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得气”的刘坤一

文丨十年砍柴

对今天大多数国人而言，刘坤一是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凡学过中学历史的，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东南互保”联系在一起。然而，除此之外，对其人生经历不甚了解，对其历史功绩认识不足。

有关刘坤一私生活的记载很少，如果一味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文字的可读性，离开史料进行想象和渲染，那就是“历史小说”的写法，无法取信于读者，也违背我的写作初衷。因此，我决定摈弃文学式的想象，一切从史料出发，用自己的话陈述，偶尔略加评析，而不能无凭无据地讲故事。

尽管我在本书写作时尽量掩藏自己的主观判断，但在这篇“前言”中，我还想多说几点，介绍我对刘坤一的整体认知。

一、刘坤一的经历充分展示了一个普通读书人所能达到的人生高度

如果说，出身于普通人家的曾国藩、左宗棠是励志典范，那么刘坤一的起点比曾、左低得多，是更为合适的励志人物。穷乡僻壤里长大，决定了刘坤一年少时代见识不广。刘坤一的家境也比曾、左二公的贫寒，其十岁丧母，父亲嗜酒而不擅长治产，一大家子连吃饭都成问题。其为文，不如得桐城派精髓的曾国藩；其赋诗，远逊于郭嵩焘、左宗棠，亦不如同为诸生出身的彭玉麟，其诗、联今日读来，似应归于“老干体”，意境、美感欠缺。他连一个举人都未考取，意味着无科甲出身者所拥有的座师、同年、门生等重要的资源。在江忠源殉难后，新宁楚军在泛湘军系中是最弱势的山头。以这样的自身条件，后来担任十年巡抚、二十年总督（总督两江达十五年之久，仅次于乾隆朝的尹继善），建立那么大的功业，刘坤一是底层逆袭最好的范例。

二、刘坤一以低起点而取得巨大成就，乃各种因素聚合而成。运气之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根柢的扎实、不懈的奋斗、性格的持重、格局的开阔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虽然在偏僻的县城长大，又生在寒素之家，但刘坤一比同时代大多数农家子弟幸运的是，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他十七岁成为生员时，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传统经史知识，熟悉士人阶层的话语体系，具备在儒家知识体系内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质言之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且终身服膺。虽然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不得不通权达变，讲究为宦之术，但刘坤一的价值观底色未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坚守“初心”，故能声名不坠，保持晚节。

廪生的功名使他拿到文官序列最低一档的入门券。虽是军功起家，但因刘坤一是一位秀才，所以首次授官时“以知县归部即选”，做的是文官而非千总、守备之类的武官。在文贵武贱的时代，这一仕途起点意义重大。

或许是母亲早逝作为长兄从小就管理家事的缘故，刘坤一从年轻时就性格沉稳坚忍，做事老成持重，待人谦逊宽厚，这种性格和行事风格对身处官场大有裨益。清季湖南军政重要人物如井喷泉涌，世人形容湖南人的特点是“霸得蛮”“耐得烦”。其实在传统的政治场域，要想行稳致远，还有一点不可或缺，即“受得气”。湘系军政大佬中，曾国藩和刘坤一这三点皆符合。

三、刘坤一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实现了“做事”“做人”“做官”的平衡与统一

“官员”是人的一种，似乎不能与“人”并列。但我们应该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做官”并不从属于“做人”，二者是两个套路，会做官的未必善于做人，而会做事与会做官更没有必然的关系。

大致而言，刘坤一算是泛湘军系里官运最为亨通者。可以说他很会做官，但他会做官首先建立在会做事的基础上。他三十六岁任江西巡抚，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这不仅仅是其运气好，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战功和才能。相比于曾国藩倾两江之财为曾国荃的吉字营做后勤保障，李鸿章带兵去上海后更是粮饷充足，刘坤一领楚军在广西作战，粮饷匮乏甚于所有战区，将士连红薯、芋头果腹都不能保证。这样一支饥兵不但没有哗变，而且渐次剿灭了一股又一股反清武装。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能做出骄人的业绩，其忠心和能力只要是不太糊涂的老板都会看在眼里。其任赣抚期间，理财大有成效，其尤为人称道的是慷慨划拨协饷，支援左宗棠平定陕甘的军事行动。曾国藩为此事赞扬刘坤一，他回函说自己在广西带兵打仗时，深知筹饷之苦。能换位思考、共情他人对身居高位者而言，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

四、“忠诚”是对刘坤一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刘坤一去世后，朝廷予谥“忠诚”。在帝制时代，“忠”是君主对官员最为看重的道德操守，而大小官员极力表现自己是“忠臣”。但“忠”的成色如何，如何践行对君主的“忠”，却大有区别。一种“忠”是伪忠，装出无限忠诚的样子，其实是在给君主挖坑，在想办法为自己谋利；一种“忠”是愚忠，不管君王是开明还是昏庸，一切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顺从君王之意而不顾江山社稷，最终是害国又害己； 还有一种“忠”是赤忠，即对君王一片赤诚，以君王的根本利益——维护社稷为前提。这类“忠”在有时候并不能和君王的意见一致，甚至会触逆鳞。

刘坤一是赤忠的典范。比如戊戌政变后，太后想废掉光绪帝，对文武百官而言，最简便的表忠心就是支持太后的决定，但刘坤一明白若行废立，必定引起列强干涉，政局动荡，最终的结果并不利于国家和太后。多数大臣包括李鸿章、张之洞慑于那拉氏的淫威，不敢表示反对。而刘坤一表现出令同僚汗颜的血性与无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上奏反对废黜光绪帝。

庚子年间，他亦是如此。当太后动员全国官民向列强开战，他装作从未接到此上谕，而是和在上海的各国领事谈判，推行“东南互保”，他这样做日后如果细究起来与“谋逆”无异。但他更明白如果听从太后的命令，放任东南的富庶省份如华北一样卷入战争，不但生灵涂炭，大清国也必将万劫不复。所以，他毅然冒险抗命。当然，做出这种决定也不是靠一味的不怕死，亦有他对时局的冷静判断。

对刘坤一的忠诚，今天的人或许不太容易理解，会认为是一种陈旧的价值观。任何人都很难完全突破时代和身份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

然而，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刘坤一死后第十个年头，大清亡了。他所做的事功，如“东南互保”，如阻止李鸿章与俄国单独订约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到底没能保住大清，但对“保中国”厥功至伟。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坤一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值得今天的我们缅怀。

（本文选自《天许忠诚：刘坤一传·前言》，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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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