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不允许钱学森回国，中方亮出一封密信，对方陷入了沉默

1955年5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鸣，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正在举行。人群中一位年逾花甲的学者，抬头望着城楼上的观礼台，心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份公开的观礼名单里，埋下了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科学家的回国“生机”。

这条消息，很快被刊登在一份中文画报上。几个月后，这本画报出现在美国加州一栋普通住宅里，被一位中年学者反复翻看。他停在那一页，目光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几个字上停了很久，神情复杂。那一刻，一封后来震动中美谈判桌的密信，在他心中渐渐成形。

有意思的是，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通信，在一开始连收信地址都不明确，更不被美方察觉。可就是这封看似普通的家书，为一位肩负国家希望的科学家，打开了通往祖国的大门。

一、从清华园到加州理工：改变命运的二十年

要理解那封密信的重要性，不得不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秋天。

这一年9月，上海码头上人头攒动。20名公费留学生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准备驶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批人中，有刚满24岁的钱学森。他手里只握着一纸“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却没有想到，此行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决定了新中国国防科技的一条主线。

出发前一年，他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在导师王士倬的安排下，先后去了南京航空工厂和南昌航空学校实习。那时的中国航空工业还很薄弱，但年轻人看得很仔细，飞机制造、试验条件、管理方式，一样都不肯放过。王士倬是麻省理工的老校友，研究空气动力学多年，对这个学生评价很高，于是建议他直接去麻省理工深造，把航空理论学到最前沿。

轮船抵达西雅图后，钱学森转赴波士顿。只用一年时间，便拿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一般人到此已经相当满足，他却觉得路还长。真正的目标在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加州理工学院，有当时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

试想一下，一个来自远东国家的年轻人，带着刚得到的硕士学位，敲开冯·卡门办公室的门，心里多少也会紧张。冯·卡门听完他的研究经历，翻看他的论文和成绩后，很快给出判断：可以来加州理工继续读博士。眼光毒辣的老科学家，就这样选中了这位中国学生。

自1936年秋进入加州理工研究院起，钱学森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放在实验室和书桌前。1939年，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随后又留下任教，1943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进入喷气推进与火箭研究的核心圈。二战期间，他参与美国军方多个项目，被视为未来火箭技术的栋梁。

而这时的中国，仍战火未熄，局势动荡。他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身份一直是中国公民。对外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形式，对他而言，却是一种清醒选择——心知将来总要回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华人社区时，不少人只是当作新闻读一读，钱学森却开始认真衡量下一步。他知道，祖国即将开始工业化，需要大量科技人才。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发出号召，欢迎海外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这让他下定决心：总得回去看一看。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很快打乱了他的计划。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苏对峙升级，冷战气氛骤然紧张。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重新审视每一个接触过敏感技术的外籍专家，钱学森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二、被扣押的科学家与那封冒险寄出的密信

1950年以后，钱学森的人生轨迹突然一转，急转弯来得很猛。

联邦调查局通过调查发现，他在早年留学期间，曾与周恩来派出的联络人员接触，还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对于当时的美国安全部门来说，这样的履历立刻被放大解读，贴上“潜在威胁”的标签。先是限制接触军事机密项目，接着，相关许可被取消，他从美国国防系统的核心圈中，被硬生生剥离出来。

科研工作受阻，他回国的想法更加迫切。1950年，他正式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打算回中国探亲。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耳中。海军部里有人认为，这位精通火箭和喷气推进的专家，一旦回到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安全利益”。

这种情绪在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并不罕见。最后，联邦调查局选择了更激烈的手段：以涉嫌在文件中作伪证为由，对钱学森发起指控。1950年8月30日，美国司法部下令将其拘押在特米诺岛监狱。一个顶尖科学家，被当成普通嫌犯扣押，消息一出震动学界。

在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和友人多方奔走下，他才被取保候审。虽未继续关押，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护照被没收，相关监督时刻存在。表面上他还在学校讲课、做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转换人生轨道”的权利。

从1950年到1955年，这五年几乎可以称作“被迫滞留期”。回国无门，接触机密项目也被禁止，许多朋友为他打抱不平，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个人力量再大也难以撼动政策。对他本人来说，这段时间最折磨人的，或许不是生活上的不便，而是对前途的那种不确定。

