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去世后，许世友大怒：是谁杀了我的陶勇，我非枪崩了他不可

1967年1月21日清晨，黄浦江上一片雾气，江边执勤的海军战士正交接班，没人料到当天会成为东海舰队历史上最沉重的日子。就在这股寒风里，海军副司令员陶勇结束了最后一次办公室巡查，随手合上那本密密麻麻记着舰艇调度的笔记本，转身走向招待所。所有人都觉得他只是去小憩，谁也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陶勇出生于1912年，江西兴国人。打小脾气倔强，家里长辈说他宁折不弯。当年在中央苏区，他只有十八九岁，却敢领着一个班堵日军据点；长征途中，脚上裹满血泡也没掉队。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在炮火里一路升到军级干部，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不肯低头的狠劲。

新中国成立后，陶勇转入海军。1956年，海军主力由岸上炮兵、潜艇大队升级为比较完整的舰队编制，年轻军种亟需“懂陆战、熟海情、敢亮剑”的指挥员。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点名要陶勇：“把他调来，东海需要这样的性子。”就这样，陆上猛将换装水兵，他自学海图、潜心琢磨航行规则，半年能随手在海图上画出最短航线。参谋们暗地里服气，笑他是“硬闯里西湖的旱鸭子”。

转折出现在1966年5月下旬。海军党委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前意见分歧剧烈。陶勇对某些人“暗地结帮”极为反感，原本不愿出席。叶剑英一句电话“有话会上讲”，他才拎包进京。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他却开场便拿出纸条，直指军内个人搞派性：“这样下去，党纪何在？”话音刚落，全场死寂，空气像被拉紧的钢丝。

不久，李作鹏把这番“刺耳之言”迅速递到林办。风向自此转凉。叶帅在中南海小声提醒他“海上风紧”，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更是扯着嗓子劝：“老陶，到我这儿躲躲，别惹那帮人。”陶勇只是摇头。他懂得风险，却从未想过后退。“我不走。艇在海上，该谁接舵？我不收手，他们就不敢乱来。”这句倔强的话后来被许世友一次次提起。

秋风乍起，陶勇专程去上海看望被审查的老战友彭德清。门一推开，昏暗房间里，彭德清抬头，眼圈立刻红了。“怕牵连你。”他低声道。陶勇握拳捶了捶桌角：“咱们一起摸爬滚打十多年，我会怕？”随后把彭德清、陈丕显等老同志接进舰队疗养，亲自批条子：食宿医药全包，任何人不得骚扰。此举在当时等同“顶风作案”，却赢得了军中上下的敬佩。

政治空气日益浑浊。有人劝他多写“检查”、少提意见，他只淡淡一句：“身正不怕影斜。”有意思的是，对于外界不断传来的各种“批斗风声”，他在日记里只写了八个字——“海浪再高，船要稳。”

1月21日午后，陶勇处理完一摞电报，头微微作胀。他吩咐秘书把下午碰头会推迟，随后步行到招待所。花匠正在修枝，他蹲下来看新栽的山茶，随口问：“这棵活不活？”花匠回答：“陶司令放心，春天能开红花。”两人短短几句，竟成绝唱。

约十五点，招待所长找来理发员，没有在人影稀疏的后院见到陶勇。几分钟后，门口传来一声惨叫：“陶司令跳井了——”众人奔至井旁，抬出的却是一具失温的躯体。医生急救半小时无效，陶勇，五十四岁，定格。

噩耗电报先送到南京。许世友正在军区作训处，听完汇报，把茶杯摔得粉碎，茶水四溅，满屋寂静。沉默十几秒，他猛地起身：“是谁杀了我的陶勇，我非枪崩了他不可！”此话传遍营区，官兵人人揪心。

同夜，叶剑英赶回办公室，给无锡舰队政治委员饶守坤拨去加急电话：“情况要摸清，但先稳住部队。陶勇不是畏罪之人，任何‘自杀’说法必须核实。”电话另一端，饶守坤只说了一句：“请首长放心。”

海军内部立即成立调查小组，调看现场、询问值勤、核对时间轴。可惜的是，当时各类派别激烈对立，证据在混乱中散佚，现场也被过早破坏。几份笔录相互矛盾，连陶勇最后的动向都难以还原。六天后，调查被悄然叫停，结论是“个人思想负担过重，畏罪自尽”。文件只有寥寥数百字，却无法说服熟悉陶勇的人。

军中老战友私下回忆，陶勇脾性固执却热爱生活。每到周末，他必带警卫员下厨，做一手家乡米粉；艇上演讲完，还会给年轻水兵讲湘赣游击的故事。这样的人，会轻易绝望？众说纷纭。

外界传出若干推测：有人提到海军高层权力斗争，有人怀疑是“造反派”激进行为，甚至传出“密谋行刺”的说法。可惜真相像夜雾，被历史淹没。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新审视这段往事，最终为陶勇平反，恢复名誉、追认功绩。然而，那口深井里的秘密，再无人能给出铁证。

值得一提的是，许世友此后每逢聚会谈及老友，常常沉默不语。一次晚饭，他端起酒杯，对身边警卫轻声说道：“那个井口，我一辈子忘不了。”仅此一句，再无后话。外人从他不断紧握的指节里，看到了未泯的悲愤。

走笔至此，不得不说，陶勇留下的不只是谜团，更是那个年代里军人敢言、敢担当的背影。历史终会记录战功，也应记录风骨。若干年后，当东海舰队的年轻军官在桅杆下读到“陶勇号”训练艇的铭牌，他们或许并不熟悉那些曲折的往事，却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力量——那是先辈用生命刻下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