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冯天瑜先生《周制与秦制》的成书过程

冯天瑜（1942.2.8-2023.1.12）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冯天瑜教授多次说过，《周制与秦制》是他最后一本著作，也是他最看重的一本书。然而，他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在他去世后，经过多方努力，《周制与秦制》终于出版了。在此书《后记》中，他曾简要述及写作动因，也感谢了帮助成书的若干同仁，但这只是大概，其中还有更多细节。可以说，每个字都浸透着他的人生哲思，也包含着同仁朋友的帮助。以下就我所知，略加复原，以便于未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

《周制与秦制》，冯天瑜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出版，576页，128.00元

一

冯先生很早就将自己的写作习惯概括为“一慢，二快，三慢”，并将它与王国维的学问进路“三境界”说结合起来。他所谓“一慢”，是指材料搜集、题旨锤炼，历时较长，相当于王国维所说的学问“第一境”和“第二境”；所谓“二快”，指材料定下来后，写作要聚精会神，一气呵成，不能拖沓，相当于王国维所说的学问“第三境”；所谓“三慢”，指文稿初成后，要搁置多时，反复推敲修改，在这个阶段再把王国维的第一至三境界反复经历，精益求精。他说，自己写作《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等著作时，都采取同样的节奏（冯天瑜：《一慢二快三慢》，《月华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157-159页；何晓明：《冯天瑜学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53-255页）。

2022年6月8日，他在写作《周制与秦制》时，对华中师范大学的何卓恩教授也讲过同样的话：

我概括自己写作拙著的做法是“两慢一快”。酝酿、准备、思考，这个慢，需要很多年；大体思考成熟了，就屏气凝神，全力以赴，一气呵成，这个快，四五十万字的书都是一年多写完，因为慢慢拖，气机就不能保持了；写完了然后就放下来，进一步思考和修改，这个也比较慢，用几年，当然比第一个“慢”要短一些（当然也有出版社催稿来不及从容修改的，按本意恨不得多留些时间改）。两头慢，中间快，这是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做的卑之无甚高论的概括。（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现在看来，《周制与秦制》的写作节奏基本如此。准备阶段可能很长，其写作时间若从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之时（2021年7月）算起，到次年4月成稿，基本只花了不到八个月时间。其间再减去生病住院、应付别稿、冗务杂事，真正用以写作此书的时间，可谓极短。然后就是不断地修订，直至其去世，也是八个月时间，如果他还有能力，恐怕还会修改。

现在无法考证，冯先生从何时起意要写作此书，但从其2020年5月10日给秦晖教授的微信可知，他思考此问题已非一日：“自世纪之交我关注社会形态问题（重在封建），即考释周秦二制，近年又拜识君之卓论，以为同调，希望有机会一起切磋此一国史关键问题。”可见他思考该问题始于二十多年之前。他说“拜识君之卓论”，指读了秦晖的两部近著，一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传统十论》，二是由群言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大约在2020年夏天，冯先生的学生姚彬彬教授（时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后调至湖北大学）请他讲述自己的学术经历。讲到生涩处，冯先生随手在一张“废纸”的背面写下几个字，姚彬彬存下了这页纸。上面的信息，其实就是他关于“周制”与“秦制”的部分思考。可见至少在2020年夏天，他已开始构思这一论题。

2020年底到2021年初，冯先生在网络上发表了对《大秦赋》等历史剧的批评，包括《从〈大秦赋〉史观说开去》《时下清宫戏历史观探略》《史剧与史观》等文。从这些文章中也可发现，他开始将周制与秦制进行比较研究。

自2020年底开始，冯先生与秦晖教授多次讨论周制与秦制的异同。2021年2月28日，秦教授路过武汉，与冯先生做了一次合作对谈，题目即是“传统中国的‘周制’与‘秦制’”。二人对谈的内容很多，知识信息量极大。秦晖重点阐述了他的“共同体”理念，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组织制度、人际关系，以及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关系等。他谈到中、西、日三种文明中实施或者反对秦制的历史传统。冯先生则着重说明，中国历代实行的并非秦制，而是“周秦二制交混的汉制”。此文后来在《人文论丛》2021年第二辑发表，发表前冯先生和秦晖教授都做过简单的校改和润色。

