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军山：书籍章节署名权法律规制与争议解决研究

摘要

书籍章节署名权争议是学术出版领域的典型法律纠纷，其核心矛盾聚焦于“可独立发表”标准的合理性、章节署名权的法律依据及国际规则的适用边界。笔者以署名权争议为切入点，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合作作品、汇编作品的署名规则，并深入解读《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等国际公约，剖析国际规则的法律效力与适用路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及省级法院公布的3起判例，本文明确了章节署名权的认定应遵循“实质性贡献优先”“可分割性综合判断”两大原则，出版社“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惯例缺乏充分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制度建设、行业调解、国际国内规则衔接、法律救济四个维度，构建了署名权争议的多元解决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当事人维权与出版社规范操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书籍章节署名权；合作作品；汇编作品；国际学术出版规则；争议解决

一、研究动因：多作者合作撰写书籍已成为常态，而章节署名权争议频发

在某个署名权纠纷案件中，张三为某书署名作者，李四作为该书特定章节的创作者，主张在目录中独立署名；张三经与出版社沟通得知，该出版社执行“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内部惯例，而涉案书籍因章节关联性较强，不符合该标准，双方就此产生争议。这一争议并非个例，其背后折射出三重核心法律与行业难题：其一，出版社主张的“独立可发表”标准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的明确依据？司法实践中对该标准的态度如何？其二，李四援引的“章节作者独立署名”国际规则，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或行业指导效力？国际规则与国内实践如何衔接？其三，在学术出版的特殊场景下，章节署名权的认定应优先考量“作品整体性”还是“作者贡献权”？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以避免纠纷？

笔者旨在：一是明确区分“可独立发表”与“可分割性”的法律内涵，指出前者是后者的实践表现之一而非唯一判断标准；二是构建“国内法律—行业惯例—国际规则—司法实践”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系统论证章节署名权的认定逻辑；三是提出“预防—调解—国际国内规则衔接—法律救济”的多元争议解决机制，兼顾权利保护与行业发展的平衡。

二、出版社署名惯例的法律与行业依据解析

出版社“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惯例，其核心法律依据源于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合作作品与汇编作品的署名规则，但该惯例对法律条款的解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一）合作作品的署名规则与法律条款

《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进一步补充：“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

以上条款构成了合作作品署名规则的核心，其逻辑在于：合作作品的署名权行使需区分“可分割使用”与“不可分割使用”。对于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如多人共同创作的专著，各章节内容紧密关联、不可分离），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常在封面、版权页署共同作者或主编名，目录不单独标注章节作者；对于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如各章节内容独立、可单独体现完整思想的著作），作者对各自创作的章节享有独立著作权，包括署名权，可在目录、章节开头单独署名。

（二）汇编作品的署名规则与法律条款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汇编作品的核心特征是“选择或编排的独创性”，其整体著作权归汇编人（通常为主编或出版社），但各章节原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仍享有独立著作权，包括署名权。这意味着，即使汇编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归汇编人，汇编人也不得剥夺原作者的署名权，需在目录、章节开头等位置标注原作者身份。

（三）司法认定标准：“可分割性”的三维判断体系

出版社将“独立可发表”作为章节独立署名的唯一标准，本质是对“可分割使用”的片面解读。从法律条款来看，“可分割使用”是指章节能否脱离整体作品单独使用，而“独立可发表”仅是“可分割使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非唯一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对合作作品“可分割性”的认定形成了“内容独立性、创作独立性、使用独立性”的三维判断体系。以下是选取的3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省级法院公布的判例：

【张某某诉某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摘要：张某某参与《某某县志》的编纂工作，独立创作了社会志中的方言部分、“王干的故事”、人口志部分等内容。《某某县志》出版后，编委会未在目录、章节开头为张某某署名，仅在版权页注明“参编人员”。张某某诉至法院，主张署名权侵权；编委会辩称，地方志属于整体作品，行业惯例不标注章节作者，且张某某创作的章节不可独立发表，不应单独署名。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地方志属于《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汇编作品，整体著作权归编委会，但章节作者对独立创作的部分享有著作权，包括署名权。认定章节是否享有署名权的核心是“可分割性”，而非“独立可发表”。张某某创作的方言部分、“王干的故事”等章节，内容完整、主题明确，能够单独体现其创作思想，具有内容独立性；创作过程独立于其他章节，具有创作独立性；可单独作为学术资料引用，具有使用独立性，应认定为可分割使用的作品。行业惯例不能对抗法律规定，编委会以“地方志惯例不标注章节作者”为由剥夺张某某的署名权，构成侵权。故判令《某某县志》再版时在目录、章节开头为张某某署名，更正版权页参编人员标注错误，并赔偿张某某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笔者认为：该判决明确了“可分割性”的三维判断标准，否定了“独立可发表”的唯一标准地位，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核心裁判依据。对于汇编作品（如地方志、教材），章节作者即使未独立发表章节，只要具有可分割性，即享有独立署名权。

