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父亲过年做豆腐、蒸年糕赶集办年货的场景，还记得吗？

腊月的乡愁

七十年代的农村，进了农历腊月二十几，天寒地冻，生产队地里的农活也歇了大半，村庄里的年味便一天比一天浓了起来。

那时候的冬天，是真的冷。

雪后的早晨打开堂屋的木门，茅草屋檐下挂着一排亮晶晶的冰溜子，能有一尺多长。厨房水缸里的水结着厚厚的冰，得用菜刀背磕开了，才能舀水稀饭。

可再冷的天，也挡不住人们忙过年的热乎劲儿。

生产队的活儿少了，男人们便开始拾掇房前屋后。

那时候住的都是茅草土坯墙房屋，外面的土墙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墙面上出现了很多的裂缝，土墙皮掉的斑斑驳驳的。得赶在过年前，用新泥把墙重新泥一遍。

父亲从高岗的旱地上挑来白粘土，掺上割碎的麦秸，和成不稀不稠的泥巴，然后用泥刀把稀泥糊到墙上。新泥过的土墙平整光溜，经太阳晒干后，白泥墙散发着泥土的清香，看着心里就舒服。

房前屋后的柴草垛也要重新码整齐，该码齐的码齐，该苫盖的苫盖，杂七杂八的各式农具都收进屋里，整个院子显得利利索索的——正月里亲戚们要来拜年，得给人留个好印象。

庄户家的女人们更忙。趁着天晴太阳好，把床上的铺盖都拆洗一遍，被里被面晾满一院子，浆洗过的老粗布硬邦邦的，晒透了太阳，晚上盖着又暄又暖，还带着日头的香味。

母亲还要赶着纳鞋底子，全家老小过年的新鞋，就差这最后几针了。

鞋底是早已糊好的鞋的半成品，母亲一针一线把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麻绳拉得哧哧响，纳累了，就把针在头发里篦两下，沾点头油，针脚走得顺溜又省力一点。

孩子们最眼巴巴的，是挂在堂屋土墙上那个篮子。

篮子里是冬月里杀的年货——那年月，生产队不让多喂鸡鸭，一户人家也就养那么三五只，养大了也舍不得吃。

到了冬月时，母亲就让姥姥来把几只鸡鸭杀了，用盐把鸡鸭腌透，然后挂在门前的晒衣绳上，经过数日的日晒风吹，晒得流淌着黄澄澄的油。

然后用旧布盖着，高高吊在墙上，防着猫偷嘴。平时吃饭，只能抬头望望，闻闻那股若有若无的咸香味。父亲说了，要等过年才能吃。

到了腊月二十六七的时候，晚上吃过晚饭后，是父母亲盘算年货的时候。

昏黄的煤油灯冒着浓烟，灯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父母亲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忽长忽短。

父亲坐在条凳上抽着烟，劣质的香烟熏的母亲直咳嗽。

母亲低着头，口中一五一十地念叨：粉丝要买两斤，山芋粉得称1斤，做豆腐得用石膏点，还有香烛、对联纸、瓜子、小糖这些自家都没有，是必须要花钱买的。

说着说着，母亲看一眼蜷在被窝里露着脚趾头的我们。

轻声跟父亲商量：要是有剩下的钱，给孩子们一人买双袜子吧，看那脚趾头都钻出来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背着麻布口袋上集去了。

我们兄妹几个一整天哪里都不去，就坐在门槛上或在门口玩，还不时地朝着大塘埂的方向望了一遍又一遍。

不为别的，就为父亲赶集回来时，口袋里装着的那块炒米切糖。那是用米花和红糖稀做的，切成方块，咬一口嘎嘣脆，又甜又香，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尝这一回。

还有我头天晚上就跟父亲说好的红灯笼——竹篾扎的架子，外面糊着红油纸，底下有个小木板，能插半截红蜡烛。

年三十晚上，村里的小伙伴们一人提一个，在漆黑的稻场里游来游去，像一串流动的红星星。

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父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庄前大塘埂上。我们呼啦啦迎上去。

父亲笑呵呵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用油皮纸包着的切糖，一人分一小块。我接过来，舍不得大口吃，先舔舔那层亮晶晶的糖稀，再用门牙一点点刮着吃，一块切糖能吃到晚饭前。

那样的日子，过去几十年了。

如今的年，什么都有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时候闭上眼睛，还能看见腊月里那个土墙小院，看见父亲在泥墙，母亲坐在门口纳鞋底，看见我们兄妹几个坐在门槛上等父赶集回来。

还能闻见新泥的清香，听见麻绳拉过鞋底的哧哧声，尝到那块切糖的甜。

要是能回去那多好呀，回到父母亲还年轻的时候，回到我还是那个盼着过年的孩子。

那时候日子是苦的，可盼头是甜的赶集。那时候冬天是真冷，可心里是真热乎。

如今我也白发苍苍了。可每到腊月，心里头那个提着红灯笼满村跑的孩子仿佛还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