2021年7月16日，冯先生与商务印书馆签署了《周制与秦制》的正式出版合同。

2021年8月7日上午，我到冯府，那时他情绪非常不好，跟我长谈，一直聊到下午近一点钟。保姆已把饭做好多时，他仍无止意。他说到他正在“拼老命写《周制与秦制》”。2021年12月，冯先生送给我三页《周制与秦制》的手写提纲，其中的两页是正反双面书写，一页是单面书写。我当时用手机拍照后录存，从照片的背景可知，是在我书房的飘窗上拍的。但此件后来不知放到何处，怎么也找不出来了，相信总有显灵的那一天。

若将这份手稿与后来成书的目录对比，便知二者面貌多有不同。这可能是《周制与秦制》最早的一份完整提纲。

2022年3月7日，他致信秦晖说：“《周制与秦制》正定稿中，成篇后请斧政。”4月23日，他又致秦晖信，称“《周制与秦制》日前完稿，已交商务印书馆。此题研习，获君启迪。书出后当赠以求教。”冯先生在写作的同时，将已经完成的部分篇章先行发表，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于2022年第2期刊发了冯文《历代皆行汉政法》，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便是《周制与秦制》的第二章。

就目前所知，至少在2022年4月，该书的初稿已经形成。他于4月17日传给我一份初稿，共340184字。其中有大量刷红的文字，显然已是他修改过的句子，Word版共768页。

根据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鲍海燕女史的记录，她于2022年4月17日收到冯先生的书稿。次日，冯先生对书稿又有所修订。5月9日，冯先生对结语部分又做了修改补充，要求以之替换初稿的结语部分。

《光明日报》记者夏静曾多次采访冯先生。她记得在2022年夏天某日去冯府采访，因为时间太长，信息太多，冯先生顺手递给夏静几张“废纸”，让她在反面记录。不想，这几页纸正是《周制与秦制》的提纲。该提纲下署2022年春，可能是已经成稿的面貌（夏静：《值得珍藏的采访情缘——写给历史文化学家冯天瑜先生的怀念信》，长江网2025年1月12日）。

二

初稿形成后，就是漫长的修改过程。冯先生对论著的修改之多，是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出版社、杂志社都很头痛的事情，因为只要尚未印成铅字，修订永远不会停止。

2022年6月7日，冯先生将校对书稿引文出处的任务交给年轻的张骏杰先生。张骏杰是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的助理研究员，受过历史学训练。其时正值疫情期间，各大图书馆均不开放，由他帮忙从网上查对引文出处，再合适不过了。此后，6月16日、6月27日、7月4日，张骏杰分三次帮助查对了全书的注释。随后，该书稿寄往出版社。

据责编鲍海燕的记录，7月4日，张骏杰查核文献、完善注释后，发送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便誊写在清样上。不久后的7月22日，出版社又接到冯先生的电话，说还有修改。责编建议他在纸稿上修改，因排版后的文件与最初的Word文稿不方便核对，且容易出错。7月25日，冯先生把修订补充后的版本发送给出版社，补改部分用红色笔迹标在Word文稿上。8月5日，商务印书馆根据此前的各种修改，出了一个清样，寄送给冯先生。8月8日，冯先生在还没有收到纸质校稿的时候，再次发送了一份改定后的Word文本。9月3日，冯先生收到出版社寄送的清样。他将修改和补充的文字陆续标注到纸稿上，在与出版社的通信中说，预计十天后返还出版社。

9月11日中秋节，当张骏杰再到冯家时，他发现冯先生又在商务印书馆反馈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他当晚接到冯先生的电话催促：“商务印书馆催要书稿颇急，你浏览即可，请于明天下午将书稿送来，我再略览，便寄返商务印书馆。”次日晚，张骏杰将查对后的稿件返还给冯先生。

2022年9月21日，冯先生汇集大家意见之后，对《周制与秦制》的清样做了整体修订，他在给商务印书馆的微信中特别说明：“（一）补充若干页，打印字号偏大，可归入全书文本字号。（二）补充插页，为了不影响全本原编号，增加的页码标**页A或B或C。编书正本请按实际数码排列。（三）补充若干引文出处，多只写书名、篇名，如《孟子·梁惠王上》，未注出版社、出版年、页码。”

