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毛主席与周世钊重逢，聊天中提起贺子珍：她不太喜欢跳舞

1950年10月的北京，秋意已经很浓。天安门城楼上礼炮轰鸣时，一个从长沙来的人，站在人群里抬头望着城楼，心里盘旋的却是湖南口音的一句老称呼——“润之”。这个人就是周世钊，与毛主席在湖南同窗的故人，相别已是半个世纪。

国庆观礼结束，他按习惯把当天的见闻记在小本子上，却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中南海的电话会直接打到他的住所，告诉他：“毛主席要接见你。”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拉开了重续旧情的序幕。彼此的经历早已大不相同，但少年时代的一张课桌、一床被子，却像一根线，把他们又拴回到一起。

有意思的是，这次重逢中的一段闲谈，竟牵出了延安窑洞里的舞会灯火，和那位“不太喜欢跳舞”的贺子珍。

一、从长沙一张课桌说起

故事还得从1913年的长沙说起。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报招收新生，一句“学费全免、膳食费低廉”，一下戳中了许多寒门子弟的心。毛泽东二十岁，已经在乡里读过私塾、当过短期兵，见识比同龄人多一些，看了广告便萌生念头：靠念书找一条新路。

说服父亲并不容易，但他还是拿着破旧行李进了长沙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师。同一年，年仅十六岁的周世钊也被同一则广告打动，家境窘迫，他明白，再不走出乡村，以后一辈子就定了，于是硬着头皮报了名，最后也顺利录取。

进校后的安排颇有点巧。两人同宿舍，同教室，甚至同桌而坐。一个高个子，寡言少笑，读起书来皱着眉头；一个年纪小一些，性情坦率，对这位“毛大哥”既好奇又敬重。时间一长，同乡、同学、同桌带来的那种亲近感，就自然生长起来了。

1914年，湖南几所师范合并，四师并入第一师范。转学时，两人一起提着行李进了新校门，从此师从徐特立、杨昌济等人。课堂之外，他们常在走廊、操场边边角角讨论文章，谈得最多的并不是科举前程，而是国家出路。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花不少时间看报。他把国内外形势、军阀混战、列强瓜分一条条划出来，边看边记，遇到想不明白的问题，便拿给周世钊他们一起讨论。有些夜里，宿舍熄灯很久，床铺上还压着散开的报纸。

周世钊受影响很大。原本只是想“读书改变命运”，渐渐也养成了早起读古文、分析时局的习惯。《古文辞类纂》放在枕边，翻烂了好几本。两人对待古文，都觉得不能“死敬”，而要用分析、批判的眼光，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再同西方新思潮对照着看。

在学校一次“人物互选”活动中，师生按照文学功底、品行、胆识等方面投票推举学生代表。毛泽东得票最多，排在第一；周世钊紧随其后，名列第二。这样的结果，说明在同学眼里，两个人都是“站得住”的。

后来，同学间流传一句话：有问题，去问毛润之；想劝他休息，就找周世钊。一个总有主意，一个总能把话说得圆润。

二、各走一条路，却没断线

1918年4月，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齐聚一堂，想要用团体的方式探索“救国之路”。这次发起会议，周世钊因为有事没有到场，但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朋友们在做的事情很支持，只是自己性格偏向教书育人那一路，暂时没有完全投入政治斗争中去。

毕业后，命运开始岔开。毛泽东忙于筹办赴法勤工俭学，往返于长沙、北京之间。周世钊则接受王季范邀请，到长沙修业小学教书。讲台上，他从容讲课，把书读给学生听；讲台外，他一直留心着城里的风声。

1919年，毛泽东来修业小学找他。两人见面，没多少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周世钊问：“你住在哪儿？”毛泽东说还没地方落脚。他当即拍板：“那就住学校里。”

修业小学正缺一位高小历史老师，周世钊顺势把这个位置推荐给毛泽东。每周六节课，剩下的时间，这位“历史老师”就在小楼里写《湘江评论》，组织和领导长沙的五四运动。游行、集会、宣传，周世钊都在旁边协助，把能做的事情做得很实在。

