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顾诚先生

2003年6月27日上午11点45分，我最后一次进入先生的急救病房，与一位工作人员把先生抬到推车上，护送先生到太平间。我清楚地记得，4月7日上午，我与另一位医护人员一起，抱着先生的头，把他放在这张病床上。那时先生还在努力地微笑，我坚信先生会治好病走出医院的，因为在入院前的那天晚上，他还亲口对我说：“根据病情，估计把你送毕业还是没有问题的。”

认识先生比较早。1994年9月，即将硕士毕业的我，慕于先生学识，登门拜访，表示希望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表示了欢迎。后终因家庭和工作原因放弃报考，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当时即写信给先生解释原因，诚请他的原谅。先生回信说，如果仅是不能报考，大可不必道歉，但他担心我工作以后，可能会走弯路。果如先生所言，此后的教学和教研并不遂心愿。七年后，我还是别妻离子，再一次走进了先生的书房。望着先生微笑的面容，嗅着先生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香，我依稀看到了希望。

没有想到，本有可能幸运地成为先生开门博士弟子的我，却不幸成了先生的关门弟子；没有想到，两年的短暂经历，既有刻骨铭心的痛，也有弥足珍贵的爱。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聆听先生的教诲，品味先生的道德文章，感悟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以及他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化成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

先生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最基本的两点：一是诚实，二是用功。随先生学习，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汇报学习，他会利用不同的话题，反复强调要诚实做人。入学后不久，学界爆出国内知名学府的青年学者抄袭事件。先生平淡地说，抄袭问题，看似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做人最起码的品德是诚实，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引用别人的东西，就必须明确标示出来，剽窃是绝不允许的。学习过程中，先生只要发现学生言谈举止间稍有偏差，就会严肃正告。

先生本人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书中所引资料均一一注明——即便是尚未发表过的、年轻的地方学人的论文打印稿，如曹锦炎、王小红的《南明官印集释》——显示出先生高尚的史德。

先生还给我讲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文章发表后的一则故事。该文“前言”中有一句话说：“沈万三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近年来，更掀起了一股沈万三热，他住家的地方周庄——今属太仓市，成为旅游胜地。”(《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文章发表后，一位读者来信说：周庄并不属于太仓市，而是苏州昆山市下辖的一个镇，他就是当地人。先生说，收到信后，他很是吃惊，因为那是自己查过地图以后写上去的，怎么会出错呢?自己反复回忆校稿时的情形，情况可能是：当时，他打开地图册去翻看周庄资料，看完周庄那一页(昆山市),又在另一页(太仓市)上多看了几眼，然后合上地图就写上了太仓市。先生马上给那位读者回封信表示感谢。先生说：“真理比脸子更重要，错了就要承认。”在学生面前讲到自己的错误，先生是那样的坦诚，让人深受教育。

2002年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计划编辑出版论文集《史学论衡》,先生的论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制度》(原文刊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收录其中。他自己校对一遍后，让我帮助再校对一遍。我发现，有一条引自《明实录》的材料明显有误。“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在田土总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九十二亩零”,稿件注释为“《明孝宗实录》卷八”,而正确的注释应该是“《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明武宗实录》卷八”。这处错误的原因有可能是：最初发表时，在排版、打印过程中，漏掉了中间的“一九四，《明武宗实录》卷”几个字。先生接到我的电话后，略微停顿，说：“那肯定是错了，改过来。”(在顾先生治丧期间，我与梁志胜师兄聊起此事，他说，他读书期间在学校期刊室翻看《历史研究》1989年合订本时，这处错误有顾先生用铅笔改正的笔迹，看来先生此前已经注意到了这处错误。)先生后来告诉我，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错了，就要承认并一定改正过来。