2022年10月22日，冯先生告知鲍海燕，他将于当月24日入院，11月初出院，届时可接收邮件。2022年10月23日，他又将“结语”的标题改为“结语：制度近代转进”。11月11日，冯先生又对全书章目作了最后调整，正文补充几条，修改、补充文字均用红笔标出。据鲍海燕记录，11月28日，因为疫情，武汉邮件快递暂时停止。这可能是她与冯先生之间的最后联系。

2024年4月13日，在《周制与秦制》出版后，商务印书馆的责编之一石斌先生寄来出版社所存的两捆纸本校样。其中一件的出样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石斌在上面用铅笔追述道：

2022年5月9日，接冯先生最终定稿后排成此稿。出版社排稿期间，冯先生又在原电子稿上做了大量修订，因此，在2022年6月寄此稿给冯先生。2022年6月，将此稿寄回，冯先生安排张骏杰老师誊写自己在电子稿上的修订到纸稿上，并请张老师核了文献，因此，这本纸稿上笔迹为张老师的。张老师的誊写经冯老师审看之后寄回。2022年7月，收到寄回纸稿，但于7月22日接到冯先生电话告知，还有修改，并于7月25日发至编辑。

另一份的出样时间是2022年8月5日，石斌在上面用铅笔追述道：

2022年9月3日，冯先生收到这份纸稿，本次修订为冯先生对纸稿的最后审定，后续又有多次小的修订，通过电子版发来。2022年9月21日，修订完后返给出版社。

责编所言“多次修订”是非常确切的回忆。在出版社2022年8月5日印出、冯先生9月21日修订后寄回的纸本上，他那隽秀清丽的笔迹灿然可见，有些是红色，有些是蓝色，有些地方还粘贴着打印的纸片，显然非一时所为。这两份样稿都汇聚了冯先生的多处修订意见，而在此前和此后，他与责编之间的电邮和微信往来不断，修订几乎从未停止。

三

在《周制与秦制》的修订过程中，很多学者给予了帮助，他在该书《后记》中已申谢忱，其言如下：

近年研习制度史诸题，请益多方，学友纷纷伸出援手。赐教之时彥有：楚史家宋公文、魏晋玄学家唐翼明、古近史家秦晖、文献学家张三夕、希腊罗马史家赵林、简帛学家陈伟、近代思想史家何卓恩、礼学家杨华……诸君对拙搞的学术观点乃至文字诠释，或作宏观提点，或贡献具体入微建议。每览诸君批语、听取耳提面命，直叹“友直，友谅，友多闻！”张骏杰博士（1990-）核查全书引文，作规范化处理。商务印书馆编辑鲍海燕女史、石斌君等推动本书写作，容忍一再修订增补，其敦促、斧正之功没齿难忘。

以上是他提及的学者，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对该书有所贡献，但他未曾言及。即使在鸣谢之列者，个中细节他在《后记》中也未曾详说。以下是我复原的若干片断。

2022年6月8日，何卓恩应约到冯先生家采访，其中一个议题便是《周制与秦制》。冯先生说：“已经向商务印书馆交稿了，他们觉得还蛮好，评价还比较高，现在他们已经排版了，鲍海燕编辑说纸本已经寄出来了，给我校对，争取今年年底能出来。”（据当时录音整理）

2022年8月17日，冯先生致信秦晖：“《周制与秦制》基本成稿，希望秦君浏览赐教。约一周前将拙稿用电子邮件呈上，未知收到否。若无暇顾及，阅改即作罢论，待书出来后再呈秦君。”

2022年8月19日，冯先生将著作全稿传给我，全书是340472字，Word版772页。其中有大量刷红的文字，显然已是他修改过后的句子。其《后记》落款为2022年8月15日。8月24日，我拜读冯著后，提出若干思考，共9条1340字，其中既包括本人的某些拙见，也包括他文中的某些常识细节。

2022年8月17日，我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范云飞副教授去冯先生家访谈。据范云飞回忆：

