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周总理遇到徐海东，主动要求为其建房子，徐海东：我不能答应

1960年夏天的北戴河，海风一阵紧一阵地吹过来，会议室里却闷得很。周恩来从会场出来，脚步并不快，身边的工作人员悄声提醒：“总理，徐海东同志也在这边休养。”周恩来停了一下，转头望向院子深处的平房，说了一句：“那就去看看老徐吧，他的身体，总是让人惦记。”

就是在这年7月，两位在战火中并肩走过来的老战友，再次面对面坐在一起。闲话家常之中，周恩来无意间又提到一件事：“你的房子，还是那间旧房子？”听到答复后，他忍不住开口：“这次，该盖新房了吧？”谁也没想到，这一番主动关心，却被徐海东郑重挡了回去：“总理，这件事我不能答应。”

有意思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修房子”之争，把一个大将一辈子的脾气、信念、操守，都照得清清楚楚。而要真正看懂那句“我不能答应”，还得从他早年的路说起。

一、从窑工到大将：战火中的“硬骨头”

1900年6月，徐海东出生在湖北大悟的一个贫苦农家。少年时他进窑场当学徒，整天和泥土、火炉打交道，字不识几个，说话也带着一股乡下人特有的直爽。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烧窑的后生，后来会被毛泽东评价为“为革命牺牲亲属最多的一个人”。

1920年代后期，大革命风起云涌。徐海东在工友的带领下，接触到了共产党人，慢慢从一个手工业工人变成革命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参加了武装斗争，走上了九死一生的路。

1929年至1931年间，黄麻起义、转战鄂豫皖、创建革命根据地，徐海东几乎一直在前线。他带领的部队后来整编为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在漫长的战斗中名声不小。战士们说他“爱骂人，却更肯替人扛事”，一旦打起仗来，自己总是冲在最前边。

长征前，红二十五军奉命提前出发，从河南走向陕北，为整个红军北上探路。这支人少、物资少的队伍，硬是凭着咬牙坚持，先一步到达陕北，为后来的落脚点打下基础。不得不说，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徐海东带着部队闯过去，功劳极大。

可高强度的作战、长期饥饿劳累，对身体是残酷消耗。1940年1月，在华中战场的一次干部会上，他正在做报告，突然口吐鲜血，当场倒下。从那天起，这位在战场上铁打般的人物，彻底被病痛拖住了脚步。

二、担架上的将军：病中仍想着前线

1940年以后，徐海东不得不频繁住院、转移休养。抗日战争还在继续，他却连马都骑不上，只能躺在担架上跟着部队辗转。说出来有些心酸：别人抬着枪，他被战士们抬着，躺在摇晃的担架上跟部队一起躲炸弹。

1946年6月28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那时仍在病中，又一次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再从苏北到山东临沂、诸城，躺着走完这些路程。飞机在头顶轰炸，战士们抬着担架一路小跑，他心里却老在翻腾。

身边的警卫后来回忆，他经常低声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还要别人来保护我。”这话听上去有些偏激，但在一位一辈子拿命打仗的指挥员心里，却是真实的愧疚。

1947年9月，国民党加紧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打得异常艰苦。考虑到安全和病情，中央紧急电示：将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休养。这一次，他只好含泪离开部队，于9月18日从威海卫登上开往大连的船。

到了大连，驻军的苏联红军和中共大连市委，将他安置在文化街75号附近的一处幽静住所，靠近老虎滩海滨，空气好，适合疗养。病情稍一稳定，他就每天坚持散步，时不时向外打听各个战场的消息。可惜战争进程比想象中快得多，1949年底，解放战争已经彻底胜利，他再上战场的念头，终究没机会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始终惦记着这位长期卧病的大将。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忙碌中抽时间给他写信，鼓励他安心静养，争取康复。这封短短几行的亲笔信，徐海东一直珍藏，多年后提起，仍然十分激动。

1951年5月，周恩来工作稍稍缓一口气，心里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连看望老战友。他和邓颖超一到大连，下火车顾不得休息，就直接赶到文化街75号。那天，秘书提前告知徐海东：“周副主席要来了。”徐海东一听，立刻笑得合不拢嘴，对妻子说：“我要亲自去迎接周副主席。”

门口那一幕，被许多人记在心里。吉普车刚停下，徐海东在妻子的搀扶下，几乎是抢着往前走。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第一句话就是：“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对不起党啊！”这话说得周恩来一愣，随即连声劝他：“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党的工作，毛主席和中央同志都很惦记你，希望你好好养病，争取早日恢复。”