【王某某等诉某某市王某某纪念馆、古籍出版社侵害署名权案】

案情摘要：王某某等三人受某某市王某某纪念馆委托，对《王某某全集（修订本）》进行点校、注释、编排，三人完成了全书80%以上的点校与注释工作，且在点校过程中融入了独创性观点（如对部分古籍文字的校勘新说）。该书出版后，出版社未在目录、章节开头为王某某等署名，仅在版权页注明“整理：王某某等”。王某某等诉至法院，主张署名权侵权；被告辩称，古籍整理作品属于公有领域内容的汇编，整理者不享有署名权，且该作品不可独立发表，不应单独署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古籍整理作品若体现作者独创性（如点校中的校勘观点、注释中的学术解读、编排中的逻辑设计），即使基于公有领域内容，整理者仍享有著作权，包括署名权。本案中，王某某等的点校、注释融入了独创性观点，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编辑作品的整体著作权与章节作者的署名权互不冲突，出版社作为汇编人，享有整体著作权，但不得侵犯章节作者的署名权。“整理”标注不能替代署名权，署名权要求在目录、章节开头等显著位置表明作者身份，仅在版权页注明“整理”不足以保障作者的署名权。故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在《王某某全集（修订本）》再版时在目录、章节开头为王某某等署名，赔礼道歉并赔偿合理开支。

笔者认为：该判决拓展了“可分割性”的适用范围，将古籍整理作品纳入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范畴，明确了“独创性贡献”是署名权的核心依据。对于学术整理类章节，即使无法独立发表，只要存在独创性贡献，作者即享有独立署名权。

【李某某与葛某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摘要：李某某与葛某某合作点校民国版《寿光县志》，双方约定共同署名。李某某完成了全书60%的点校工作，葛某某完成40%。后葛某某未经李某某许可，单独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寿光县志》点校本，未为李某某署名。葛某某辩称，李某某的点校部分不可独立发表，且贡献比例低于自己，不应享有署名权。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合作作品中，署名权的享有与贡献比例无关，只要参与实质性创作，无论贡献大小，均享有署名权。本案中，李某某完成了60%的点校工作，属于实质性贡献，应享有署名权。无约定时，署名权行使需尊重合作作者意愿，不得单方剥夺。双方已约定共同署名，葛某某单方排除李某某的署名权，构成侵权。章节的“可独立发表”与否不影响署名权的享有，只要合作作品具有可分割性，各作者对其创作部分享有独立署名权；即使不可分割，合作作者仍享有共同署名权。故维持二审判决，判令葛某某停止侵权，在《寿光县志》点校本再版时为李某某署名，赔偿经济损失。

笔者认为：该判决明确了合作作品署名权的两大核心规则——“实质性贡献即享有署名权”“无约定不得单方剥夺署名权”，否定了“贡献比例决定署名权”“不可独立发表即无署名权”的错误观点。对于合作创作的章节，无论贡献大小、是否独立发表，作者均享有署名权。

三、国际学术出版规则的法律依据

（一）《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核心条款

《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是国际著作权保护的基础性公约，我国于1992年加入该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该公约第6条之二、第7条之二等条款为章节署名权提供了直接依据：

第6条之二（署名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有权要求在其作品上署名，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修改，以及其他损害行为。”该条款明确了署名权的独立性与永久性，即使作者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出版社，仍有权要求在作品上署名，且公约未将“作品可独立发表”作为署名权行使的前提。

第7条之二（合作作品的保护期）：“合作作品的保护期，应自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起算。”该条款虽未直接涉及署名权，但间接认可了合作作品各作者的独立法律地位，为章节作者的署名权提供了主体资格依据。

《伯尔尼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我国对公约其他缔约国国民的作品提供与我国国民作品同等的保护，同时我国国民的作品在其他缔约国也享有同等保护。这意味着，我国作者参与国际出版时，其章节署名权受公约保护；国际作者参与我国出版时，我国出版社也需遵守公约规定，保障其署名权。

（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补充规定

TRIPS协定是WTO框架下的重要知识产权协定，我国作为WTO成员，需遵守协定的相关规定。TRIPS协定第9—13条对著作权保护作出了补充，进一步强化了署名权的保护：

