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回顾：西庄渡的陈老伯，我们扬州知青永远的怀念

在我人生的记忆版图里，总有一片水网纵横、河汊交错的苏北水乡，那是兴化县林潭公社西蔡大队，是我安放了青春与汗水的第二故乡。而横亘在村庄与公社之间的那条通航大河，以及河面上摇摇晃晃的西庄渡船，还有守着渡口一生的陈老伯，如同刻在骨血里的印记，历经数十年风雨，依旧清晰如昨。每当夜深人静，水乡的风、渡船的橹声、老艄公沙哑的嗓音，总会穿过时光的迷雾，轻轻落在心头，勾起一段苦涩又温暖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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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告别扬州城的街巷与亲人，踏上了下乡插队的路途。轮船到达戴窑码头后，我们兵分多路，乘坐各生产大队前来迎接的小木船继续前行，最终，我们落脚在林潭公社西蔡大队。

兴化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出门见水，抬脚登船，田埂绕着河湾，村庄依着水势，一条宽阔的通航大河，硬生生将林潭公社一分为二。公社驻地设在护驾垛，一个依河而建的村庄，距离西蔡大队不过七八里路，放在平原上，不过是抬脚就到的距离，可在这水网密布的水乡，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河上没有桥，两岸的人往来，全靠一只小木船，一个渡口，一位守渡的老人。

这片水乡的渡口，独独只有一处，坐落在河北岸的西庄，当地人都叫它西庄渡。这是连接河南河北的唯一通道，是十多个村庄通往公社、通往外界的生命线。渡口北岸，搭着一间低矮逼仄的小窝棚，四面漏风，却是艄公日夜栖身的家。窝棚前的河岸边拴着一条窄窄的小木船，船身斑驳，是岁月打磨的痕迹，船身不大，约莫能载十来个人，船上简简单单，只有一根撑船的竹篙，一支摇渡的木橹，还有一位终日守在船上的老人。

我们初到西蔡，不知摆渡老人的姓名，只听村里人都唤他“摆渡大伯”。他的年纪，在我们这些年轻知青眼里，仿佛是被时光模糊了的数字，只记得他满脸深刻的皱纹，如同水乡河底干裂纵横的淤泥，又像是被河风日复一日雕刻的沟壑，身材矮小干瘦，脊背微微佝偻，整个人透着一股被风霜风干的枯瘦感。水乡的风，从来不知停歇，白日里卷着水汽，夜里带着寒凉，老人一年到头守在渡口，吃住在岸边的窝棚里，风里来，雨里去，烈日晒，寒风吹，整个人仿佛与渡船、与河水、与渡口融为了一体，成了西庄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摆渡大伯的生活，简单到极致。吃住休息全在那间漏风的小窝棚里，小船就系在窝棚前的简易码头上，随叫随走。北岸的人要过河，只需走到岸边，喊一声，或是登船招呼，老人便会撑篙摇橹，送你过河。若是南岸有人要渡，就只能隔着宽阔的河面，扯着嗓子大声呼喊，摆渡大伯听见了，或是远远望见了人影，便会慢悠悠地撑起竹篙，将小船划向南岸，接上等候的人。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年代，这只小小的木船，就是两岸百姓的脚，是他们走出村庄、去往公社、奔赴远方的唯一依靠。

西庄渡是西庄大队的集体产业，摆渡大伯是大队集体派工的社员，过河收费每人每次两分钱（后来涨到五分），这笔微薄的收入，归集体所有。河北岸这一片，大大小小十多个村庄，每年都要向西庄大队缴纳一定的钱粮，算是包年的渡费，因此，这些村里的本地人过河，向来是不用掏钱的。