徐海东听完，只是叹了一口气：“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仗都打完了，人还没好。”周恩来知道，他是把自己看得太严，也就换个话头安慰：“战争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路还长着呢，你把病治好，就是为革命做贡献。”

在大连的那段时光，周恩来和邓颖超住了十多天，临走前又专门去看望一次。这一次，周恩来在他卧室里无意间发现，一件洗得发白、缝满补丁的新四军旧军装挂在墙上，衬衣、裤子、袜子也都补丁摞补丁。他忍不住打趣对徐海东的妻子说：“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连忙摆手：“我就喜欢穿它们。国家刚建成，钱紧，把钱留给牺牲烈士的家属吧，他们比我更需要。”周东屏也跟着笑：“苦日子过惯了，没人来时穿好衣服，也是浪费。”周恩来听在耳里，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转头就写条子，让有关部门增加他的养病和衣食费用。徐海东起初坚决不收，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才勉强答应。

三、军衔、大房子和“我不能答应”

1955年初，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综合战功、资历、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消息传到大连，原本以为是件喜事，他本人却愁上了心。

他对身边人说得很直白：自从1940年病倒，十几年时间大多是在担架和病床上过的，“没打几仗”，让他觉得担当不起“大将”这个称呼。偏巧这时，周恩来又来大连看望他，他握着总理的手，说话带着几分急切：“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现在授我大将，我受之有愧。”

周恩来对这个从窑场走出来的将领一向特别看重，不光看重他打仗，更看重他那股不拐弯的直性格。听到这番话，周恩来有些动情，缓缓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过，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授你大将，是根据你的贡献决定的，要说高不高、低不低，正合适。”这一句“正恰当”，既是安抚，也是肯定。

在大连休养的九年间，周恩来三次专程来看他。徐海东对总理一直敬佩有加，经常对家人感叹：“如果大家都像周总理那样，革命早就成功了。等我病好了，要白天黑夜拼命干。”

1956年，他的身体情况稍有起色，便从大连回到北京。落地不久，就提出一个念叨了多年的要求：“我要工作。”中央很快批准，安排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回到北京后，除了出席重要会议，他还承担了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这是他格外看重的一件事。写起战斗胜利，他说说笑笑，写到战友牺牲，就忍不住落泪。那些年牺牲的同志，他几乎都记得姓名、籍贯和牺牲地点。

对烈士家属来信，他总是认真回复。有困难的，他尽可能转交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对身边工作人员，他常常提醒：“不要小看一封来信，要对烈士负责，对历史负责。有的同志要是不牺牲，可能是元帅、将军。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周恩来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他的生活状况。那天总理到他家中一看，心里一紧：屋子不大，墙皮脱落，家具简单，谈不上舒适。考虑到他旧病缠身，需要更好的环境养护身体，周恩来当即批条子，让有关部门尽快给他建一所新住宅。

消息传到耳朵里，徐海东很快找到周恩来：“总理，现在国家搞建设，到处都需要钱，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能用，就别修了，以后再说。”语气不激动，却相当坚决。

周恩来反复劝他：国家已经考虑过，不会因为给他盖一间房子就影响建设，身体更要紧。但徐海东这回态度很硬，不同意动工。周恩来见他不肯松口，只能暂且作罢，心里却一直惦记。

转眼到了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两人在海边再度见面，闲聊间又提到住房。周恩来问：“还住原来那间老房子？”得到肯定答复，他忍不住说：“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一些了，你身体又不好，该盖新房了吧？”

这一次，徐海东不但没有改变想法，反而说得更透：“总理，这件事我不能答应。您关心我，我很感激。可现在有房子住，已经很好了，不修也能住，就别再花那份钱了，省下来给更需要的地方吧。”

周恩来见他还是这个态度，只好耐心劝：“国家的钱够用，不用你专门替国家省。你的身体没完全好，需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现在这房子条件太差，对病情不利。”他是真心为老战友考虑，话里话外都带着关切。

徐海东却笑着摆手：“大不了我再‘打游击’嘛。”这句半玩笑话，含着他一贯的脾气：战场上打游击，生活上照样能将就。

周恩来也笑了，但转而又认真起来：“’打游击’也要有房子。这回你就听我的。”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便让工作人员抓紧落实修房一事。