转机，出现在1955年的那本中文画报上。

在那篇报道里，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嘉宾名单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这个名字对一般读者也许平平无奇，对钱学森却意义重大。陈叔通不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更是他父亲钱均夫的老朋友，两人青年时代就有交情。

抓住这个线索，他很快想到一个办法：写信。写一封信给父亲的老友，把自己的处境说清楚，请求新中国政府出面交涉。这封信若能送到北京，便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

1955年6月15日，他先拟好草稿，再誊写成正式信件，字斟句酌，不敢有半点含糊。问题在于，陈叔通的具体通讯地址并不掌握，只知道人在北京工作。于是，他决定先寄往上海给父亲，请父亲转交。

问题并未结束。此时，他仍处在联邦调查局的重点监控之下，进出通信都被盯得很紧。如果从美国直接寄往上海，很可能在中途就被拆阅、扣留。怎么办？只能设法让信“绕个圈”。

经过反复思量，夫妻俩想出了一个看似曲折却相对安全的路线：先寄到欧洲，再转往中国。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有个四妹蒋华，正住在比利时。信写好后，被装入一个信封，外面再用一个更大的信封包裹。在写寄往上海地址那一栏时，蒋英故意模仿儿童的笔迹，看上去就像普通家信。

真正的“密信”，被夹在蒋英写给妹妹的信里。信里叮嘱：收到信后，请再从比利时寄往上海的父亲处，由父亲设法转交给陈叔通。这样一来，整条邮路就被拆成几段，降低了在美国本土被发现的概率。

还剩最后一个难题：如何把信安全投入邮筒。因为只要钱学森出门，身后几乎一定会有特工跟着。为此，夫妻俩又琢磨出一个小小的“调虎离山”计。那天，两人结伴前往一家大商场。按约定，他在门口逗留，故意让特工注意自己的动向；蒋英则独自进入商场，在角落找到邮筒，四下无人时迅速将信投入。

不得不说，这场看似平静的投递动作，背后其实是一次极其谨慎的冒险。如果被当场识破，后果难以预料。但幸运的是，信件顺利离开美国，转道比利时，再漂洋过海到上海，最后送入陈叔通手中。

在这封信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字迹工整，却字字如火，充分表达了他想回国、想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迫切心理。

陈叔通读完信后，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这已不只是个人归国问题，而是新中国在国防科技方面能否抓住一位关键人才的问题。他没有犹豫，将信呈交给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看完信，很快做出判断：这是极有分量的证据。随后，他指示外交部，将这封信带往瑞士日内瓦，交给正在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特别叮嘱：如美方再次声称“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愿意回国”，可在谈判桌上出示此信。

三、日内瓦谈判桌上的沉默与“克利夫兰总统号”

时间回到1954年。那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最初讨论的是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对中国代表团来说，这也是难得的外交舞台。周恩来当时就提出，要利用这个机会，探索与美国展开接触的可能性，哪怕只是从侨民问题入手。

1954年6月，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开始围绕双方侨民及被拘留人员问题进行磋商。美国方面向中方递交了一份名单，列出在华美国侨民及被中方拘留的美军人员，希望联系安排回国。中方也提出自己的问题，包括旅美华侨的合法权益，以及一些被美方限制人身自由的中国公民。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中美双方并未就此完全分手，而是继续以“大使级会谈”的形式保持接触，一直延续到第二年。钱学森问题，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被多次提出。

1955年8月初，新一轮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此时，王炳南已“有备而来”。他带着从北京辗转送来的那封信，心中已有打算。按会谈议程，双方先讨论一般侨民问题，之后，当谈话触及中国公民回国一节时，中方再次提到钱学森。

王炳南明确表示，钱学森是中国公民，希望美方尊重他的意愿，允许回国探亲、参加建设。约翰逊的答复，却与过去多次类似：美国政府不能强迫任何人在不愿意的情况下离境，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本人有明确回中国的要求。

这套说辞，中方听了不止一次。以前只能据理力争，却缺少更有力的“硬证据”。这一次，局面发生了改变。

当约翰逊说完那句话后，王炳南把准备好的文件夹打开，从中拿出那封密信，在众人注视下平放在桌上，示意翻阅。随后，他冷静说明：这是钱学森亲笔写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清楚写明其迫切回国之意愿。中方已经核实信件来源和字迹，毫无疑问。

会谈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美方代表翻看信件时，神情逐渐凝重。那种直白而真诚的回国愿望，和美方此前所称“没有确切依据”，形成了鲜明对比。再继续坚持原来的说法，理屈词穷。

