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主席给周世钊写信：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对我有益的人

1917年夏天的长沙城，湘江水面闷热寂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室里，却常常灯火通明。年轻的毛泽东伏案读书，案边一摞摞旧书摊得老高；几步之外，周世钊正抄写着手里的讲义。谁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从这间简陋教室里走出的这两位同学，一个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缔造者，一个则会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一生，却始终把彼此视作“真能相爱，又真有益”的知己。

有意思的是，人们谈起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常常会提到杨开慧、蔡和森等人，却很少想到周世钊。可在一封写于1920年的长信中，毛泽东却毫不含糊地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这句话背后，是从少年求学到晚年执政，跨越半个世纪的信任与交往，也是两条不同人生道路之间，一种极为罕见的默契。

一、同窗六年：在“黑暗时代”里并肩求索

时间往回拨一点。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四年之后，1897年，周世钊出生在同属湖南的宁乡。两个地方相距不远，却直到1913年才在长沙的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相遇。后来学校合并成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两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同窗，一读就是五年半。

那几年，中国局势可以说动荡至极。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列强侵略步步紧逼，辛亥革命之后的短暂振奋，很快就被现实的沉重压了下去。恰在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吹进长沙，一师的课堂、操场、社团，都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场。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师长频频讲授“新道理”，对这些青年学生影响极大。

毛泽东在一师的成长，经常被后人视作他人生的转折期。他在这里大量阅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把原本零散的爱国情绪，逐步转化为有方向的思考。日常生活中，他起得极早，冷水浴、跑步、读书，一天排得满满当当。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去旧书铺挑那些打折的残书，遇到缺页断本，就干脆抄写补齐。

周世钊在一师的表现，同样出类拔萃。他性格沉稳，喜爱古典文学，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尤其受同学、老师称赞。与毛泽东相比，他少了一些锋芒毕露，多了一点绵长细致，但对国家前途同样忧心，对“救国救民”的话题也从不回避。一次教师课后闲谈，他曾说过类似这样一句话：“读书若只为谋一己之生，便枉费了这大好光阴。”同桌的毛泽东听了，只是点点头，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两个人在学业上的努力，是全校皆知的。1917年6月，一师按照校章，组织了一次颇有意思的“人物互选”活动。每个学生可以投三票，推举全校范围内在德、智、体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采用双记名方式，尽量避免“人情票”。最终，400多人参与投票，选出了34人。结果显示，毛泽东在德、智、体六个项目中全部上榜，是唯一在三个方面均有得票的人；周世钊则以47票的成绩名列第二，仅次于毛泽东。

这一看似普通的活动，其实为两人的友谊打下了很牢固的基础。师生对他们的评价高度一致：毛泽东被称为“异才”“伟器”，同学们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毛奇”；周世钊则被视作“品学兼优”的典型，既能写好诗文，又肯认真做事。互相欣赏、互相佩服的感觉，在那个年纪格外真挚。

除了课堂，两人还有更紧密的合作。1915年前后，毛泽东开始参与一师学友会工作，起初担任文牍，后来在1917年改选中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则担任文学部部长。学友会下面分设教育研究、演讲、文学等14个小组，两个人时常一起筹划活动，讨论演讲内容，整理刊物稿件。有人回忆说，学友会的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青年踱步思索，另一个则伏案写字，这便是毛泽东与周世钊最常见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一师不仅讲“读书”，还很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1917年上半年，学校曾试办工人夜校，由教职员主办，效果不太理想。学友会新班子上任后，毛泽东对这件事特别上心，提出由学生来主办夜校，开设国文、算术、常识等课程，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支持。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校重新开学，毛泽东兼任历史课教员，周世钊则成为夜校管理员之一，负责组织管理。毛泽东要求管理人员“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主信仰”，话说得并不客气，却让周世钊深以为然。

当晚，几位负责夜校的学生在宿舍里围坐谈话，有人笑着说：“润之，你这几条规矩怕是有些严了吧？”毛泽东把书一合，抬头回了一句：“不严，办不成事。”周世钊没有多说，只是点头附和。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求学岁月里反复上演，既有思想碰撞，也有彼此支撑。

二、一封长信：1920年的抉择与真情

1918年，一师毕业在即，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毛泽东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以“革新学术、改良人心、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团体，起初只是一个进步联盟，后来逐步转向革命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周世钊是第一批加入新民学会的会员，既是同学，又是会友，两重关系叠加，让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

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之间通信频繁。因为各人去向不同，有的赴京求学，有的留湘工作，有的谋划出国，很多重要讨论只能通过书信完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往来，他把会友之间的信件整理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试图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