尽管如此，每每提起徐海东，周恩来总会想起那段反复推辞的过程，忍不住对身边人感慨：“徐海东这个人，一辈子只想着为国家出力，从不想着自己怎么过，他们家都破成那个样子了。”

从军衔到住房，这位大将一再往后退，心里有杆秤：公家的好处，能不占就不占。这个态度，在对自己亲人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极致。

四、“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不占便宜，也不让亲人占

毛泽东曾评价：“我们党为革命牺牲亲属最多的，就是徐海东同志。”这并不是夸张，而是冷冰冰的数字——在大革命时期，他一共失去了66位亲人。有人被捕就义，有人被敌人杀害，有人流离失所。这种伤痛，外人很难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他想为这些亲人修一座烈士墓，以示纪念。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地方政府完全有理由出面出力。但他的态度反而更慎重：亲人虽是烈士，修墓却是“自己家的事”，不该麻烦政府，更不能占公家便宜。

当时他病情较重，不能亲自操办，就反复叮嘱侄子：“国家困难，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这件事不要惊动政府。”他拿出自己积攒的养病费用，还有老战友送来的钱，一共凑了1000元，让家人用这笔钱修墓。

在当年的物价水平下，1000元并不算少，他估摸着应该够用。可到了真正施工时，材料、人工加起来，还是不够。家人在权衡后，觉得再去找徐海东，只会加重心理负担，于是私下找到当地政府求助。

地方政府听说是为革命烈士修墓，当即表态支持，调配人力物资，很快把烈士纪念墓修了起来。只是，没有人敢把实情告诉徐海东。一直到1952年，事情终于瞒不住了，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修墓动用了公家钱。

这一次，他真急了，情绪激动到病情加重，冲着侄子大声训斥：“不懂事的东西！怎么能那样做？”在他看来，哪怕是为牺牲的亲人立碑，只要占了国家一点便宜，心里就过不去。

为了弥补，他当即决定回乡，向乡亲们当面致歉。医生担心他的身体，一再阻拦。无奈之下，他只好让侄子先回去，带话给家乡人：“你回去一定要说，是我徐海东对不起乡亲，一定要说清楚。”

这件事，在他心里压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他终于有机会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消息传开，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想看一眼这位从窑场走出去的大将。

人太多，警卫员担心发生意外，赶紧把他扶上车。谁料他一下子火了：“你要干什么？他们都是我的乡亲，好多人当年是我的战友，为我、为革命流过血。装什么架子？我就是个烧窑的，要见他们，要跟他们说话，还要向他们道歉。”

说完，他坚持下车，在家人搀扶下站到人群中间，深深鞠了一躬：“父老乡亲们，我徐海东对不起大家，是我惊动了大家。”乡亲们哪里受得住这个，纷纷劝他：“徐大将军，家乡人想您，您是我们的骄傲！”

吃过简单的午饭，他让车直接开到烈士陵园。墓碑一块块排在眼前，他默默伫立很久，才对陪同的地方干部说：“修墓这件事，我的亲人没听我的话，让你们跟着费心了，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地方领导有些不解：“首长，国家政策有规定，烈士应该修墓，这是应当做的，您何必道歉？”徐海东摇头，语气沉定：“可我们家修墓的时候，国家还没这个规定。我们自己的事，用了公家人力和钱，这是我们家的错。国家的钱，要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都很震撼。对亲人的纪念，他舍得用自己的养病钱；一旦沾到公家的资源，他反而要连说三声“对不起”。这种看似“较真”的态度，其实贯穿了他一生。

同样是对家乡，他却一点不吝啬。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从安徽申请了40万株茶树苗，全部运回老家栽种，后来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重要产业。他还筹措资金修通家乡到武汉的公路，帮助建设烟厂、化肥厂、榨油厂。公家的钱不能乱用，但能为地方发展奔走，他从不含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这句话，他不是对外表态，而是反复对身边人说。用今天的话讲，他把这句话当成了给自己定下的“死规矩”，无论是病榻上的坚持，还是拒绝修新房、为修墓道歉，都绕不开这一条。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在河南郑州病逝，享年70岁。住了一辈子简陋的房子，留下的是清清爽爽的家底，却有一大堆让人听了心里发沉的故事。周恩来晚年回想起老徐，常常提到那间迟迟没修好的房子，话虽不多，却满是感慨：有人把享受看得很重，也有人把原则看得比房子、比军衔、比一切都重。徐海东属于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