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为啥到晚年才尽？一切从萧衍建立南梁时，江淹做了一个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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朐山一役，南梁虽然取得大胜，但邻近朐山、地处偏僻海岛上的郁洲（时为青、冀二州的州治），仍在风雨飘摇之中。

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是萧衍立国前发动宫廷兵变、杀死东昏侯的主谋之一。张稷自以为功劳很大，但萧衍接受禅让后，他仍任侍中、护军将军等职，而且又因为不大不小的错事被两次免职。以后挂名散骑常侍，实际上却去担当吴兴郡太守。张稷心中不满，牢骚满腹。

508年十月入朝为尚书右仆射，他还是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在宫廷里陪宴，灌了一肚子闷酒，满脸怨愤，嘴粗舌头短，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胡话，又夸耀当年如何刺杀昏君的功绩。梁武帝萧衍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禁不住讥刺道：“杀死自己的君王，有什么可以称道呢！”这正给张稷火上加油，他借醉发泄道：“东昏侯当年如此暴虐，义师也来征讨，如果杀昏君无可称道，岂止小臣一人？”梁武帝听了正如当头一棒，无可奈何地捋着胡须道：“张公的话，可真吓人！”

1、沈约的才华

张稷酒醒以后，回想起来，又恨又怕，他不敢再耽在朝中，要求调任外职。想不到梁武帝会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栖身郁洲孤岛之上，所属郡县十有八九徒有其名。

朐山的大胜对张稷并没有多大的鼓舞，他只认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聊度残生，因而对州事不闻不问。僚属们和他又再放手敲诈勒索百姓。官逼民反，513年二月里，郁洲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府，杀死张稷，投降北魏。

虽然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梁武帝想到张稷，不仅不为他的丧命感到可惜，反而仍对他心存芥蒂。这一天，正好侍中、太子少傅沈约在跟前，梁武帝又说到了这些往事，以为沈约一定会顺从自己，大骂张稷一通，不料沈约却冷冷地说：“贵为尚书左仆射，却去治理小小的边州，这样的事都已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谈论了！”梁武帝忽地想到沈约和张稷是姻亲，沈约这些话明明是在为张稷喊冤叫屈，不免恼羞成怒，大声呵责道：“你说这些话，能称得上是忠臣吗？”

沈约跟随梁武帝十多年，很少见到他这样发脾气，只得闭嘴不作声。梁武帝气得坐上轿子即回内宫。沈约知道冒犯了皇上，痴呆地坐在殿上，久久还不知道梁武帝已走。以后被人搀扶着，昏沉沉地送回自己的家里。他没有看准座位就落座，一失足，一头栽到地面，就此得病卧床不起。

沈约在病中感慨万千，模模糊糊地想起许多往事：萧衍未称帝时，沈约就与他同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内，为八友之一。历尽艰辛变迁，萧衍获得朝政大权，沈约积极劝说篡代；齐和帝的禅位诏书就是沈约起草的，萧衍即位，沈约又拿曹操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劝梁武帝不要留下祸根，派人杀害了已被废为巴陵王的齐和帝。

七十三岁的沈约病入膏肓，他崇信佛教，过去曾在一篇佛前忏悔文里说：在夏天睡觉时为蚊扰而怒，打死约有一万多生命。又忏悔说：少年时曾经奸淫过一些童女等等，但对献计杀死齐和帝却从未忏悔，不免内疚。他在昏迷之中，梦见齐和帝拿着利剑，撬开他的嘴，拖出他的舌头来，一剑砍断。沈约吓得大喊而醒，余悸久久未消。他令人召来道士，写了一道给上天的奏章，大意说：过去禅代等事，都是奉命而行，不是他的本意等等。道士装神弄鬼地烧掉奏章，说是已经代奏上天。

梁武帝听说沈约病笃，派人前去探视。探视者将断舌梦和烧奏章的事一一回报。梁武帝本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对于天道报应的说法从来深信不疑，听到沈约竟将禅代和杀害齐和帝的事全都推向自己身上，从而担心齐和帝也会来找他算账，不免大为震怒，接二连三地派出使者去谴责沈约。年老病笃的沈约已是心力交瘁、奄奄一息，如何受得了皇使恶言恶语的怒骂，几天后就断了气。