1920年3月14日，一封从北京寄往长沙的长信，在这部通信集中格外醒目。写信人是当时在北京活动的毛泽东，收信人则是留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的周世钊。稍早一些时候，周世钊曾写过一封长信，规劝毛泽东出国留学，认为多接触世界各国的学问与制度，将来更能报效国家。遗憾的是，这封信在毛泽东手中意外遗失，但信的大意，他已大致记得。

毛泽东在3月14日的回信里，专门就“要不要出国”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写道，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很多人把“出洋”看成一种近乎神秘的“门槛”，仿佛只要走出去，就能自然变成“人才”。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近代以来出过洋的人不在少数，“好的实在很少，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提出自己暂时不打算出国，而是准备先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有趣的是，他并不是全盘反对留学，反而主张从国家层面实行“大留学政策”，认为有些人还是应该“过一回‘出洋’的魔才好”。换句话说，他更看重的是学习的方向和内容，而不是地理位置。

更值得玩味的，是信中的另一段表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紧接着，就写下那句极为真诚的话：“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话不多，却把对友人的信任推到极高的位置——不仅相信对方的感情，更相信对方的判断，希望人生的大方向可以协调一致。

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正处在人生的重要岔路口。一方面，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已意识到单纯在课堂内做文章，难以影响整体局势；另一方面，朋友、同学纷纷考虑留学或仕途，他也面临前途选择。周世钊的来信，是认真关切，是“爱”；毛泽东的回信，则是在坚持自己判断的同时，又尽可能与这份关切保持共鸣，这就是“有益”。

同年6月28日，周世钊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劝他回到湖南来。“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能力的信任，也体现出一种朴素但真切的期待：希望这位老同学能回到熟悉的土地上，在更具体的实践中施展抱负。

两封信来往之间，是一群青年人对国家前途的热烈讨论，也是两个人理念上的互相磨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在这里毫不为过。很多年后，周世钊撰写《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等书时，依然对那几年书信往来念念不忘，认为那些讨论“关系一生之去向”，绝非普通通信。

三、分离二十三年：两条道路上的彼此惦念

1920年之后，历史的车轮滚得越来越快。为了寻求更切实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开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奔走组织工农运动，思想与实践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1927年前后，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面前，选择带队上井冈山，进行土地革命，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自此以后，湖南一师的教室与操场，已经渐渐被烽火硝烟所取代。

与毛泽东激烈的革命实践不同，周世钊的人生则显得更为平稳。他一直留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后在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之后在中学、师范学校任职，始终与讲台结缘。抗战时期，他辗转各地，坚持教学；1949年前后，他被推举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又相继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等职务，但核心身份始终是“教育家”。

两人的生活轨迹，从1927年前后起，正式分岔。此后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摸索革命道路，一个在书声朗朗间培养学生。表面看是“天各一方”，其实心里并没有远离。周世钊一直密切关注这位旧日同窗的消息，知道他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知道他在长征中历经艰险，也知道他后来在延安、重庆等地参与重大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枪声尚未停歇的岁月里，周世钊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而疏远毛泽东。相反，他几次冒着风险致函问候。毛泽东在延安时，收到过从长沙辗转寄来的信；赴重庆谈判期间，也收到过周世钊的问候。这些信件多半无法公开，却悄悄说明了一件事：在私人的感情世界里，两个人仍旧把彼此看作重要的存在。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长沙实现和平解放。那一天，街头巷尾热闹非凡，学校里、机关里，到处都是议论声。一批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人士自发联名，向即将建国的新中国领导人致贺信，周世钊被推举为领衔人。他在贺信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既是为新政权送上祝福，也是对这位旧日同窗发出的公开致意。

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两位昔日的湖南少年，一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远在长沙，带领教师和学生听广播，组织学习新形势。身份不同，职位迥异，但谁都清楚，他们的青春曾在同一片操场上燃烧过，他们的理想也曾在同一间教室里碰撞过。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月，10月15日，毛泽东亲笔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肯定了周世钊长期坚持教育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重视。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话中既有幽默，也有赞誉。“骏骨未凋”，形容的是老马虽年长，仍有力量；“尚有生气”，既指身体精神，也有对教育事业热度不减之意。

周世钊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开心，他笑着说：“毛润之称我是‘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呢。”这句略带自嘲的话，既展示了朋友之间的轻松，也能看出，他对这份肯定格外珍惜。从青年时的“互选品行”，到中年后对彼此事业的理解，这条情感线从未中断。

四、再聚中南海：晚年交往里的真心叮嘱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第一个国庆节。就在国庆节前夕，周世钊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毛泽东亲自写信，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种邀请，对一位长期坚守教书岗位的地方教育工作者而言，意义不言自明。周世钊看完信，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这一趟，不只是去看热闹，是去见老同学啊。”