那个年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里辛苦劳作一天，挣下的工分，最多也就值两三毛钱，而且要等到秋后结算（分红），才能拿到一点点现金，平日里家家户户口袋空空，连几分零钱都难得一见。摆渡大伯守渡终日，大多时候只是无偿接送乡邻，只有偶尔路过的外乡人，才会收下几分零钱，这点散碎的收入，耿直朴实的摆渡大伯还要上交到队里。他说队里给他分口粮，给他分红利，他比起下田干农活的社员已经轻松了很多。

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对水乡的规矩一知半解，对渡口的人情世故更是懵懂。第一次过西庄渡，是跟着庄上的本地青年，去公社参加民兵大会。一行人走到渡口，登船、离岸、渡河，全程顺畅，摆渡大伯一言不发，稳稳地摇着橹，自始至终没有提过钱字。我们心里暗自庆幸，想着果然如村里人所说，本地包年，过河免费，知青也算在村里的人，自然不用花钱。

那一次渡河，河面风平浪静，木船划过水面，漾开层层涟漪，我们看着两岸的芦苇荡，看着水乡的田园风光，心里还带着几分对新生活的好奇与憧憬，全然不知，一场小小的僵持与委屈，正等着我们。

没过几天，我们需要独自去公社办事，几人结伴来到西庄渡。登船、坐稳，一切如常，可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摆渡大伯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竹篙，枯瘦的手直直伸到我们面前，声音沙哑而坚定：“摆渡费，每人两分钱。”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连忙解释，反复说明我们是西蔡大队的知青，是村里的人，属于包年的范围，上次跟着村里人过河，也没收钱。可老人像是没听见一般，面无表情，眼神固执，如同钉在船尾的木桩，手里紧紧握着竹篙，稳住船身，不给钱，船就一动不动，半步不离码头。他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话，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我不认得你们，摆渡费每人两分钱”。

明明是集体包年，明明是同村的人，却偏偏对着我们这些外来的知青收钱，一股被欺负、被刁难的委屈与怒火，瞬间涌上心头。年轻气盛的我们，哪里肯服软，心里憋着一股劲，偏要跟老人较较劲，就是不掏钱。

我们就这样僵持在小小的木船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河面的风呼呼地吹着，芦苇在岸边摇晃，可摆渡大伯依旧纹丝不动，眼神坚定，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我们是去公社办事的，有时间限制，拖不起，也耗不起，这方圆数里，只有这一个渡口，没有桥，没有别的船，绕不开，也躲不过，满腔的怒火与倔强，在现实的无奈面前，终究只能低头认输。

我们无奈，准备掏钱付那两分钱，同行的同学小李却突然眨了眨眼，灵机一动，摸出一张五元的纸币，递到摆渡大伯面前。那个年代，五元钱算得上是大钱，平日里过河都是包年，十天半月都收不到一块钱，老人哪里有钱找零？他伸手接过纸币，指尖微微颤抖，看了看，又犹豫着还给了小李，脸上露出一丝为难。

就在我们以为老人会就此作罢，免费送我们过河时，老人却突然开口，眼神清亮，问了一句：“你们是西蔡的？”我们连忙点头，以为他终于认下了我们的身份，心里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老人又问：“你们是去护驾垛办事，今天还要回西蔡？”我们再次点头，不知老人何意。

没想到，老人的眼神里竟露出一丝喜色，语气依旧坚定：“去护驾垛把钱找开，回来一道给。”

我们几人面面相觑，最终只能无奈苦笑。这位看似木讷寡言、甚至有些固执的老人，头脑竟如此清醒，一分一厘都不肯含糊，既不收整钱，也不肯免单，硬是要我们把钱找开，回来一并付清。那一刻，我们心里的委屈更甚，只觉得这摆渡大伯太过不近人情，太过固执死板，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外来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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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的委屈无处诉说，我们只能找到大队领导，把渡河被收钱、僵持不下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大队领导听了，也为我们抱不平，笑着安慰我们，答应抽时间去西庄大队协调，跟摆渡大伯说清楚，我们是西蔡的知青，属于包年范围，不该收钱。我们满心欢喜，以为从此就能安心渡河，不再被刁难，可等到下次再去西庄渡，登船之后，摆渡大伯依旧是那副模样，手一伸，语气平淡：“摆渡费，每人两分钱！”他还是那句：“你们不是本地人，我不熟悉。”不管我们如何解释，他依旧固执如初，分毫不让。