临别时从他电脑里拷得书稿。8月19日，冯先生命我来其府上，主要处理陈伟老师的意见。陈伟老师对冯先生所用甲、金字形及出土文献材料进行了仔细校订，并提出许多批注意见。冯先生不会处理字形图片，且陈伟老师在文档中插入的批注，冯先生也看不到。我到其府上，冯先生与我逐条看陈伟老师的修订意见，冯先生随宜口授，我按其意见修改文稿。并帮忙处理了一些字形图片。

回来后，范云飞便将冯先生书稿拜读一过，针对引文、行文、格式等方面略微提出一些意见。冯先生很高兴，8月25日就让范云飞再到其府上，将范老师修订的书稿拷回他的电脑中，“然后我们逐条审读我的意见，冯先生随宜定夺。很快就将文稿处理完毕，冯先生还请我吃西瓜，然后告别”。

2022年8月18日，冯先生向华中师范大学张三夕教授发去微信：“商务放松了付排时间。你若不是太忙，可略加浏览，将修改意见于8月底寄来。我已将近日完成的修订稿呈上，请阅此本。若太忙，则作罢，待出书后再有以教我。”张三夕教授此时正在鄂西避暑，他在微信上收到的便是4月17日的稿件。他于8月26日晚上向冯先生发回他校读过的稿件共七章，说另外二章将留待回武汉后再细读。整个8月底、9月初，冯、张二位都在讨论此书中的若干细节，例如张三夕建议他引用古籍时，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的版本，引用苏轼文字时采用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苏轼全集校注》整理本，等等。9月14日，张三夕校读完最后二章。他在9月15日致冯先生的微信中说：“我可能是将大作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的第一位读者。期待大作早日问世。”冯先生回信说：“唐翼明老师也是从头看到尾，两位都是最早指教者。”张三夕教授的全部按语共149条，包括思想、版本、字词、注引等各个方面，其贡献之大可想而知。

8月10日，他还给华中师范大学的何卓恩教授发去微信：“请浏览《周制与秦制》全书稿，告我修改意见。现正在最后定稿间（已阅过一次商务寄来的纸型），修改请用绿色字。”9月13日，他在微信上告诉何卓恩，9月15日将寄回出版社，请他尽快反馈校读意见。

2022年9月15日，冯先生将综合各家校注后的稿件寄给商务印书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定型稿件。

即使稿件寄给出版社之后，他仍在修改。2022年9月28日，他在致周积明教授的微信中，请周积明为他提供《四库全书》《明实录》中的相关史例。周积明传给他自己的文章《嘉靖-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冯先生予以参考。10月26日，冯先生告诉周积明，秦晖教授的来信对他启示良多。他说，商务印书馆比较宽容，允许他继续修改补充。

冯先生所说的2022年10月25日晚秦晖教授来信，对于该书的后期修订非常重要。该书初稿形成后，冯先生也曾请秦晖帮助通读稿件，提供思想。秦晖在这封暂题为“冯先生道鉴”的长信中提出很多新见。例如，秦文认为，冯先生划出“汉制”与“秦制”并列，实无必要。其来信曰，冯著原稿第10页中的“周制历时三千年、秦制历时两千年”，似乎说秦制并未否定周制，只是叠加于其上而与周制并存至近代：

先生强调周秦之变的重要性多年，但近来又认为秦制与汉制不同，汉制是周秦二制的混合，且真正传承了二千年的是汉制而非秦制。如果真是这样，那周秦之变岂不仅限嬴秦一代，还有多少重要性？我觉得古人所谓汉承秦制、儒表法里之说还是可信的。儒表法里，关键当然是里，儒表法里与表里皆法，不同只在“表”，如果先生也同意这个说法，则划出一个汉制来与秦制并论，或可不必。

秦晖认为，汉制与秦制实则是同一回事，“至汉武、王莽，则不仅复归于秦，而且强化了秦制”。他认为，“第一帝国”（秦汉帝国）崩溃，到魏晋时期门阀世族，法律儒家化，这时才有点“周制复兴”的意味。“第二帝国”（唐宋明清）兴起，秦制再度消灭“封建”余绪。