板凳需坐十年冷，奈得寂寞方得真

先生招收研究生，必讲坐冷板凳的功夫，做学问非刻苦不行。他会利用各种方式对学生加以考查，最主要的方式是每隔三至四周到家里汇报学习。先生听完，看似随意地问几个问题，就能发现是否偷懒，学习方式是否得当。一次，我谈及自己来自河南，对明清时期本地的材料稍下点工夫。先生随口问：“你家在商丘，商丘在明代是彰德府吧?”我说“是归德，彰德在豫北”;先生接着又问：“明代河南都司卫所旗军的份地是多少亩?”我说“五十亩”。先生马上言辞严峻起来：“你从哪里看的?”我说是从当代人写的一本专著上。先生严肃地指出：“研究明代河南的卫所，不看当时当地的方志，只看现代人的著作是不行的。成化《河南总志》看了没有?嘉靖本和顺治本《河南通志》看没有?你去查一查这三个版本的志书，看一看河南都司的卫所份地到底是多少!”先生接着说，研究历史问题，前提是对材料的挖掘与利用，读书一定要多看原始材料。他说，明清史料浩如烟海，有待于挖掘的新材料还多得很，不要认为没有新材料了，这一点，他在写《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时就是深有体会的。先生说，做他的学生，如果不去研读大量原始材料，用一些所谓“理论”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的材料就想毕业，那是不可能的。

先生强调，做学问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夫不可。先生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出入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只带一个冷馒头充饥。冬天寒冷，双手被冻得麻木，常常会到马路边的商店里，借火炉取取暖。先生喜欢晚上看书，凌晨五点才在安眠药的辅助下入睡，中午时分起床，吃些点心，然后又开始看书。2002年的冬天，癌细胞已转移到腿上，走路已很困难，先生还要抽时间到学校库本阅览室看书，下午2:00入馆，一直到晚上7:30分左右回家(北师大的库本阅览室是从早8:00至晚上10:00通开的),吃过晚饭，与师母一起看一会电视，再接着看书。

先生常说，自己老了，跑不动了，年轻时看书条件差，为看一些珍贵的史料颇费周折。看《后湖志》是在“文革”末期，专程跑到南京。那时图书馆还不对外开放，他托了熟人，说了许多好话，才让看馆藏抄本。抄录完后，担心出错，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而现在国家图书馆就有影印本。当年北图善本部规定，一天只能看三种书，而且还分季节，明清史料本来就杂，许多书翻一翻，见与自己的研究毫不相关，只好还了，大半天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了。为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就是从招待所到图书馆，两点一线，甚至没有抽时间看看昆明的奇山秀水。先生说，明清史料太多，做卡片不太实用，他喜欢用大十六开方格稿纸摘录史料，稿纸两边用红笔做批注。先生故去后，我帮师母整理先生的遗稿，一摞摞的手稿和几大箱摘抄材料昭示着先生曾经付出的劳动。听说我在看书时，基本上是把史料录入笔记本电脑里，先生很羡慕。他说，用电脑写文章，修改起来确实方便，像他的《南明史》前后改动誊抄许多遍，每抄一遍要好几个月的工夫。他很认真地说：治学永远不变的是坐冷板凳的精神。

先生常常忧虑说，现在的年轻人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少了，坐板凳的功夫差了。许多年轻人的精力不是用在读书思考问题上，而是耍小聪明、想歪门邪道；平时不好好看书，只想着出名、拉关系、跑项目、四处开会，这样是做不出真学问的。他很严肃地说：“做学问没有捷径，不能耍小聪明。”

先生安贫乐道，为人熟知。他说：“我不是不会挣钱，只是有些钱是不能拿的。”以先生的名望，许多出版单位向他约稿，常有文化单位请他写文章、做访谈或做顾问。《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约他写一部《李自成传》,他们说，只需要把原书稍加改动，通俗一些就可以了。但先生认为新作必须在原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慎重考虑后，还是拒绝了。一些要拍明代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单位，请他做顾问，报酬丰厚，先生听了听情况后说：“让我当顾问，你们的电视剧就没有办法拍了，这钱我不能拿。”一些杂志社来信约稿子说：“顾先生，就给我们写一篇稿子吧，您总不能要求自己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吧!”先生淡然一笑，谢绝好意。就在2002年底，先生还让家在吉林的学生董毅然帮助他查找一本《佟氏家谱》。先生对这个题课的研究已进行好几年了，复印和抄录的材料也非常多，虽然草稿已成，但他认为创建并不大，就把稿子放起来了。先生说：“发表文章是好，既有名，又有利。但发表文章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要总想着发文章，要多看书，先掌握有大量的材料，再去思考整理。”