据参与者回忆，当时美方代表之间互相低声交谈，约翰逊一度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出回应。显然，这封信一下子打破了此前的辩解空间。如果继续阻拦，就等于公然否认一位科学家的自主选择。

在整个冷战环境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内部对钱学森问题当然有争论。但外交谈判桌上的这封信，成为扭转态势的一根“压舱石”。不久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完成相关程序，最终同意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从洛杉矶港起航。登船的旅客中，有这位被延误了五年的归国者。临行前，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有一句话流传甚广：“钱学森回中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这句话听上去略带无奈，却十分准确地预见了他回国后的作用。

那几天，美国媒体也有零碎报道，有人惋惜有人警惕。对钱学森本人来说，此刻心思恐怕已不在这些评论上。十几年前，他是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美国的青年留学生；此刻，他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家的知名科学家。海风一样，心境已完全不同。

1955年十月底，轮船靠岸后，他经香港转道北上，最终抵达北京。等待他的，不仅仅是熟悉的语言和饮食，而是一块几乎一片空白、却充满可能性的国防科技土地。

四、“能，当然能”：从导弹到“两弹结合”的硬骨头岁月

回国的头几个月，他走得并不快。一边调养身体，一边按照安排，到北京和东北一些单位参观。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造访北京航空工业部门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试图摸全中国航空、兵器工业的家底。

在哈尔滨的一次参观中，有一个小片段经常被后人提起。时任院长陈赓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事将领，对导弹这种新兴武器并非专业出身，但对其重要性有很清楚的判断。于是，找到机会，忍不住问了句：“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这问题问得直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心声。面对基础薄弱、设备落后、经验缺乏的现实，谁都知道难度有多大。钱学森几乎没有犹豫：“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吗？”短短几句话，语气铿锵，既是判断也是承诺。

陈赓听完这句，长舒一口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番对话，在当时听起来像是互相打气，往后看，却像是为后来十几年的艰苦历程先立了个“主心骨”。

1955年年底，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钱学森，谈话内容很快转入正题。周恩来希望他认真思考，中国应该如何着手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和导弹火箭研究体系。几天之后，他就接到一个明确任务：写一份系统意见，具体谈谈中国该如何起步。

1956年2月17日，《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正式成稿。这份文件篇幅不算短，内容却十分务实。他提出，发展现代航空工业，不仅要有生产厂，还必须配套成型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从材料、动力、结构、控制等多个环节同步推进。同时，他建议选派一批高校毕业生前往苏联学习导弹、火箭的制造工艺，请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规划并建设相应工厂和试验设施。

2月22日，周恩来将这份意见书呈送毛泽东审阅。随后，中国高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负责航空、导弹等领域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5月26日，政府又批准组建导弹研究院，由周恩来亲自拍板。来自各部门的三十多位专家，被抽调进院；再加上一百多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支年轻而稚嫩的新中国导弹队伍逐渐成形。

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签署任命，钱学森出任导弹研究院院长。对于一个曾在美国从事多年前沿研究的科学家来说，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极为具体的责任——从零起步，牵头建设一整套导弹和火箭技术体系。

起初，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展似乎还算顺利。中方人员大量翻译苏联提供的资料，围着图纸一遍遍消化，派技术骨干向苏联专家学习。许多人当时心里多少带着一点朴素的想法：只要虚心学、认真做，十年左右总能把苏联的东西“吃透”。

局势很快变脸。随着中苏关系在1950年代末出现紧张，合作气氛急转直下。最终，苏联方面决定撤回在华专家，一些计划中的技术资料和设备也不再提供。对刚刚立起来的新中国导弹事业来说，这无疑是一记重击。

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晚上，聂荣臻把钱学森叫到自己家中。两人面对面坐下后，聂荣臻开门见山：“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这个问题问得不客气，也很现实。当时很多技术环节仍未完全攻克，很多关键参数还在摸索，前路说不清。

钱学森沉吟片刻，语气坚定：“能，当然能。”没有推托，没有模棱两可的“看情况”，就是这四个字。聂荣臻听到这话，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党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从那以后，所谓“自力更生”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落到了每天的图纸、实验、计算和失败里。材料不够，就反复试验替代方案；设备落后，就自己改造；关键数据没有，只能从一次次发射试验中一点点积累。有时候，一次失败会让前期几个月的推演全部推倒重来，但整个队伍仍咬着牙往前走。

