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日民拒缓中日关系，高市阴谋得逞，灾难才刚开始

当地时间2月8日，其领导的自维联盟以350席绝对多数拿下日本众议院选举，可随之而来的一项民调，却揭开了这个国家极右化的残酷真相；

76%的日本人认为，没必要改善中日关系。这串数字背后，是日本民意的狂热，是政客的民粹操弄，更是中日关系未来十年的致命伏笔。

高市早苗能够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竞选策略。自宣布参选至今，她始终抓住一个核心议题——对外强硬，尤其是对华关系。这一主题不仅迎合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需求，也在普通民众中快速扩散。

长时间以来，日本国内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的困境使得不少选民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明确且能够激发情绪的政策主张，会具有更强的号召力，而高市早苗显然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点。

她不仅在国会和公开场合屡次强调因安全问题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还通过一些危机化论调，比如“台海局势将直接威胁日本存亡”，来为选民塑造一种外部威胁迫近的意象。

这不仅将日本经济本身的困境与外部联系起来，同时也让关乎国家尊严、防卫的议题转变成了选举核心。这种议题的转移，为其赢得了广泛支持，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公众情绪的极化，使得理性讨论和政策平衡被压缩到最小。

而且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长期以来处于舆论主导地位，其报道方式多带有偏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近年来，媒体将受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经济矛盾转向一些历史争议和外交冲突——例如钓鱼岛问题、对台政策以及中日摩擦。

这些议题被频繁炒作，使得中国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逐渐负面。尤其是年轻人群，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来源，很容易接受一种简单化的叙事逻辑，将日本国内的问题怪罪于中国。

此外，面对中方在稀土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等领域的反制措施，高市早苗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媒体工具，向大众描述中国的制裁为“外部威胁”的象征，而非政策后果。

这种有选择的报道取向使得公众对日中经济依赖产生错误的认知，不少人甚至误以为摆脱对中贸易后，日本经济可以立即全面恢复。

不过在高市早苗政府崛起的过程中，日本选民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显然了解不足。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极其依赖开放的全球化市场，而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长期以来，中日之间在高科技出口、制造业供应链、水产品出口以及能源资源进口上的深度合作，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随着近年中日摩擦不断深化，贸易关系迅速受到冲击。中方的稀土出口管制和日本水产品进口禁令，就让日本相关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水产行业，出口量大幅下降，使得不少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被迫关门，数万人因此失业。

而稀土资源的短缺则使得从高科技产业到军工企业的多个链条受到影响，许多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幅下降。

尽管如此，高市早苗政府始终通过媒体宣传，称这些困境只是“短期阵痛”，而改善对华关系则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无疑让众多普通民众放弃了对经济现实的思考，转而接受这种单一的解释。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76%的民意中，年轻人占据了相当比例。作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受害者”，不少年轻人对国家现状的失望，促使他们寻找能够提供心理慰藉和归属感的叙事框架。

高市早苗和右翼势力的宣传将“重振国家自信”与“对华强硬”画上等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理念。相比之下，那些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声音则显得过于模糊，缺乏实际吸引力。

另一方面，与早年经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中日贸易繁荣的中老年人相比，当代年轻人也几乎没有感受到过中日经贸合作对本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他们更倾向于将高市早苗政策中的民族与安全议题作为投票依据，而不是考量实际的经济成本与得失。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日本社会的经济与公众意识之间的分裂将愈发明显，也会让更多的理性声音失去传播的空间。

企业是经济政策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在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导向下，日本企业正面临供应链断裂、出口量锐减等问题。

例如，日本水产行业近半数的出口额依赖中国市场，中方暂停进口水产品后，这些企业损失惨重。而高市政府的对外强硬政策让企业无法轻易维护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甚至一些企业不得不进行固定资产处置和裁员，以减少本身的财务压力。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深知中方的政策调整对自身生产带来的不可逆影响。例如，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日企，由于依赖中国的稀土资源，这些公司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尽管多数企业高管意识到了对华关系恶化的潜在风险，但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发声反对高市政府的强硬路线。与此相关的，是日本企业在国内政治氛围中骑虎难下的窘境，即便承担沉重成本，也不得不与舆论宣传的政策基调保持一致。

76%的日本受访者反对改善中日关系，这一数据背后标志的不仅是社会认知的偏向化，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外交决策与内政矛盾之间的冲突。

尽管选民的意愿已经通过选举结果明确展现，但中日之间的紧张将继续影响经济、社会和区域安全的方方面面。而这些复杂的因素，也可能成为未来中日进一步调整关系时无法忽视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