第9条：“各成员应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第1至21条及附件的规定。”明确了TRIPS协定与《伯尔尼公约》的衔接，《伯尔尼公约》关于署名权的规定对各成员具有约束力。

第13条（限制与例外的“三步测试法”）：“各成员对专有权作出的任何限制或例外规定，均应限于特定情形，且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该条款为判断出版社对署名权的限制是否合法提供了标准：出版社“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限制，并非“特定情形”，且与学术作品的正常利用（如学术评价、成果传播）相冲突，不合理地损害了章节作者的合法利益，不符合“三步测试法”，应认定为无效。

（三）《世界版权公约》的兜底保护

《世界版权公约》作为对《伯尔尼公约》的补充，我国于1992年加入该公约，其第一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对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及其他版权所有者的权利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包括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电影作品以及绘画、雕刻和雕塑作品。”该公约强调对作者权利的“充分有效保护”，署名权作为作者的核心权利，自然属于保护范围。与《伯尔尼公约》相比，《世界版权公约》的保护标准相对较低，但为未加入《伯尔尼公约》的国家提供了保护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国内实践提供了兜底保障。

四、书籍章节署名权争议的多元解决路径与建议

（一）预防措施与制度建设建议

为从源头上避免署名权争议，需要作者与出版社共同发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1. 作者层面

签订书面创作协议：与主编/出版社在创作初期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以下核心内容：章节的署名方式（是否在目录署名、署名位置）、贡献认定标准、署名变更的程序、争议解决机制。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约定。

保留创作证据：在创作过程中，及时保存原始手稿、修改记录、研究资料、沟通记录等证据，以备不时之需。若与主编/出版社就署名问题产生分歧，应及时固定沟通证据（如邮件、会议纪要）。

了解相关规则：作者应提前了解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国际学术出版标准、出版社的署名规范，在创作前与主编/出版社确认署名细节，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争议。

2. 出版社层面

修订署名规范：出版社应修订内部署名规范，摒弃“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不合理条款，明确不同类型作品的署名标准，参考国际标准制定编辑作品、编著作品的署名规则。

完善出版合同范本：在出版合同中增加署名权相关条款，明确章节作者的署名方式、位置、贡献声明要求，以及违约责任。合同范本应报版权部门备案，接受行业监管。

建立署名审核机制：出版社应在书籍出版前对署名情况进行专项审核，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应署名而未署名、不当署名的情况，审核通过后方可出版。

加强编辑培训：对编辑人员进行著作权法、国际出版标准、署名规范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避免因编辑失误引发署名纠纷。

（二）行业协商与调解机制

行业协商与调解机制具有灵活性高、成本低、不伤和气的优势，是署名权纠纷的优先解决途径，包括出版社内部申诉、行业协会调解、学术机构介入等。

1. 出版社内部申诉机制

作者可首先向出版社的版权部门或编辑部门提交申诉，要求重新评估署名方案。

2. 行业协会调解

行业协会调解是解决署名权纠纷的重要途径，国内主要的调解机构包括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等。

3. 学术机构介入

若争议涉及学术著作（如高校教材、科研项目成果），作者可请求所属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介入，提供专业支持。

（三）国际标准与国内实践的平衡路径

解决署名权争议的核心在于平衡“作品整体性”与“作者贡献权”，实现国际标准与国内实践的有机衔接，而非简单照搬国际标准或固守国内惯例。

1. 区分作品类型的差异化署名方案

根据作品的可分割性与整体性，采用差异化的署名方案，既保障作者权益，又维护作品的学术属性：

对于不可分割的专著：各章节内容紧密关联、不可单独体现完整思想，可采用“封面署著者/主编名+版权页标注章节贡献者+前言说明贡献”的折中方案。例如，在版权页注明“第3章由李四创作，负责该章节的选题、撰写与修改”，在前言中详细说明各章节作者的贡献，既保障作者的贡献被认可，又维护作品的整体性。

对于可分割的专著/编著作品：章节具有内容独立性、创作独立性、使用独立性，应采用“封面署主编名+目录标注章节作者+章节开头注明作者信息”的方案，与国际标准接轨。例如，某经济学专著中，“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章节具有独立学术价值，可单独引用，应在目录标注作者李四，章节开头注明其单位及贡献。

对于编辑作品/论文集：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封面署主编名，目录、章节开头标注章节作者，版权页列明所有作者，确保署名权的充分保障。

2. 灵活解读“可分割性”的判断标准

参考司法实践的三维判断体系，灵活解读“可分割性”，避免机械适用“独立可发表”标准：

对于学术著作，放宽“使用独立性”的判断标准，只要章节能单独作为学术论文引用、传播，即使无法独立出版为专著，也应认定为具有使用独立性。

对于应用类著作（如教材、工具书），若章节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可单独用于教学、实践指导，即使内容与其他章节存在一定关联，也应认定为具有可分割性。