1960年11月5日，酒泉荒漠上空响起一声巨响。“东风一号”导弹拖着橘红色尾焰划破夜空，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一群在风沙中摸爬滚打多年的科研人员，终于看见成果腾空而起的瞬间。这枚导弹背后，凝聚着无数人夜以继日的研究，而钱学森无疑是整个系统工程的总设计者之一。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对不少人来说，这已是一项巨大的胜利。但在导弹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钱学森，已经在思考下一步——如何把核弹头装上导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能力”。早在此之前，他就提出“用导弹运载原子弹”的设想，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两弹结合”。

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这一思路走在前列。但风险同样巨大。核弹头与导弹结合的试验，一旦出现偏差，后果难以预料。周恩来反复过问安全问题，要求所有参与部门极端谨慎。为降低风险，钱学森和团队把大量时间花在各种计算和模拟推演上，对弹道、控制系统、爆高等每一个参数都严加推敲。

1966年10月，这项工程到了关键时刻。发射方案已经确定，试验点选在新疆罗布泊。临行前，钱学森随聂荣臻一起，进入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准备情况。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心情很好：“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核武器，现在不就搞出来了吗？”随即又补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话：“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从坏处着想，不打无准备之仗。”

10月27日上午，酒泉发射基地一片寂静。随着“点火”口令下达，发射架下火焰喷涌，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拔地而起，飞向预定目标方向。几乎所有在场人员都屏住呼吸。很快，远方传来消息，核弹头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蘑菇云升起，数据表明各项指标达到预定要求。

从被扣押在特米诺岛监狱，到站在“两弹结合”试验的关键位置，中间不过十六年。期间有屈辱、有危险，但更多的是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对那一代科研人员而言，荣耀往往来得很缓慢，责任却时时刻刻压在身上。

五、将军军衔与淡泊名利：科学家在体制中的独特位置

钱学森回国后，很快被任命为多个重要职务：导弹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任何一个头衔放在普通人身上，都足以光宗耀祖。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这些官职并不特别在意。

在导弹研究院任院长期间，大量行政事务不可避免地压在肩上，各种会议、协调、批准，耗费精力。久而久之，他感到自己的主要精力不得不从科研上挪走不少，对此颇为困扰。于是，他主动给周恩来和聂荣臻写报告，希望调整职务，减少行政负担，多回归技术工作。后来，中央决定让他以副职身份参与相关领导工作，让他有更多时间投向具体科研。这种安排，他本人很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军衔问题也有一段颇具意味的过程。

在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恶化时，中国准备派团前往苏联，就导弹和火箭技术援助问题进行谈判。这么重要的技术谈判，不可能没有行家在场。聂荣臻在拟定代表团名单时，自然把钱学森列入其中。名单呈交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提出一个疑问：苏联方面出席谈判的人员，个个既有职务也有军衔。中方若想在气势上不显得“矮一截”，关键成员也应有相应军衔。

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一个细节：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曾给钱学森授予上校军衔。那么，现在新中国要他代表国家谈判，按资历和贡献，授予将军军衔并不为过。在聂荣臻看来，至少应为中将。

毛泽东听完后，认真思考了一阵，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这一句话定下了调子。随后，相关部门按程序执行，钱学森正式被授予中将军衔，穿上了将军制服，随代表团赴苏谈判。

这种安排，在当时并不常见。一个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获得这么高的军衔，足见国家对其贡献的认可。也有人说，这是对他当年在美国被监视、被拘押的一种“正名”。

有趣的是，对外界津津乐道的这些头衔和军衔，本人却看得很淡。他更关心的，是项目进展是否顺利，是导弹参数是否稳定，是年轻工程师能否尽快成长起来。他曾提到，自己本质上是个科技人员，不想因为行政身份而远离实验室。这种态度，在那一代老科学家中并不罕见，但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彻底。

回过头看，如果没有1955年那封辗转寄出的密信，没有日内瓦会谈桌上那一段短暂的沉默，新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至少会晚几年才能找到这样一个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而那几年差距，放在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里，意义难以估量。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年杜布里奇那句“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才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对知情者来说，这是对美国决策的无奈感叹，也是对这位科学家能力的肯定。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言，钱学森的选择与新中国的需要，在1955年的那趟归国旅程上，紧紧扣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