那一次，我们简直要气疯了，只觉得这老人油盐不进，固执得不可理喻，心里对他充满了埋怨与不解。从此之后，我们再也不愿浪费口舌争辩，每次过河，都会提前备好两分钱的零钱，上船就递过去，安安静静渡河，不再与他有任何争执。在那段日子里，西庄渡的小木船，摆渡大伯伸出来的枯瘦的手，那句不变的“两分钱”，成了我们知青岁月里，一段略带苦涩与委屈的记忆，我们始终觉得，这位老人是刻意为难我们，欺负我们是扬州知青。

可人心都是肉长的，岁月漫漫，相处日久，冰冷的固执之下，渐渐露出了温暖的底色。

有一次，我们跟着生产队长一起过河，队长站在渡口，对着摆渡大伯高声说道：“大伯，他们是扬州来的知青，在我们西蔡生产队插队落户，跟我们一样种地干活，是自己人，不是外乡人。”队长的话，说得诚恳，摆渡大伯听了，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依旧摇着橹，撑着船，可那一次，他没有伸手要钱。

从那以后，摆渡大伯见到我们就笑，再也没要过我们知青的摆渡费。

记得是第三年秋后的一天，我去公社办事，返程时遇上了突如其来的秋雨。水乡的秋雨，细密冰凉，打在身上，透骨的寒，我没有带雨具，只能缩在船边，任由雨水打湿衣衫。摆渡大伯看在眼里，一言不发，等船靠岸，转身钻进小窝棚，拿出一件破旧却干燥的蓑衣，披在我的身上，沙哑的声音里，带着难得的温柔：“你路远，披上吧，衣裳淋湿了容易着凉，乡下不比城里，生病了耽误干活挣工分。”

那件蓑衣，带着老人身上淡淡的烟火气与河水的湿气，粗糙却温暖，裹在身上，挡住了冰冷的秋雨，也焐热了我心里积攒已久的委屈与隔阂。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慢慢了解到，这位守渡一生的老人，是个无儿无女的光棍，姓陈，无依无靠，守着西庄渡，守着一只小木船，度过了大半辈子。我不再叫他摆渡大伯，而是真心实意地喊他一声“陈老伯”。

一声陈老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我们渐渐懂得，陈老伯的固执，不是针对知青，不是刻意刁难，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本分与规矩。他是集体派工的艄公，守着渡口，守着集体的规矩，两分钱是集体的收入，他一分一厘都不敢含糊，他分不清城里来的知青与外乡人，只认规矩，不认人情，那是他作为社员的本分，是他一生坚守的底线。而他骨子里的善良与淳朴，从未改变，只是不擅表达，藏在沉默的坚守里，藏在风雨中的一件蓑衣里。

就这样，我们几名知青与陈老伯成了忘年交。每次回城探亲，从扬州回来，我都会特意带上一点糕点、糖果，或是几包烟卷，送到渡口的小窝棚里，送给陈老伯。陈老伯不善言辞，接过东西，只是嘿嘿地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显得格外慈祥。他平日里除了摆渡，闲暇时就会在河里撒网捕鱼，每次打上新鲜的鱼，总会挑出几条最大最肥的，送给我们知青，让我们改善伙食。水乡的鱼，鲜嫩肥美，是那个清贫岁月里，最珍贵的美味，也是陈老伯最质朴的心意。

还有一次，我从扬州回来，过渡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陈老伯正要吃午饭，他听说我还没吃午饭，就拽住我，把他做好的午饭让给我吃，他说等我吃完了他再做。吃着陈老伯的炖鱼贴饼子，我心里暖暖的。