先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一生却仅有两部专著,三十余篇学术论文，足见其下笔之慎重。对于顾先生的治史精神，郭小凌先生有如下的评价：“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诱惑和职称评定机制的沉重压力，校园内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数量优先、实用优先的利益驱动下，无数的专著、论文，一套套的解释体系和法则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涌流了出来，导致学术领域也同经济领域一样，包装高于内容，泡沫覆盖了本质，浮躁成了史学工作者们的常见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识时务、固守精神家园的少数学者便显得尤为可贵可敬。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郭小凌《文章不写一字空——评顾诚 <南明史〉的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 pan>

严师良友自有度，师道尊严后人仰

先生自1983年开始招收硕士，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到2002年，所有研究生加起来也不过15人。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甚是流行：顾先生要求严格，近乎苛刻，许多人不敢报考。先生常常问我：“我要求严吗?”“我仅仅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要求”,“能做到基本合格也就可以了”。作为他的学生，我自有亲身的体验。生活中的顾先生不乏亲情、友情，不乏慈祥与关心，只是在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余地的。所谓的“宽”与“严”,一是标准与操作的比较，一是导师之间的比较。先生自有其“标准”,其实只是在遵循制度和良知做事。比如他从来不给考生进行任何所谓的针对性辅导，更不可能出现打人情分的情况。实际上，报考先生博士的学生基本上每年都有，之所以连续几年没有学生，不降低标准是最重要的原因。再比如，当时学校有两个规定：一是博士生上专业课要交作业(论文)以计算成绩，二是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学位。同样是对论文的要求，先生认为：上课交作业是教学要求，课程结了，就要把论文交上来，至于作业能不能发表就要看你的水平了，学生不能拿发表过的文章来充抵作业!还有，先生决不会利用自己的名气帮学生发表文章，他对史学论文中大量出现的第二、第三作者表示不解，对开“夫妻店”的现象斥为“腐败”,对导师占用学生的时间和资源搞研究表示异议。本来都是学术研究中基本要求和规章制度，但当“不正常”被默视为“惯例”时，先生的循规蹈矩，自然也就显得“严酷”或“怪异”了。

先生常说，当老师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值得学生去尊重。先生晚年不给本科生开课，给研究生开的课也不多，在社会上没有兼职。先生不止一次说，身体不好，生活方式特殊，不想再延聘，但只要延聘，就要讲课，带学生。先生只给历史系古代史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每学年三次，每次三小时。尽管所讲内容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也要提前一周备课——从所讲重点到史料的取舍，都要反复斟酌。2002年春，先生给我所在的2001级上课，这也是他给学生最后一次集中授课。第一讲是《卫所制度与明帝国的疆土管理制度》,下午2:00开始，一直到5:00过了才下课。下课后，让我问一问同学们有何意见?大家要求中间休息一次。第二讲是《卫所制度与明代耕地问题》,中间休息了一次。这一讲结束，让同学们准备一些问题，下一次解答。第三讲，先生首先谈治学与学风，他说“历史是门很硬的学问，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要端正学风，不要把历史学看得太容易了”;“端正学风，不是老生常谈，对年青一代要反复强调”。接着，先生讲了如何查阅史料，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如何选题等，再接下来是自由提问时间。这一次先生又没有休息，带的水一口也没有喝，一直到五点半过了，还被学生围着。后来，我们聊起这次上课，我说他三个多小时又忘记休息了，他说“没有忘记，时间紧，要讲的内容太多了”。