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他心情复杂：既有久别重逢的期待，也有对新中国局面的关切。一路上，车轮声单调重复，他却并不觉得无聊，只是不时望向窗外发呆，仿佛在脑海中预演即将到来的那场会面。试想一下，一个在省城教育岗位默默工作多年的人，即将与掌舵新中国的领袖重逢，那种冲击感，很难用简单词语概括。

抵达北京后，周世钊被安排入住，旋即被车接往中南海。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这位阔别二十三年的老同学。两人一见面，先是彼此打量，继而握手，目光中既有陌生，又有熟悉。有人回忆，那一天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是略带笑意的：“惇元，你还是老样子。”周世钊回应：“你却不是当年的‘毛奇’了。”一句玩笑，算是把多年未见的尴尬轻轻划开。

同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家宴，邀请周世钊、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青年时代的师友聚会。这是一场很有意味的宴席。桌上的菜肴并不奢侈，甚至有人笑说“算不上筵席”，但与几十年前在一师食堂里吃不饱饭的窘境相比，那已经是天壤之别。席间，不时传出笑声。大家回忆的，不只是当年的课堂和社会活动，还有种种细节：谁在课堂上曾与老师据理力争，谁在夜校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谁在“征友启事”里写下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句子。

有一段谈话，尤为值得一提。席间有人提起湖南一师时的老校长张干，毛泽东认真评价了张干在教育上的贡献，也坦率指出其保守的一面。但他特别强调，要在生活上照顾这位老校长，不能让曾经的师长在晚年陷入困境。周世钊听后，心里十分欣慰。这种念旧之情，让他们这些一师出身的人深有感触：无论身居何位，那段共同的求学经历，从未被轻易放下。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约周世钊到住处小聚。两人谈起国家形势，也谈起一师的旧事。古朴的教学楼、狭长的走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都成了话题。有人说，那几天里，中南海的一间屋子里，经常能听到湖南口音的笑声，这种画面，本身就颇为动人。

分别在即，周世钊心里多少有些不舍。他临行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离开北京抵达长沙后，又写了一封，内容颇为直接：希望毛泽东注意身体，生活有规律，把饮食起居当成“大事”来对待，而不要看成“小事”。这样的提醒，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冒昧，但在朋友之间，却是出于真心的叮嘱。

周世钊还提了一个带有“私人色彩”的请求——请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题写校牌与校训。这种要求，一般人未必开得出口，他却直言相求。这当中既有对学校的热爱，也有对这位老同学书法与威望的信赖。毛泽东没有推辞，提笔写下“第一师范”四个大字，又为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座右铭。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再次给周世钊回信。这封信里，既回应了对书法“是否可用”的担心，也认真回答了关于生活起居的提醒。他坦陈：“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这种略带调侃的说法，把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作息问题上的自我检讨，写得颇为生动。随后，他又提到“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并再次强调，要把这些看作“大事”，才能有希望改正。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隐约看到两人之间既亲近又坦荡的关系。一位朋友认真提醒，一位领袖诚实回应，不遮掩、不敷衍。对于熟悉周世钊的人来说，这才是“真能于我有益”的体现：敢说真话，敢提建议，不因为对方的身份就失去直率。

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的通信并未中断。周世钊陆续撰写了《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少年毛泽东的故事》等作品，以亲身经历记录毛泽东早年的学习与生活。这些作品多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早年经历的重要参考资料。严格来说，这既是教育工作者对历史负责的一种态度，也是老同学之间一种特殊的“见证”。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一年。1月，周恩来逝世；7月，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山河俱沉默，举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同年，周世钊也在湖南悄然辞世。相比全国性的悼念活动，他的离去显得格外安静，但在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心中，这位一生未入中国共产党、却始终支持进步事业的教育家，绝不是无名之辈。

回望两人的交往轨迹，从1913年在一师的课堂初见，到1917年的“人物互选”，再到1920年那封关于“出洋与否”的长信；从1927年的大分岔，到解放后在中南海的重逢；从书信往来中的真心叮咛，到为一师题写校训的深意，这条线绵延六十余年。道路不同，身份殊异，却始终保持一种既真挚又克制的友情。

如果说，革命年代的许多关系，带着战火中的激烈与生死相托，那么毛泽东与周世钊之间的情谊，更多了一层少见的平和。他们既不整日以往事互相感伤，也不靠空泛赞美来维持感情，而是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同时，用一封封信、一句句劝勉，把“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这句话，一点点落到实处。

时间终究会把人物带走，但那些细节却不容易被磨灭。教室里凌晨的灯光，夜校讲桌旁的身影，信纸上的娟秀字迹，丰泽园家宴上的笑声，这些零碎片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颇有层次的画面：两位湖南青年，从同窗到友人，从同路到分路，再到彼此尊重、互相牵挂，他们共同经历了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全部过程，也用自己的选择与坚守，解释了什么叫“相知者，不以道合为易，不以位尊为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