是溺水的人乱抓稻草。
别说路远得要命，远水救不了近火，单看那时候的国际盘口，列强眼里只有利益。
一个眼瞅着要完蛋的内陆割据小朝廷，有半毛钱投资价值吗？
当刘道衡还在海上飘着呢，大理城的丧钟就已经敲响了。
回过头来复盘这场仗，刘岳昭的湘军到底演了个啥角色？
说难听点，就是个跑龙套的。
从1870年到1872年，云南收复五十多个州县的硬仗，全是岑毓英的滇军和马如龙的降军拿命换来的。
刘岳昭的湘军干啥了？
守着东边的昭通、曲靖，只要后路不断就算完事。
可这也正是刘岳昭的高明之处。
他早把朝廷的底牌看穿了：上面要的是“平定”这两个字，至于谁打下来的，不重要；只要总督大印在他刘岳昭手里，功劳簿上头一份就跑不了。
而现在，他也是胜利者，稳稳当当坐着总督的位子，看着岑毓英和马如龙在前线拼死拼活。
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通透。
当他在大理城头最后一次眺望苍山洱海的时候，不知道脑子里会不会闪过1847年那个充满希望去北京告状的秋天。
那会儿他信的是公理。
临了，他只能信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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