跟着顾先生读书，真的非常幸福，只要想见他，周一到周五的任何一个下午或晚上，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每次通电话不超过十几秒钟时间，所说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我想过去谈一谈这一段学习情况，您现在方便吗?”先生十有八九的回答也是一样：“好，过来吧。”就这么简单。如果有事，他会说：“如果你的事不急，等两天过来。”或者会说：“你到下周再跟我联系吧。”等到下一次去的时候，先生一定会解释为什么当时没有让到家里。这种情况有过三次：一次是他作为北师大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准备申报国家级重点学科的材料，一次是正在给一位申报副教授的青年教师写评语，还有一次是在备课。作为一名学生，能真真切切感受到他对学生的真心相待和足够的尊重。

先生要求一般三四周作一次学习汇报。每次汇报的程序大致是：我先谈最近一段时间的看书情况，这些书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心得体会，然后再提出几个问题。这时，先生会拿出专用的笔记本，低着头边听边记录，然后由他集中解答问题，这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接下的一两个小时先生会结合我的兴趣或需要注意的问题，讲一些他的体会或治学之道，讲到高兴时，白白的、长长的眉毛一动一动地，神采飞扬，瘦瘦的脸上堆满了陶醉的笑，一只手在桌子上不由自主地轻轻点击(另一只手夹着烟),或两只手合在一起摩擦揉搓(不抽烟的时候),或舞在空中，或交叉于胸前，还时不时地双手交叉作出一个翻手腕的动作，这是先生心情最舒畅的时候。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下来提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对了，先生会很高兴，如果问答错了，特别是基本的史实错误，先生会很生气地说“你搞错了”;有的时候根本不给纠正，到下一次来时，会再被提出来。记得有一次，先生在聊明代的火器技术时，说清代前中朝的相当一部分火器技术尚不如明代，我当时脱口而出：“似乎从发展的角度看，应当超过明代吧?”先生没有问答，只是盯了我一眼。下一次汇报学习时，先生问我：“上次你问我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现在谈谈你的看法吧。”其实，我当时已经从先生的眼神中看到了不满，回去以后就开始查资料，并试着进行了解释。先生笑着说：“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主要是在火器技术的研究与管理上，清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先生不高兴时，一脸的严峻，并会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你。这个时候，你不能低头，必须在先生近乎惩罚的目光里承认错误。他也会气愤地抖动着手，大声训斥：“你又搞错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1年腊月二十六那一天傍晚，先生对我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学习情况颇不满意。正在发火的时候，想抽烟，发现烟盒里已经空了，对我说了一句：“不跟你说了，我要买烟去。”把我一个人扔在书房里，自己往门口走。我关上了门，低着头一直跟在他的后面，下了楼，一直跟到学校小北门东边的天桥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回家过春节去吧!不要胡思乱想，当导师的总要为学生着想。”先生恨铁不成钢的训斥和发自肺腑的关爱，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每次汇报，去之前两天就开始紧张，如坐针毡般痛苦；一旦置身先生的书房，聆听先生的教诲，恰似沐浴春风般畅快。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悄然在先生苍老的、一字一句、合着深浅不一的咳嗽声中流逝。每次都聊很晚很晚，直到师母做好了晚饭，或者到深夜近十一点，先生才说：“太晚了，你该回去了。”每次从先生家里出来，总有点儿恋恋不舍。有了这种感觉，害怕因记录打断先生的思路，我基本不做笔记。从先生家里一出来，回到宿舍，马上打开电脑，再花上一两个小时，把与先生的谈话内容全部记下来。近两年里，我记录了不下二十万字的学习记录。如今，每当打开文件夹，先生的音容笑貌便跃然屏幕。

陈宝良师兄是顾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与先生相知相识，他对先生的评价是：“观其行为，人钦其道义，如松柏之有心；谈其史文，人称其有才，如云霞之有色；聆其声音，人亲其有情，如金玉之有音；想其风韵，人羡其有味，如芝兰之有气。”(陈宝良《学穷本原，行追先哲：顾诚教授学行记》,见日本《明代史研究》)作为弟子的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今生不幸，学业未就而导师已逝；今生有福，而立人生幸能聆听先生教诲。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