冬天尤其让人记得。长沙的湿冷钻进缝隙，毛泽东的被子又薄，两人干脆合睡一床，为的是多点暖和。床上经常摊着书和报纸，谈论的话题从学生罢课，到巴黎和会，再到“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这句口号该怎么落到实处。

那几年，两人有一个相同的信念：国家必须变，路总得有人先走。

但路线分歧也在悄悄显露。1921年，毛泽东再见周世钊，已经是准备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他希望把这项重任交给这位老同学。周世钊认真思量，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深造、从事教育工作，没有正式走上革命专业路线。

毛泽东后来赴北京工作前，还写信给他：“很希望我的计划与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倘若你我的计划与行动都能够一致，那便是最好的了。”信里的坦率不难看出他对这位老友的期待。

1927年春夏，局势骤变。周世钊到湖南私立明德中学任教，仍旧坚守在课堂上。毛泽东则准备赴武昌，投身大革命风云。临行前，两人在长沙的住处作了一次也许当时谁都没想到会“阔别二十多年”的话别。那一年，周世钊三十出头，毛泽东三十多岁，一个扎在学校，一个走进风雨。

此后，周世钊先后在湖南多所中学、师范学校任教，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对学生的进步活动给予支持。毛泽东则转战南昌、井冈山、江西苏区，再到长征、陕北延安。两条路愈走愈远，却一直没有断了彼此的消息。

三、解放前夜的一支电话线

时间一下跳到了1949年夏天。长沙街头风声渐变，湖南和平解放已经提上日程。7月，一通电话打到了当时在湖南教育界有声望的周世钊那里——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陈明仁通知他：第一师范校长熊梦飞已经辞职，希望他暂代校长一职。

周世钊心里盘算的很简单：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的母校，革命队伍即将打进湖南，这所学校不但要保住，还要迎接新的时代。他马上赶赴一师，组织学生分队巡逻、守护校产，防止混乱破坏，顺带把师生的心思安定下来。

8月，湖南和平解放。作为第一师范代理校长，他代表全校师生及校友会，给北京发去贺电。很快，就收到毛主席的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一声“先生”，既是尊称，也是多年后对当年“同桌”的一种特别叫法。

这封电报，使两个人在纸面上重新接上了线。

一年之后，这条线从纸面走向现实。1950年9月，毛主席托亲戚张淼带话，请周世钊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周世钊在9月底启程北上。对这个从未到过北京的湖南人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城楼、胡同、皇城旧迹，都带着陌生感。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纪念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阅兵方阵整齐通过。周世钊在人群中仰视，心里不免一阵恍惚：台上的人，是当年宿舍里早起读报的那个青年，也是写信说“希望计划一致”的老同学。

观礼之后，他按安排游览了颐和园、北海等地。第五天下午，他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他。安排得很安静，没有仪式，没有铺张。车子来到住处，警卫员通知他上车。车门一关，几十年的距离逐渐被缩小。

中南海里见面那一刻，两个人的握手略显用力。寒暄没多少客套话，多的是一句句带湖南腔的问候。毛主席详细问起他这些年的工作、家庭、在北京的行程，听说他已经去看望王季范、徐特立等老友，便当场提议：“把几位老先生都约来中南海，大家坐在一起谈谈。”

等人来的时间里，两人想出去走走。坐车途中，周世钊目光在毛主席身上打量了一圈，忍不住笑着问：“你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在一师时可不是这样。”这句略带调侃的话，只有真朋友才说得出口。

毛主席也笑：“那是老黄历了。在一师的时候瘦得很。后来在江西、长征路上，天天骑马打仗，想胖也胖不起来。到了延安，十来年坐窑洞、写文章、作报告，肉就慢慢长了。”

车开到景山公园，刚想下车走走，警卫提醒外面人太多，不便逗留。毛主席略显意犹未尽，只得拉着他往回走：“今天看样子是玩不成了，还是回去吧。”这种略带遗憾的小插曲，倒把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回到中南海，受邀的几位老先生陆续到齐，屋子里茶香袅袅，大家围坐一圈，谈教育、谈学生、谈战事，也谈长沙老校的点滴。一时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书桌旁。