收到这封学术讨论的长信后，冯先生于10月25日晚21:56即复函秦晖：

今晚收悉秦晖君宏文，初览之余，即觉启迪深广，待反复研习、消化后，再与君切磋。有一大意可略陈于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逐渐成型的想法是，两千余年帝制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的优长与短板，并非单独由儒或法、周或秦的一个方面铸就，其机制寓于制度层面的实秦虚周、文化层面的儒表法里。故单单“反秦复周、崇儒批法”，或“反周复秦、反儒扬法”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综合再创过程中，又有西制、西文可供参酌（不是如法炮制）。拙著《周制与秦制》还在修订中（商务比较宽大，容许我一再改、补），争取把这一旨趣讲清楚。

次日（10月26日）早晨8:58，他又致函秦晖：

在下极其重视周秦之变，以为是中国史上最重要变革，全书展开于此，但又不能简单称秦汉以下全行秦制，遂对中古、近古、现代诸先哲“百代行秦”的惯说有所补述：周秦变后，又有汉代的复古更化，部分复周变秦，形成“霸王道杂之”“儒皮法骨”的汉制，正是这种秦制改良版——汉制沿袭百代，而不单是秦制纵横天下，这大大增强了传统制度及文化的延续力，时至近代，也就成为制度及文化转型的强韧阻力。近代西制东渐，汉字文化圈中的日韩新等不忌讳西制，现代转型较顺利。中国一直盘桓于周秦二制综合的汉制，文化内层难以走出故辙，制度层面精神层面转型艰困。百余年来讨论同期发生的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何以成败大异，其要因应在此寻找。

以上两段论述，可以说是冯著《周制与秦制》的根本主旨。就在回复秦晖的当天（10月26日）早晨，他就把这两段同样的内容复制给了周积明教授和何卓恩教授。7:59转述的是第一段，由于是复制，以至于微信中的措辞还是“今晚”一词。一个小时之后的8：58，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向何卓恩转述了第二段核心观点，几乎与复秦晖之函是同一时间。

2022年11月15日，何卓恩、姚彬彬两位到冯先生府上，他专门为二人讲了制度文化史的问题，其中大量思考即来源于《周制与秦制》一书。

由以上梳理可知，2022年一年中，关于《周制与秦制》的成稿和修订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4月17日，形成初稿，寄出版社；二是7月4日，由张骏杰查对引文后形成一个汇校本，寄出版社；三是9月15日，冯先生在广泛吸取朋友们意见之后，形成一份修改稿，寄出版社；四是9月21日，冯老师收集大家的意见，对《周制与秦制》清样又作了整体修订，寄出版社。至于后面两次（9月15日、9月21日），哪次寄的是纸质版，哪次寄的是电子版，已不可考。

四

冯先生于2023年1月12日病逝后，所有同仁和门生都非常挂怀此书。笔者谨记在他弥留之际的誓言，决意倾尽全力整理好冯先生的绝笔之作。

正如上文所言，在将定稿寄与出版社之后，冯先生又多番修订，该书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个是最后的定稿？似乎都不太清楚了。早在他上呼吸机不久，2022年12月30日，责任编辑鲍海燕就告诉我：“如果他还清醒，赶紧找厂子先做本样书，让他看一眼，要不总是遗憾！”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冯先生在校样上修改的地方太多，“来回大改了有四次，造成后期排版重排”，“现在按他改后的，无法正式出版，需要仔细校对”。好在傅才武教授从冯先生在医院的遗物中搬回一份打印稿，上面有冯先生的若干笔迹，我们认定这就是他最后的定稿，于是围绕它展开工作。

整个2023年上半年，我们都在与鲍海燕沟通出版方面的问题，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终于印出了一份样稿，于2023年7月4日寄给我。7月25日，鲍海燕给我来信，提出要特别注意的几个要点：其一，书名问题，要不要加副标题？其二，各级标题，用语冗赘者需不需要精简？其三，文中用到某些古文字，需不需要造字？其四，一些具体行文问题，要不要核对和修改？例如，文中的马克·艾文是否就是伊懋可？等等。我对这些问题都一一做了处理。工作期间，我们谨遵何晓明教授提出的一条原则：“不做加法。”凡是冯著中没有的文句，决不增加一句。在与家属和挚友商议后，坚持不改旧题，一切照旧。我所做的后期工作如下：