沈约在刘宋时即已任官，他在宋、齐、梁三朝的官场浮沉中尝尽甜酸苦辣。他的祖父沈林之是宋武帝刘裕时的猛将，父亲沈璞曾任淮南太守，元嘉末年因故被杀，十三岁的沈约潜逃流浪，直到大赦才出头露面。从少年时起，沈约就好学不倦，废寝忘食。他母亲怕他积劳成疾，夜里减少灯油或是吹灭灯火，不让他熬夜读书。可是他却在白天读书，夜间默默背诵，从此博学善文，名声大振。刘宋朝大臣蔡兴宗先后担任郢州、荆州刺史时，都请他做主要僚属。萧齐初年，沈约跟着文惠太子萧长懋做官，受到太子特别眷宠，每次接见往往要谈到日影西斜才放他出来。他俩谈论兴浓，王侯们到了东宫，太子也不接待。可惜太子死得早，没能坐上帝位，沈约也就没有得到重用。

2、沈约的“四声”韵

沈约在朝中任官，常和文人学者交往，又醉心研究诗文，他对文字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齐时，沈约和周颙、谢眺、王融等人提倡鼓吹声律，周颙写了《四声切韵》，沈约写了《四声谱》。于是，平、上、去、入的“四声”名称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严格地讲究声韵。由于这一时期正处在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483-493），因而称这样的诗文为“永明体”。沈约等人认为他们的这一个发现，是天地未发的精灵，前人未睹的秘宝。

沈约等人实际上是总结提炼了历代诗文声韵的经验，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范，强调声律，使诗文更具有优美的轻重节奏，吟诵起来抑扬顿挫，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应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

以前的古诗多数是全篇一韵，到了与沈约同时代的几个名家，发展到两句、四句或八句换韵；过去古诗中的长短句的混用，只是偶然现象，到了沈约以后便出现有规律的长短体。这都为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

沈约等人的诗作讲究声律和对偶，他们的作品为探求和形成后世的五言、七言律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494年（南齐隆昌元年）春，沈约调任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496年离任，前后两年多。东阳山水之美令人叹绝，在玄畅楼上游目远眺，山峰连屏拥翠，双溪汇合成为婺江，波澄千里，渺然烟云。历代骚人诗客闻名前去游览，诵赋吟诗。沈约也写下了《登玄畅楼》《八咏诗》等大量诗篇。

“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岁暮愍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等句，已体现了对偶的韵味。他的《八咏诗》八句，以每句为题，又各写成一篇长诗，每篇长篇中混杂有规律的三言、五言、六言、七言长短句。《登台望秋月》中写道：“凝清夜，带秋风”，“照耀三爵台，徘徊九华殿”，“上林晚叶飒飒鸣，雁门早鸿离离度”。

这些都是探求对偶讲究音节的佳句。由于沈约的《八咏诗》被人传诵不已，后人刻诗于碑，并且将玄畅楼改名为八咏楼。楼与碑多次毁于兵祸而再重建，过去曾和南昌的滕王阁、岳阳的岳阳楼齐名，历经兴废变迁，现尚存有遗址。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沈约回京再任朝官。南梁立国，他历任尚书仆射、镇军将军、尚书令、中书令等要职。

509年，沈约密友和知交范岫出任晋陵太守，众亲友设宴饯行，沈约思绪翻腾，写下了《别范安城》（范岫曾为安城内史）诗一首：“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这首诗的辞意朴实明朗，抒发频频离合的感慨。尤其结尾以新奇的意境显示出深厚友情，耐人寻味，余韵无穷。沈约的诗大多拘于形式，这首诗风格独高，广为后人传诵。

沈约鼓吹平、上、去、入四声，自称为“入神之作”，梁武帝却丝毫不感兴趣，根本不按照什么四声去写诗。沈约在提倡“四声”的同时，又提出要防止声律上的“八病”，但这方面的论说过于烦琐，使人多所拘忌，连他本人也难于遵守。