当晚，安排住处时，毛主席得知周世钊住在惠中饭店，特地吩咐秘书把他调到北京饭店，与王季范住在一处，“这样你们交流也方便些。”这细节看上去很小，却很有味道。

两天后，毛主席参加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又专程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他。周世钊感慨：“我们这些人过去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现在住这么好的房子，心里惭愧。”毛主席摆摆手：“这话不对。你教书几十年，教书育人就是对人民的贡献。真正教书的人，又备课又改作业，是个大忙人。”

说到这里，他稍一停顿，又接着讲：“有些熟人的信，我习惯自己回。你想，如果交给秘书，称呼该怎么写，语气要怎样，对方和我的关系怎样，他都不知道，还要我一句句交代。这样一折腾，还不如自己写几句省事。”这番话，说得很朴实，却把他重视私人情谊的一面，清楚地显露出来。

谈话间，他还问两位老友过去是否参加过民主党派。得知他们都没加入任何党派，他认真地说：“现在全国刚解放，发展中共党员比较慎重。你们可以先参加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周世钊记住了这句话，1951年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来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委员，从另一条路支持新政权。

四、延安舞会与“不太爱跳舞”的人

几次会面之后，两个人的话题越来越宽。谈起旧事的时候，延安生活自然被提了出来。周世钊听过很多“窑洞里的马列主义”的说法，对延安的印象偏向苦行与紧张，便半开玩笑半好奇地问：“延安那样的地方，能有什么娱乐？难不成只是打球拔河？”

毛主席笑着摆手：“可别把延安想得太差。那会儿，我们干部战士打球、拔河，只要能用来放松的，尽量都用上。还常办舞会，我还是舞会里的常客呢。”话到这里，他略一顿，“不过我那位贵夫人贺子珍，就很不喜欢跳舞，对我跳得起劲这件事，更是看不惯。”

周世钊听到“贺子珍”三个字，难免多看了他一眼。这是头一次，从毛主席嘴里听到这个名字。

时间往回拨到1927年秋天。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余部上井冈山，在这片大山里与贺子珍相识。贺子珍出身江西永新人，早年便投身革命，生性爽直、勇敢，身上带着一种山里姑娘特有的倔强。

在井冈山的那些日子，枪声时断时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常常伏在桌前写文件、批阅材料。一次夜里，贺子珍推门而入，靠在门框上静静看着他，既不说话，也不打扰。等到毛泽东抬头，才看见门口有人，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变得微妙。贺子珍脸一红，赶紧移开视线。毛泽东给她搬了一把椅子，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他主动开口：“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简单几句话，却把彼此的心意都点明了。

1928年5月，两人在井冈山结婚。婚礼谈不上仪式，只是战友们简单祝贺，算是在枪林弹雨间结成伴侣。此后，贺子珍随毛泽东辗转江西、闽西、长征路，历经数次负伤。一路上，她既是战友，也是妻子，很多人都把他们当作“革命伴侣”的典型。

长征结束后，部队抵达陕北，延安逐渐成了抗日时期的中心。1937年，记者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同行的还有她的翻译吴光伟。两位女性的到来，为窑洞里的紧张生活平添了几分异国气息。

她们起初住在一处地主院落，后来搬到凤凰山的窑洞，一墙之隔住着的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美国医生马海德。那里有留声机，唱片一放，音乐响起，史沫特莱自然而然地带起交际舞。延安的很多干部并非土生土长的“山沟人”，不少人曾在天津、上海、广州工作或留学法国，对舞会并不陌生，听到音乐声，也忍不住加入。

毛泽东一开始只是受邀去坐坐，提一袋花生，和大家在窑洞里聊天。去得次数多了，也就试着下场。他对跳舞的理解很朴素：“就是跟着音乐走路。”但跳久了，他也跳出自己的节奏。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过几位中国领导人跳舞的样子：朱德率先和她跳起来，周恩来像在认真算一道数学题，贺龙则跳得格外合拍，动作很有节奏。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恩来、弼时都爱跳，朱老总也下场跳几盘操。”有时候跳完舞，三五个人就坐下喝茶，聊国际局势、印度问题，也聊文学诗歌。史沫特莱记得很清楚，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偶尔学她说英语，或者学北京话，都让窑洞里充满笑声。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应这种气氛。贺子珍就显得很不自在。她对毛泽东频繁参加舞会、与外国记者来往颇为不满，尤其对那些拥抱、献花等西方礼节有天然戒备。有一次，她走进史沫特莱的窑洞，看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聊得兴起，忍不住心头一紧。