第一，请出版社寄来一个完整的打印稿作为工作底本。出版社这份打印件的基础，显然是冯先生最后一次寄去的纸本稿件（即出版社2022年8月5日印出，冯先生9月21日修订后返回的）。这是一份截至当时的最后清样，综合了各家意见；其后他又陆续与责编联系，做了某些局部修订。这些信息都反映在出版社寄给我的样稿上了。2023年7月到8月间，我通读了这份样稿，并将冯先生医院遗稿中的修定字词誊录到其上。

第二，改正了原校样中的某些错误，并把所有引注信息做了重新校正。有些引文没有出注的，为之补出，例如，将程瑶田《宗法小记》中一段引文重新补缀完整，并查出《程瑶田全集》出处；将严复的“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反复查对，找到《社会通诠》的原文出处。此类情况大约二十处。将其所引用“二十五史”全部改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所引用诸子内容全部改为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标点本。有些注释出处则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可靠的、读者易查的本子。

以上工作于2023年8月17日完成，然后扫描备份之后，传回给鲍海燕。为了方便对方的编辑工作，我在这份修订文稿的最后空白页，写明“存在的问题”和“我做的工作”：

存在的问题：

1. 注号是在标点符号之前，或其后，须统一。

2. 所有注释所用文本比较粗糙、大路，不是精本、善本，比如用“白话”“今译”“随笔”之类，非中华标点本、古籍整理本，都很可疑，降低了此书的品位。

3. 很多或者说绝大部分古籍的注释都没有精确到篇目，只查了页码，也不够规范。而且，古籍也不一定要精确页码，先秦古籍只须注明篇目即可。注释越细，可能越麻烦。

4. 引用文本不统一。比如十三经，有时用上海古籍的分卷本，有时用中华的阮校本。其他书也有同类问题。

5. 全书中的古文字造字，皆要重新做一遍，建议找一个古文字专家来造字。

6. 所有的古文字都不够规范，且错误不少，建议找一个古文字专家去相关古文字字典中抠字，或重新造字。

我做的工作：

A. 将正文中能精确到卷数的注释都补齐，精确到卷数。实际上，其他文献也应如此。但实在没有精力再做了，没有时间了。

B. 对正文中互相矛盾冲突之处，尽量删改或模糊处理。

C. 对行文中某些断句符号做了修正，因冯先生当时有些句子段落是用手机写的，所以语气不连贯或者中断太多，我做了部分修改。

D. 将冯先生最后修正的部分，誊录到这个汇校本中了。才武手中有冯先生的这个最后文本，他誊录了。我要到他扫描的冯先生最后校本电子版，据之做了汇校。

鲍海燕将具体负责后续工作的责编石斌介绍给我。我向鲍海燕和石斌建议，全书的书名不做改动，仍用旧题；把冯先生历次修改的校样留存下来，以兹纪念；大家集体回忆，形成一份关于该书出版过程的详细说明。

第三，这份新的校样传给出版社后，商务印书馆于2023年9月20日打印出了一个新的清样，我们在这个新清样上又做了最后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删去了张骏杰原来查对的部分引注。由于张骏杰查对版本信息时，尚处于疫情期间，各大图书馆关闭，他只能在网上查对，所以不少文献版本不佳，有些甚至是民国旧本、白话本，未及利用高水平的新出标点本。考虑到先秦古籍只需标明篇目即可，不必注明版本信息，注释越细，可能问题越多，于是我将先秦典籍（如《论语》《庄子》《吕氏春秋》之类）的出版信息果断删去。但这并不表明张骏杰的工作没有意义，相反，他在疫情期间核对了大量原始文献，功不可没。

第四，2023年10月，我请博士研究生王谦同学对冯著又进行了文献核对工作，发现了43处问题。例如，目录中“齐子产”改为“郑子产”，导言中“进几”改为“几近”，“干载”改为“千载”，正文中“《礼记·礼上》”改为“《礼记·曲礼上》”，“清川”当为“青川”，诸如此类，均是常识改正和笔误纠正。