沈约的各种作品数量之多，在同时代作家中堪数第一，因此人称“一代辞宗”。但他缺乏丰富的现实生活底蕴，一味追求声律和辞藻的华丽，因而内容较为平庸。沈约喜好读书，搜罗藏书两万卷以上，在京都首屈一指。他自己说从二十岁开始就想编著史书，终身写了近四百卷的书，大多为史书。他所编纂的《宋书》一百卷，已列入二十四史。

齐梁之际，虽然和北魏打过几次仗，但总的说来，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文坛一度百花齐放，出了不少知名之士。

3、江郎才尽

江淹（445-505）五十多岁时，当了四年的宣城郡太守，重新被调回建康担任朝官。中途，旅船停泊在一个佛寺临河的岸边，江淹在夜中梦见一个衣冠楚楚、神态潇洒的文人来找他，自称姓张名景阳，江淹记不起认识这么一个人，但来人却说：“老早我有一匹锦缎存寄你处，现在应该归还给我了。”

江淹也记不清有这么一回事，随随便便到怀中摸索，果然拿出了数尺锦缎，立即奉交来人。来人抖开来一瞧，又恨又怒，责骂道：“你怎么又裁又割？截去了那么多！”江淹就此惊醒。又一个晚上，江淹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飘然若仙、自称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者对他说：“我有一支笔在你这儿多年，应该归还了！”江淹随手探进自己怀里，果然掏出一支灿烂夺目的五色笔，送还给郭璞。

江淹比沈约早去世八年。南梁立国时，江淹五十八岁，他在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经受了沧桑巨变，人情世故磨去他头上的棱角，使他丧失了驰骋文坛的豪气。他对子弟儿孙辈们常说：“我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儿，当年也没有幻想能求得富贵，形势的变化将我推上如此高位。生平可以享受的荣华，我都已得到，应该回到草莽故居中去了！”

晚年的江淹文思迟钝，用词干涸，使人大为感叹，称其为“江郎才尽”。有些好事者编造了上述一些做梦的神话为他开脱，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江郎才尽”在后世引申为才思衰退。

江淹字文通，父亲虽曾当过县令，但他从小生长在孤苦贫困中，少年时不得不上山砍柴养活母亲。他不顾生活艰难，仍是喜欢读书，文名早扬。刘宋时开始做了南徐州从事，以后又入朝为奉朝请。南兖州（州治广陵）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喜欢招揽文士，江淹便做了他的随从僚属。后广陵县令郭彦文得罪了建平王，他的供词里牵连到江淹，说他曾经受到贿赂。

江淹横祸飞临，被抓起来投入牢狱。办案的官员和衙吏因为他不肯承认有罪，少不了棍棒交加，酷刑逼供。江淹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如何受得住这样的诬陷和毒害，他又怒又恨，拿起笔来上书给建平王。书信中说：自己本是蓬户之民、布衣之士，得以出入宫阙，做了朝官。由于深慕建平王的义气，成为门下之宾，想不到竟受人陷害，身陷囹圄，真是“履影吊心，酸鼻痛骨”。加上冤案不明，一再拖延；“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阴沉，左右无色”。他的“君子之行”竟受如此屈冤，“身非木石”，忍不住“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江淹更想到眼前“天下乐业”，而他却“抱痛圜门（监牢），含愤狱户”，只有“仰惟大王少垂明白……此心且照，死且不朽”。建平王读到他激昂悲痛的上书，当天就下令释放出狱。

建平王随后阴谋叛乱，江淹写了《效阮公诗十五首》给他，借用曹魏末年竹林七贤阮藉隐晦曲折的笔法，劝建平王不要轻举妄动。这就使建平王将他视作异己，借故贬他为建安郡（郡治今福建建瓯）的吴兴（今福建浦城）县令，一去三年，建平王自己发难失败而灭亡。

刘宋末年，萧道成辅政，再次征召江淹入朝为官。重要的表章奏疏和军事文书都由江淹执笔拟稿。南齐立国，江淹也有一份功劳。几年后，江淹兼任御史中丞，不避权贵，弹劾中书令谢朏无病装病不理公事，纠查了几个贪赃巨万的刺史，惩治了几个骄枉不法的郡太守，一时内外肃然。宋齐两朝没有出现过这么严明的御史中丞，当时人称为“近世独步”。