主编与出版社应在创作初期对章节的可分割性进行预判，与作者提前约定署名方式，避免事后争议。

3. 建立“贡献声明”制度

引入国际通行的“贡献声明”制度，明确作者的具体贡献，既保障署名权，又避免署名纠纷：

贡献声明的内容：作者应在创作完成后提交贡献声明，明确其在章节创作中的具体工作，如“选题设计：张三、李四；数据收集：李四；撰写初稿：李四；修改完善：张三、李四；最终定稿：张三”。

贡献声明的位置：贡献声明应置于章节开头或版权页，便于读者了解贡献归属，也为争议解决提供依据。

（四）法律层面的解决机制

当署名权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作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法律层面的解决机制包括著作权侵权诉讼、行政投诉、仲裁等。

1. 著作权侵权诉讼要点

著作权侵权诉讼是署名权纠纷的最终救济途径，作者需重点关注以下核心要点：

原告主体资格：章节作者需证明其为争议章节的创作者，核心证据包括：章节创作的原始手稿、修改记录、与主编/出版社的沟通记录（如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创作过程中的研究资料（如数据、文献引用笔记）、同行证人证言等。例如，在“张某某诉某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著作权纠纷案”中，张某某提交了方言部分的原始手稿、与编委会的沟通邮件，法院据此认定其为创作者。

侵权行为的认定：作者需证明出版社或主编实施了侵害署名权的行为，具体包括：未在目录、章节开头为作者署名；擅自删除作者署名；更改作者署名方式（如将独立署名改为“参编”）；在非作者创作的章节上署作者名（反向侵权）。只要存在上述行为之一，即可认定为侵权。

法律依据的选择：作者可同时援引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作为依据：国内法方面，主要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国际公约方面，可依据《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主张署名权的独立性与不可剥夺性。

诉讼请求的明确：作者的诉讼请求应具体、明确，包括：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如在书籍再版时为作者署名）；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如在学术期刊、出版社官网发布道歉声明）；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如律师费、诉讼费、取证费）。根据司法实践，署名权纠纷的经济损失赔偿金额通常在1万—50万元之间，具体根据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作品的发行量、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确定。

2. 行政投诉途径

作者也可向著作权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版权局、地方版权局）投诉，行政投诉的优势在于程序简便、处理周期短、成本低。

3. 仲裁途径

若作者与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

总结

出版社“仅独立可发表章节可独立署名”的惯例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条例以“可分割性”作为章节署名权的核心认定标准，司法实践形成了“内容独立性、创作独立性、使用独立性”的三维判断体系，“独立可发表”仅是“使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唯一标准。该惯例虽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与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相冲突，不应作为署名权认定的依据。章节署名权的认定应遵循“实质性贡献优先”与“可分割性综合判断”两大原则。只要作者对章节作出实质性贡献，且章节具有内容独立性、创作独立性、使用独立性，无论是否独立发表，均享有独立署名权。主编与出版社不得以“作品整体性”“出版便利性”为由剥夺作者的署名权。同时，国际学术出版规则为章节作者独立署名提供了充分支撑。《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等国际公约明确了署名权的独立性与保护范围，对我国出版实践具有法律效力与指导意义。

署名权争议的最优解决路径是“预防为主、多元化解”。通过签订书面协议、建立贡献声明制度、完善出版合同等预防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纠纷；通过协商、调解、行政投诉等方式，高效解决纠纷；通过著作权侵权诉讼、仲裁的方式，为作者提供最终救济。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年修订）[Z]. 中国政府网，2021-10-29.
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3.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 年修订）[Z]. 中国政府网，2013-02-08.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2/08/content_5423.htm.

[3]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Z].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https://ipr.mofcom.gov.cn/zhuanti/law/conventions/wipo/1/Berne_Convention.html.

[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Z]. 世界贸易组织（WTO）官网，https://www.wto.org.

[5]世界版权公约 [Z].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网，
https://www.wipo.int/portal/zh/index.html.

[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第 10 辑）[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7]张延华诉临猗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著作权纠纷案 [C].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 (3).

[8]王晓泉等诉乐清市王十朋纪念馆、古籍出版社侵害署名权案（2018）浙 03 民终 1520 号 [C]. 浙江法院网，2019-04-09.

[9] 李子成与葛怀圣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 175 号 [C]. 中国法院网，2019-04-10.

【注】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借助了Kimi、千问、豆包、Deepseek、Alpha等AI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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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感谢实习生张铱钒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