吴光伟起身招呼：“贺子珍，快坐。”贺子珍脱口而出：“还坐呢，我就是为你来的。要不是你，我也不会来这里。”她的语气里，怨气压了很久。窑洞里的气氛瞬间冷下来。她话锋一转，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情绪难以控制，动作也变得激烈，手臂划过，擦到了吴光伟的脸。吴光伟吃了一惊，脱口而出：“你怎么能打人？”

一旁的史沫特莱急忙劝解，毛泽东则迅速把贺子珍带回住处。事情表面上就此过去，心里的裂痕却难弥合。贺子珍始终对那些“拥抱”“献花”耿耿于怀，在她看来，这是感情上的越界；在对方眼里，这不过是日常礼仪。文化差异，加上战时高压下长年累积的情绪，使夫妻间的沟壑越拉越大。

伤口并不是一天裂开的。长期的奔波、负伤带来的身体与精神创伤，加上对未来方向的不同理解，让这段婚姻走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毛泽东曾再三挽留，提起过去贺子珍负伤时自己落泪的情景，表示今后不愿她再跟着受那样的苦。但贺子珍终究下定决心离开，远赴苏联莫斯科治疗和学习。

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赴苏联治病时，带去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封信：“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从夫妻到“同志”，既是祝福，也是现实的界定。这段长达十余年的夫妻情分，至此划上句号。

不久之后，史沫特莱、吴光伟也先后离开延安。窑洞里的舞会声渐渐稀落，革命的主旋律又回到更加紧绷的节奏中。

多年后，在北京饭店里，毛主席用一句“她不太喜欢跳舞”带过这些往事，没有多做停留。对聆听者而言，这句淡淡的话背后，却是一整段难以细说的历史。

五、诗友往来，情谊到晚年

周世钊与毛主席，除了同学、故人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诗友。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曾把自己写的五十多首诗抄赠给他。那时的诗作多是练笔性质，少有人想到，它们将来会被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之间的诗词往来也一直没有断。1955年6月，毛主席回到湖南，登岳麓山、看湘江水。周世钊陪同游览，从山脚到云麓宫，两人边走边聊，旧事新事都提到了。站在高处回望长沙城和橘子洲，江水白沙翻滚，红旗在江风中铺展开来，画面很有气势。

周世钊被这一幕触动，当晚写下一首七律，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写好之后，他依旧沿用旧习，把诗寄给毛主席，邀请指正。几个月后，毛主席回了诗，一首《答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诗里，既有对江山形势的判断，也藏着对老友相聚的珍惜。“尊前谈笑人依旧”，一句话点明几十年过去，人还是那几个人，只是头发白了些，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自1958年起，周世钊每有新作，便常常抄寄给毛主席。毛主席有时简单批注几句，有时回一首，算作唱和。长期积累下来，两人往来的诗作已有几十首之多。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与毛主席有唱和关系的，除郭沫若、柳亚子之外，周世钊是少数之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文坛大家，而周世钊，还是那位从一师走出的“同桌老同学”。

谈起这一段诗词往事，有人感到奇怪：一个已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人，为什么还愿意在繁忙政务中抽空逐句看一位中学教师的诗？从他那些“信要亲笔回”“朋友称呼要自己来定”的话中，不难看清：在他心里，有一些人和事，是不能简单交给秘书办的。

时间转到1976年。这一年，对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格外沉重。毛主席在9月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几个月之后，周世钊也安然离世。他们之间，从1913年同桌开始，到1976年相继辞世，整整相交六十三年。其间经历了王朝更替、战火连年、新中国诞生，许多人走散在风雨里，彼此却一直保有一条安静的联系。

回头看这段历史，有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毛主席的身边是枪林弹雨、运筹帷幄；而在周世钊的记忆里，这位旧日同窗也会被寒冬的一床薄被困扰，会为朋友的住处费心，会在舞会上笨拙地“跟着音乐走路”，会在诗里写下“尊前谈笑人依旧”。而那句“她不太喜欢跳舞”，既点出了一位革命女性的性情，也侧面印证了那一代人真实而复杂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