江淹这样做终于得罪了权贵们，不久就被调任他职，以后又出任宣城郡太守四年，随后再调回建康任秘书监。当崔慧景发兵围困京城，建康摇摇欲坠时，衣冠之士纷纷向崔慧景表示诚意，江淹却推说有病不去。以后崔慧景兵败如山倒，头颅也被挂在闹市示众，别人才推崇江淹卓有远见。

东昏侯末年，任命江淹为秘书监兼卫尉，带兵保卫宫城，江淹多次推辞还是推不掉。他说：“路人都知道带兵打仗不是我所能办的，这只不过要我挂个空名罢了！”义军兵临城下，江淹确实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准时机，待萧衍大军兵临城下时穿了便服投奔萧衍。

江淹的诗歌创作善于摹拟他人，他的《杂体诗三十首》，将两汉以来的历代名家，依各自特有的笔法来描写其人，例如《陶征君潜田居》就是以陶渊明常用的辞藻和格调来写陶渊明的。这首诗是这样的：“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原意为遮盖，这里似应引申作捆扎）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侯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这首诗有如陶渊明的自画像，如果列入陶集，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江淹为什么写这样的杂诗？他在序言中说：“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江淹是试图一一揭示出各名家的艺术风貌，以及他们的时代和地区的特点。

江淹在诗歌上虽然没有独创出多少特殊风格，但在赋上却有《别赋》《恨赋》流传千古。江淹的名字就是和这两篇赋凝结在一起的。在魏晋南北朝那种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时代里，内外战乱频仍，民生涂炭，生离死别，人们的心头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恨。江淹以别与恨为题作赋，正是表达了当时复杂社会中人们普遍的思想感情。“默然销魂者，唯别而己”是江淹《别赋》的主题。这首赋一开始就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和哀愁：在“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之时，“行子断肠，百感悽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走在旅途上的行客如此，在家的亲人是：“居人愁卧，况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一种落叶乔木）之离霜。”而且双方都是“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

《别赋》分别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离愁别恨。

有富贵者盛大的离别场面，虽然有着“龙马银鞍”“朱轩绣轴”，最后也不得不“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

有热恋中的男女之别：“春草碧色，春水渌〔lù〕（清澈）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聊聊数语却为古今多少情侣默默熟诵。其中“南浦”原从《楚辞·九歌·河伯》中“送美人兮南浦”而来，南浦就此常用以称送别之地。

《别赋》又描述了夫妻的长离久别，从军远去的凄惨泣别以及侠士剑客、学道成仙等诀别。总括起来：“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摧骨惊。”江淹认为即使有凌云雕龙那样杰出高明的文笔，也决不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

江淹的另一代表作《恨赋》，通过描写各种人物“伏恨而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的主题思想，这也是江淹经过几次宦海沉浮，对你死我活的钩心斗角强烈不满，从而寄寓于《恨赋》，倾诉悲愤。

江淹晚年时运亨通，官居高位，他住在有水池和林苑的华贵府墅中，妾侍绕周，无限逍遥。过去死难的友伴以及黎民们的痛苦早已丢在九霄云外，他的头脑已经僵化，“江郎才尽”势在必然。

江淹是济阳考城人，后世有人将考城误为今河南兰考县。根据一些史籍和地方志所载，他的故里江家集（或称江集村），由于黄河河道多次变迁，已归入河南民权县的腹地。后代有人目睹其墓，想起“江郎才尽”的梦幻故事，不免有怀古之思。南宋诗人范成大《江光禄墓》（江淹曾任金紫光禄大夫）诗说：“采笔提来恐未真，又闻锁锦梦中嗔；辞中漫说多神笔，毕竟还符郭景纯（即郭璞）。”清代贡生张良珂《江墓怀古》诗更使人感慨：“衰柳摇风古渡头，残碑尚记醴泉侯（江淹封爵）；生花妙笔归何处？满眼蓬蒿一土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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