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只盯着北上广深！中国经济真正的“底牌”，全藏在这些小县城里

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中国经济最强的城市是哪些？”你大概率会脱口而出：北上广深！这几乎是无需思考的送分题。

但如果我把题目难度升级一下：“中国经济最强的县城是哪里？”估计99%的人都会当场卡壳，脑子里甚至一片空白。

今天，咱们就拨开北上广深的光环滤镜，走进中国经济真正的“毛细血管”——县城，一探究竟。

中国县城的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残酷，也更精彩。

头部县城：能“PK”省会的经济尖子生

前两天，我去重庆北碚区扫街，那些大排档、塑料椅、老街道、老房子和墙上的小广告，瞬间勾起了我对童年县城的诸多回忆——而这样的画面，正是中国一半人口的记忆底色。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显示，我国1874个县域的常住人口合计达7.4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如果说北上广深是中国的衣裳，那么县城就是中国的底色。

在中国一千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发展得最好的县城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2025年中国GDP最高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江苏独占六席且包揽冠亚军，它们分别是昆山和江阴，GDP分别达5380亿元、5272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作为经济最强县，昆山的GDP不仅稳居县域全国第一，更超过了太原、兰州、海口等八个省会城市的GDP总量。

季军与殿军的争夺更为激烈：张家港今年GDP达3845亿元，而晋江去年GDP已达3647亿元，首次反超张家港，跻身第三名。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若将江苏省前三名县域的GDP相加，总额可达1.44万亿元，超过全国19个省会城市的GDP，堪称“三个小县城顶一个省”。

虽然晋江今年的GDP数据暂未公布，但坐拥安踏、特步、七匹狼、盼盼、柒牌等至少50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加持，其发展爆发力不容小觑。

此外，江苏常熟、浙江慈溪、江苏太仓、江苏宜兴、湖南长沙县和浙江义乌均名列县域GDP前列，且各有特色：常熟纺织业基础雄厚，长沙县背靠省会长沙借力发展，义乌则坐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誉为“世界超市”，这里的商品不仅闻名全国，更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腰部县城：被大厂“降维打击”的普遍现状

当然，中国并非所有县域都能实现经济发达，县域经济总体呈现出“东强西弱”的鲜明格局。

2024年GDP百强县域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入选数量最多，分别达25个、17个和14个，三者总和达56个，占百强县总数的一半以上。

而在众多中西部省份，全省无一个百强县的现象十分普遍。

以广西为例，2024年广西GDP排名全国第19位，而在其111个县域中，年GDP低于200亿元的县就有54个，这部分县域也是广西县域经济的主体。

有人说，广西整体GDP不高，其县城GDP缺乏代表性。那我们再看湖南，2024年湖南GDP排名全国第十，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但在其122个县域中，GDP处于50至400亿元区间的就有92个。

这是什么概念？家电巨头美的集团2024年营收约为4091亿元，若取50至400亿元区间县城的中间值225亿元计算，美的集团一家的营收，就相当于18个这类规模县城的GDP总和。

放眼全国，江苏、浙江那些GDP动辄几千亿的县城，绝对是县域中的尖子生，而GDP在50至200、400亿左右的县城，才是中国县域的普遍模样。这不仅是数字上的落差，更是发展阶段的“代差”。

当我们热议昆山的繁华时，不该忘记那90%仍在努力“活下去”的普通县城。中国县域的真相，远比“富可敌省”这四个字更复杂、更残酷。

县城兴衰真相：产业留人，才是发展关键

那么，那些发展出色的县城，究竟靠什么脱颖而出？

这些优质县城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业功能型县城，即某一产业高度集聚的县城，比如义乌的小商品、晋江的服装、常熟的纺织。

再比如号称“宇宙中心”的曹县，汉服供应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当地生产的棺材更远销海外，号称承包了九成日本人的身后事；江西资溪县则被誉为“中国面包之乡”，著名糕点品牌鲍师傅的创始人，就从这里走出。

第二类是自然资源型县城，比如桂林的阳朔县，便是典型的自然旅游资源型县城。正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类县城基本属于“老天爷赏饭吃”，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实现发展。

第三类是大城市周边县城，这类县城依托临近经济中心城市的优势，能够有效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和人口外溢，比如湖南长沙的长沙县、靠近合肥的肥西县、毗邻南昌的南昌县，都属于这一类型。

大家不难发现，上述三类县城的发展普遍不差，核心在于它们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就业和人口。或者说，这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人口跟着就业走，哪里有产业，哪里就有人口集聚，因此县城发展的关键，终究在产业。

2022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要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支持有条件的资源枯竭型县城培育接续替代产业。”

这份文件点出了众多县城的共同困境：产业薄弱、人口流失。其实大家也深有体会，如今的年轻人还愿意回县城工作吗？

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县城的发展环境不足以让人扎根。

很多年轻人向往城市发展，无非是因为城市既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又能提供公平高效的发展环境。

因此，广大中西部县城要实现发展，核心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兴业”，即培育产业、发展产业，为当地人提供稳定就业；二是“整治”，即改善发展环境，既包括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的提升，也包括公平高效的软环境的优化，让企业愿意落地、人才愿意留下。

这不仅是政策文件中冷冰冰的文字，更是7.48亿县域人口对美好生活的真切渴望。我们看到，强者如昆山，早已开启对标国际都市的征程；而更多的普通县城，仍在为“留住年轻人、吸引年轻人回家”而奋力拼搏。

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北上广深的野心，也容得下小县城的安稳。县域兴，则中国兴；县域治，则天下安。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才是中国经济最坚韧的底盘。

作品声明：仅在头条发布，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