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十九年后，我又站在了深圳这条老街上。
阳光把“真熙裁缝铺”的招牌晒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照片。
玻璃门后的身影低头踩着缝纫机，侧脸有了皱纹，可那低头的神态却熟悉得让人心口发紧。
我的手在裤兜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旧车票。
一九九八年，从深圳西站开往老家的绿皮火车票。
那天她也这样低着头，把信封塞进我手里，没抬头看我。
缝纫机的声音隔着玻璃传出来，哒、哒、哒，和二十五年前城中村出租屋里那台旧机器的节奏一模一样。
我推开门，风铃响了。
她抬起头，眼神在我脸上停顿了几秒，然后慢慢站起身。
“裁衣服还是改裤脚？”
她的声音没怎么变，还是那样轻轻的，平直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真熙。”
她手里的软尺掉在了地上。
01
一九九三年的深圳，空气里都是铁锈和汗水的味道。
我背着帆布包走出罗湖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
招工的人举着纸牌子，操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喊叫着。我被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领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挤在二十几个同样茫然的年轻人中间。
车窗外的楼越建越高，脚手架像蜘蛛网一样爬满天空。
电子厂在龙华，一片灰白色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
流水线永远在动，传送带载着电路板缓缓向前。我的工作是插件，把那些细小的电子元件按顺序插进板子上的孔里。
第一天我就出了错。
手一抖，三极管插反了。流水线不停，那块板子流到了下一个工位。
“停线！”
一个女声响起，不大，但清晰。
整条线停了下来。工友们齐刷刷看向我，眼神里有埋怨。线停一分钟，整组的产量就受影响，月底奖金要扣的。
一个穿浅蓝色工衣的女质检员走了过来。
她拿起那块板子看了看，用小镊子拔掉插错的三极管，又从物料盒里取了个新的，手腕一转，轻轻按了进去。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
“继续。”
流水线又动了起来。她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我工牌上的名字。
“魏志远，新来的？”
我点点头，手心还在出汗。
“看准了再插，方向不对会烧板子的。”她说这话时没有责备的意思，像在陈述事实，“我是丁真熙，质检。”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其实可以记我一次大过，那样我试用期都过不了。但她只在记录本上写了“新工不熟，提醒一次”。
流水线上的日子很长，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中间吃饭休息一个小时。
真熙的工位在生产线末端，所有板子都要经过她检测合格才能打包。她很少说话，检查时微微皱眉，手里拿着万用表，测试笔点在板子上，眼神专注。
我偶尔会偷偷看她。
她不算特别漂亮，但有种干净的沉静。头发在脑后扎成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工衣穿在她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手腕很细。
月底发工资那天，线长宣布要调整宿舍。
厂里男女宿舍是分开的两栋楼，八人间，吵得像菜市场。我隔壁床的工友整夜打呼噜，我连着几天没睡好。
“我想出去租房子住。”
午饭时，我低声跟同组的周博文说。他比我早来半年，消息灵通。
“城中村便宜，单间一个月一百五。”周博文扒拉着饭盒里的白菜，“但一个人住也贵啊，要不找人合租？”
我环顾食堂，目光落在远处独自吃饭的丁真熙身上。
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02
我在厂门口等到她下班。
她推着那辆旧自行车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丁……丁真熙。”
她回过头，看到是我，有些意外。
“有事？”
我搓了搓手，一口气把合租的想法说了出来。语速很快，生怕自己中途退缩。
她安静地听完，没有立即回答。
自行车铃铛在远处响了响，几个下晚班的工友说笑着经过。有人朝我们这边看了看。
“为什么找我？”她问。
“因为……你看起来爱干净。”我说了个很实在的理由，“而且你稳重，不吵。”
她嘴角似乎弯了一下，很快又平了。
“在哪里？”
“岗厦那边，城中村，我去看过一间，挺干净的。”我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地址在这儿，明天休息，你要是想看看，上午九点村口见。”