我们在西蔡大队的日子，春种秋收，寒来暑往，汗水洒在田地里，青春留在水乡里，而西庄渡的陈老伯，如同一位沉默的亲人，守在河边，守在渡口，看着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着我们从懵懂的城市青年，变成能扛能耕的农村社员。他的小木船，渡过人来人往，渡过岁月流年，也渡着我们的青春与成长。

1977年春天，时代的浪潮翻涌，招工回城的消息传来，我有幸获得了回城的名额。离别之际，心里满是不舍，不舍这片水乡的土地，不舍朝夕相处的乡邻，更不舍守渡的陈老伯。我收拾行囊，把被褥、衣物，以及所有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全都用被单打包好，送到了陈老伯的小窝棚里。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是离别之物，对无依无靠的陈老伯而言，却是珍贵的家当。

陈老伯看着那一大包的东西，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哽咽着，非要把钱塞给我，说不能白拿我的东西。我再三推辞，告诉他，这些都是我用不上的，送给老伯，是我的一点心意，可陈老伯固执得很，执意要给钱，最后在我的反复劝说下，他才作罢，只是不停地抹着眼泪，嘴里喃喃地说着：“好孩子，好孩子……”

离别那天，我从西庄渡过河，陈老伯亲自撑船，送我到南岸。木船缓缓划过河面，河水悠悠，橹声咿呀，陈老伯一言不发，只是用力地摇着橹，我站在船头，看着渐渐远去的西蔡大队，看着低矮的小窝棚，看着苍老的陈老伯，泪水止不住地流。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第二故乡，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这位淳朴善良的老人。

回城之后，我步入了新的生活，工作、成家、忙碌，可心里始终牵挂着兴化水乡，牵挂着西庄渡，牵挂着陈老伯。多年之后，我与当年一同插队的知青伙伴，相约回到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重回西蔡大队，重回林潭公社，重回那条记忆中的通航大河。

水乡依旧，河网依旧，芦苇荡依旧，可西庄渡的小窝棚，早已不见踪影，那只摇摇晃晃的小木船，也消失在了岁月里，河面上建起了新的桥梁，车马通行，再也不用靠摆渡过河。我们四处打听陈老伯的消息，最终从乡邻口中得知，那位守渡一生的老人，早已离开了人世，长眠在了这片他守护了一辈子的水乡土地上。

那一刻，心里五味杂陈，悲伤、遗憾、怀念，交织在一起，泪水模糊了双眼。那个满脸皱纹、身材干瘦的老人，那个固执守规、却内心善良的艄公，那个给我披蓑衣、送我鲜鱼的忘年交，终究没能等到我们归来，没能再听我们喊一声陈老伯。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回来看看陈老伯。

眼下，几十年光阴弹指而过，我早已不再年轻，当年的知青伙伴也各奔东西，可每当回忆起在兴化插队落户的岁月，回忆起那段青涩而艰苦的青春时光，西庄渡的河水，小木船的橹声，陈老伯枯瘦的身影，沙哑的嗓音，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条通航大河，隔开了村庄与公社，却隔不断人间的温情；那个小小的渡口，渡过人来人往，也渡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那位平凡的老艄公，守着规矩，守着善良，守着水乡的烟火，成了我一生难忘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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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庄渡早已消失在时代的变迁中，陈老伯也已长眠于黄土之下，可那段知青岁月里的相遇与相知，那份水乡渡口的温暖与感动，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不曾褪色，不曾遗忘。那是属于我的青春记忆，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烟火人间，也是一位普通老人，用一生的坚守与善良，留给我最珍贵的人生馈赠。

水乡悠悠，渡口无言，故人已逝，温情永存。西庄渡，陈老伯，永远是我心中，最柔软、最难忘的乡愁。

讲述人：谢老师（六八届扬州知青）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