以上工作于2023年12月3日完成，扫描备份后，于12月5日传回给出版社。作为责编之一，石斌编辑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从2024年1月8日开始讨论该书的封面、照片之类。1月25日，我拟定了封面上的作者简介。经过与家属和冯先生生前挚友的合议，选定了最后的封面方案。当年2月10日是正月初一，在春节前该书下厂印刷。

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此书终于印制出来，甫一出版，便广销海内。2024年3月23日，武汉大学举办了“制度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暨冯天瑜教授新书《周制与秦制》发布会”，线上线下一百多人与会，共同怀念这位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纪念。

五

《周制与秦制》是冯先生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他多次对朋友们说，写书写论文“也是一种转移，不然总是想着病痛反而不好”。2022年6月8日，他对何卓恩说：“有人帮我统计了一下，从开始得大病，2015年开胸搭桥，2016年发现癌症，到现在七年，做的事出的东西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确实如此。2016年5月，冯先生被查出结肠癌四期伴随癌细胞转移。医生告知，遇此险病，一般存活时间不超过两年，但他居然将生命延续了六年多，其间作息如常，笔耕不辍，还发表了那么多论文，出版了那么多著作。2021年结集的《冯天瑜文存》多达二十卷，近一千万字，这绝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周制与秦制》无疑是他身患绝症后最重要的一部。2022年下半年，他反复住院，但是从上述微信记录可知，这也是该书稿修改最频繁的阶段。他向各位朋友、同事、学生反复征询意见，多次向出版社补充信息，修改语句，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楚康楼八楼完成的。他的八十岁生日纪念会，在其手术拆线后的第一周举行，而这一周他正在撰写《周制与秦制》。需知，当时正是疫情肆虐之时，他身边既无参考资料，又无电脑，全凭“汉王笔”手写录入。2022年12月8日凌晨3点，他因为心绞痛发作，最后一次入院。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修改稿件。这是何等毅力，何等心境！

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曾说，“学术是冯老师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作为追随冯先生近半个世纪的老学生，何晓明所言绝非过誉之辞。以往在书上，人们常见有“以学术为生命”的说法，但多是“如是我闻”，而冯先生则用他的生命做了最真切的诠释。

据张骏杰回忆，他每次去冯先生家中时，冯先生都在修改校样。这毫不足奇，冯先生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痛中度过，但自从1990年代在日本住院时开始，他就养成了把看文稿当作“止痛药”的习惯。所有去医院看望冯先生的朋友、学生都有这样的印象，他在一边打着吊针，一边看着书稿。其实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冯先生的夫人刘老师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确与此书日夜兼程向终点冲刺”。她随手拍摄了好些冯先生在家中、在病房校订此书的场景。这些照片没有一丝一毫的摆拍俗相，读者一看即知，身患绝症与满腹经纶是如何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

2022年10月30日，尚在疫情防控时期，冯先生又一次住进医院，我听说后与他通了一次电话。他对自己的病情三言两语带过，却大谈正在修订的《周制与秦制》。他分别简述了朋友们的补充意见，有的采用，有的忽略，他都略予说明。张骏杰在为冯先生核对稿件时，冯先生曾在电话中对他有所叮嘱：

先生对此书看得也格外重视，每次打电话时，冯先生总是不忘加上一句：“骏杰，我时间不多了，尽快处理完啊！”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现在想来，先生这句话不由得让人泪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对其他人有过类似的叮嘱，但确实对我说过，而且非常郑重。每忆及此，除了泪目，另有百般感触无法言表。

记得2023年1月12日上午，冯先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与周积明、沈壮海、傅才武三位教授赶到医院，医生说他可能还有感知，让我们轮流进去告别。我进去后，俯身向他承诺：“您放心走吧，我一定帮您把《周制与秦制》好好收尾，好好出版！”他虽然已经没有回应，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其时尚在，应当听到了这句誓言。如今该书印出，也算是对其在天之灵有所告慰了。

唐人有诗说，“一纸华笺洒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捧读这册墨香犹存的著作，我仿佛又在与他握手。每次握手，都能感受到他的体温，感受到他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