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武市长在以色列遇难，生前曾向陶斯亮透露：我有个大缺点

1993年11月，沈阳的街头还飘着深秋的冷雨，一个消息像冰碴子扎进了老百姓心里——市长武迪生在以色列考察时，坐的直升机失事了，机上所有人都没了。好多沈阳人当时就懵了：这么一个天天蹲在旧楼区里问“你们住得挤不挤”的市长，怎么说没就没了？更让人唏嘘的是，他生前跟陶斯亮聊天时，还掏心窝子说过自己的“致命缺点”，后来这缺点居然还在工作里留下了痕迹……

武迪生最早是在沈阳线材厂干技术的，那时候工厂里大家都愁“产品质量上不去，订单接不到”，他带着团队蹲在车间里熬了好几个月，把工艺流程一点点改，居然真把合格率提上去了。八十年代初当厂长，又盯着换老旧设备、优化操作流程，工厂转得顺多了，工人都喊他“实在厂长”。后来转去政府，先当副市长，再管全市的事，他第一个惦记的就是老百姓的住房——自己早年住过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挤得转不开身，所以一上任就推旧区改造、盖新房，就想让大家能住上宽敞点的楼。

他还特别在意沈阳的文化特色，九十年代初特意找了一堆人讨论“沈阳到底该走啥文化路线”，不想让外地人心眼里只有“重工业城市”这一个标签。看本地文艺表演时，他还跟演员说“你们可以加点沈阳的老段子进去，老百姓爱听”。后来他加入市长协会当副会长，跟各地市长聊经验，还动过心思办“教育广播”——专门给郊区农民传点种地、养家禽的实用知识，可惜那时候缺资金缺技术，没人愿意无偿投，最后没成，但老百姓都记着他这份心。

武迪生跟陶斯亮是工作上认识的——那时候陶斯亮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别人介绍两人见面谈沈阳文化的事。后来接触多了，私下聊天也不少。有一次他端着一杯茶，跟陶斯亮说：“我这人有个大缺点，你别笑话我——分辨人好坏的能力弱，而且理想太重，心肠也不硬。”在行政工作里，这缺点挺明显的：有时候有人找他开“后门”，明明不符合规定，他拉不下脸拒绝；跟人打交道，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后来才发现不对，但已经晚了。不过也正因为心肠软，他才对老百姓特别亲，啥事儿都想着“老百姓会不会吃亏”。

老百姓喊他“平民市长”，真不是吹的。早年他回母校，学生直接问“市长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有没有额外收入？”他笑着说“工资就那点，没额外来源，家里电器都是老款的”。去世后有人去他家看，家具都是用了十几年的旧东西，桌子腿坏了还是他自己钉的；他当市长前全家住狭小的平房，上任后搬去普通楼房，一直没换。对比后来的继任者慕绥新——穿名牌、戴名表，外地记者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后来贪腐的事儿暴露，沈阳人都骂“跟武市长差远了”。

1993年11月，武迪生率团去以色列拉项目，想给沈阳的开发区找点合作机会。到了拉马特甘市，跟当地企业家签了几项协议，本来挺顺利的，后来想考察高新园区，因为时间紧，就同意坐直升机去。11月24日凌晨五点多，直升机从机场起飞，机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他、沈阳开发区的一个官员、以色列企业家和导游。刚升空还跟地面联系过，没过多久信号就断了，地面指挥喊了半天没人应。后来以色列空军派救援队找，在贝尔谢巴附近的农田里发现了残骸——飞机撞了之后烧起来，零件散得到处都是，所有人都没了。

调查结果出来后大家才知道：直升机是贝尔206型号，保养没问题，但发动机部件出了问题——高频疲劳导致断裂，叶片厚度还不符合标准。飞行员本来想靠自转下降，但天太黑、地形不熟，着陆时撬板断了，油箱破了，尾翼撞掉，机身摩擦起火，乘客都被甩了出来。

消息传回沈阳，市委书记赶紧开会，按外交和民政部门的指导，组建了工作组，陪着家属去以色列。工作组花了几天办手续，11月27日出发，第二天凌晨到了以色列。听了现场汇报后，他们定了原则：既要维护中以关系，又要保护家属权益；既要自己操作，又要找当地帮忙。

第一件事是处理遗体——以色列有土葬习俗，但按国际惯例，得先防腐再运回来。12月1日封棺，第二天运回北京，12月3日火化。同时，拉马特甘市表示合作不会受影响，双方签了备忘录。索赔的事儿挺头疼——以色列法律按“生活指数”算赔偿，武迪生一辈子廉洁，财产少，生活指数低，算出来的赔偿额居然不够律师费，这事儿当时还引发了讨论。后来才知道，事故原因是发动机制造商的问题，但案子涉及两国法律差异，拖了好多年都没结。

12月6日，武迪生的骨灰运回沈阳，路边自发聚集了好多老百姓，有人捧着花圈，有人掉眼泪，就想送他最后一程。沈阳人现在还记着他：那个蹲在旧楼区里问“暖气热不热”的市长，那个家里家具旧得掉漆还自己修的市长，那个坦承自己“心肠软、识人不准”却一心为民的市长。

参考资料：《沈阳日报》武迪生同志生平报道；中国市长协会《城市管理交流》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