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失联300年后，这群忘记汉语的明朝后裔正重新找回华夏根脉

“明乡人”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族群，明末清初的大时代动荡，催生了这个族群的诞生，也造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民族记忆，他们的故事起源于明清鼎革之际，不愿意臣服于新皇朝的明朝遗民开始辗转，一部分人逃亡到了邻国越南，并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

所谓华人，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但是已经转为外国籍的人。尽管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但是很多华人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文化，无论是语言、风俗、信仰，都可见中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影子。明乡人则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华人，他们生活在越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越南语，他们的名字和穿着也与越南人无异，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却强调自己血统的正统性，正是这种正统性使得他们区别于其他华人群体。

这一族群的形成可追溯至1644年，这一年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不愿归顺清朝的明遗民选择流亡，1651年，南明鲁王政权的重要官员朱之瑜注意到流亡者们的困苦，他离开南明政权，前往越南，并发起成立“明香社”，将流亡的遗民汇聚起来，“明香”一词含义深刻，代表着对明朝的忠诚以及对香火的延续，维系自身文化身份。

起初是在会安地区开始的明香社，渐渐地在顺化，广义等地也看到了它的踪影，明遗民当中有着不少宗室和将领，他们的迁徙使得这个社区的特征更加明显，清初的“禁海令”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为这一政策阻碍了沿海贸易，许多海商和工匠就迁到了越南，而且其中很多人都和明遗民有所关联，给这个族群带来了更多的角色和资源。

越南当时是政权分裂时期，地理与政治上的不同，对明遗民的态度也不同，北方的郑氏政权靠近清朝，常常会拒绝接纳明遗民，南方的阮氏广南国则与之相反，不但接纳明遗民，还给予他们税收减免，科举支持等特殊政策，有些南明遗民甚至进入阮氏政权担任官职，负责开发与建设当地的领地。

明遗民的命运与清朝的海禁政策有关。清政府撤销海禁后去越的华人，居住被严格限制，与早先的明乡居民不同。明乡人虽融入越南社会，但保持一定独立性，他们以明香社为组织中心，自卫并保持汉文化传统，用汉语，服饰、发式忠于明朝。越南官方史书里，明乡人生活许多细节都与明朝形式一致。

越南政府在给予明乡人特殊待遇上也有所体现，如明乡人享有越南科举参与权，免除劳动役，这些特权连越南人都不能享有。但这种特殊待遇并没有永远存在。1827年明香社改名为明乡，明乡中的“明”象征被淡化，明乡人税制改变后，与越南社会生产融合。法国殖民时期，同化政策进一步深入，明乡人与越南人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区别。

明乡人在文化和身份上的独立性慢慢走向了消失。由原本自治的社群组织，明香社也变成了普通的会馆。明乡人的独立性也在这个时候走向了终结，最终他们和越南民众完全融为一体。战乱和国家政策使他们对祖先的记忆更加薄弱，1975年之后的混乱与国有化使他们家族祭祀的习俗慢慢消亡，现在很多明乡人的年轻一代对自身的历史一无所知。

文化与语言是一个族群的标志，明乡人这两点表现也经历了巨大转变，早期使用汉语的传统被越南语取代，明朝服饰与发式被越南文化所替换，最终从外表到思想都与一般越南民众无异，现代化与开放政策之间的平衡，以及中越之间文化交流的恢复，重新唤醒了部分明乡人对族群历史的兴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族群认同的觉醒推动了文化传承的复兴。

会安和胡志明市的明乡人在这其中最为明显，1992年，会安明乡人开始申请归还萃先堂，族群的祖先祠堂，四年之后，他们又筹集资金，修缮萃先堂，恢复传统祭祀活动，胡志明市则选择重建嘉盛会馆，通过祭祀仪式唤醒族群的历史自信，会馆内部张贴的对联和仪式细节，体现了其双重身份的复杂性，既表达了怀念明朝的心意，又表达了感激越南接纳之情，两国文化在此交融。

明乡人复兴文化的动力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历史记忆的一场归途。顺化明乡人开始为天后宫的历史遗迹申请保护，同时扩大族群历史传承的社会影响力。中越文化交流的契机让许多后裔开始主动了解家族记录，他们发现了许多广东、福建等地祖先移民的线索，许多血脉的印记让这个族群重新燃起活力。

明乡人的双重身份让他们既是越南的普通一员，又不断寻求与中华历史的联系，这种跨越国界的族群认同，是明乡人文化复兴企图的核心动力，历史的变迁让他们的族群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但是今天的明乡人通过祠堂的维修，传统仪式的恢复以及会馆的重建努力找回自己的文化符号，明乡人的故事不仅是族群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民族情感在时代巨轮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