她把纸条接过去，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
“好。”
第二天她准时出现，穿了件浅灰色的衬衫，洗得发白，但很平整。
城中村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走。晾衣杆横在头顶，滴着水。炒菜的油烟味从窗户飘出来，混杂着潮湿的霉味。
房东是个本地老太太，说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
房间在二楼，朝南，有个小阳台。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旧报纸遮灰。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个简陋的布衣柜。
“床可以换成两张单人床。”我说，“桌子也能再找一张。”
真熙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推开阳台门看了看。
楼下是条小巷，对面是另一栋出租屋的窗户，隔着不过两米距离。能看见对面屋里晾着的衣服，花裤衩和胸罩在风里晃。
她关上阳台门。
“租金怎么分？”
“一人一半，水电也平分。”我已经算好了，“一个月七十五，比住宿舍多二十五，但有私人空间。”
她想了想，点头。
“行。”
搬家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没有多少东西。
我的是个蛇皮袋，装着几件衣服和一床被褥。她的是个旧行李箱，轮子坏了，我用绳子绑了根木棍拖着走。
两张单人床是去旧货市场淘的，二十块钱一张，铁架子都有些锈了。我们并排摆在房间里，中间留了条过道。
桌子只有一张，我们说好谁先下班谁先用。她常常加班到九点，回来时我已经把桌子让出来了。
最初的相处有些拘谨。
早上轮流用厕所，她进去时我会去阳台站着。晚上回来，各自坐在自己床上，她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翻看厂里发的培训手册。
话不多，但有种奇怪的默契。
第一个周末，她去市场买了口小铝锅，一把青菜，几个鸡蛋。
“以后晚饭可以自己做。”她说，“比食堂便宜，也干净。”
我们凑钱买了煤油炉，摆在走廊上做饭。她炒菜时我负责洗米煮饭，配合得自然而然。
晚饭通常是一菜一汤，两个人坐在小桌旁安静地吃。
她吃饭很慢，小口小口的。我吃得快，吃完就坐着等她。有时她会把菜往我这边推推，意思是让我再吃点。
有天晚上下雨，雨水从窗户缝渗进来。
我找来旧毛巾堵缝，她蹲在旁边扶着。两个人的手不小心碰到一起，都很快缩了回去。
屋里只有雨声和我们的呼吸声。
“你老家哪的？”她忽然问。
“江西，农村。”我说，“家里三个孩子，我老大。”
“我是梅县的，单亲，我妈在老家。”她说得简短，但信息都给了。
那晚我们多说了些话，关于各自为什么来深圳，关于对未来的模糊想象。
她说她想攒够钱开个小店，做什么还没想好。我说我想让弟妹上学，家里房子该修了。
煤油炉的火光在她脸上跳跃，眼睛很亮。
03
工厂赶一批外贸订单，连续加了半个月班。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回到出租屋时整个人都是飘的。真熙也累，但她从不说，只是洗漱时动作比平时更慢。
那天晚上我淋了雨。
深圳的雨说来就来，下班时还没下，走到半路突然倾盆。我没带伞，跑回出租屋时浑身湿透。
真熙比我早回来，正在煮姜汤。
“快去洗澡换衣服。”她头也不抬地说。
热水器是太阳能的，阴天没热水。我用冷水冲了澡，出来时打了个哆嗦。
半夜开始发烧。
起初是冷，裹着被子还发抖。后来是热，像被架在火上烤。喉咙干得冒烟，想喊真熙，却发不出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到额头上有凉意。
睁开眼，看见真熙坐在我床边，手里拿着湿毛巾。
房间灯开着，她的脸在昏黄的光里显得有些模糊。
“你发烧了。”她又换了条毛巾，“三十九度二。”
我想说话，但喉咙痛。
“别动。”她按住我肩膀，“我去买药。”
她披了件外套就出去了。我听着她下楼的脚步声，很快消失在巷子里。
再回来时，她头发湿漉漉的，药店的塑料袋也湿了。
“起来吃药。”
她扶我坐起来，把药片递到我嘴边，又端来温水。我吞下药，她让我重新躺好，把被子掖紧。
“睡吧，我在这儿。”
她在椅子上坐下，继续用湿毛巾给我擦额头和脖子。动作很轻，毛巾凉凉的，很舒服。
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再醒来时天已微亮。
烧退了些，身上都是汗。我想坐起来，发现手被握住了。
真熙趴在床边睡着了，手还搭在我手上。她的头发散在枕边，呼吸均匀。晨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细小的绒毛。
我没有动。
她就这么趴着，睡得很沉。我想起她昨天也上了十二小时班，半夜冒雨去买药，又守了我一夜。
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又有点酸。
她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醒了，她直起身，手自然地抽了回去。
“好点没？”
“好多了。”我的声音沙哑，“你一夜没睡？”
“趴着睡了会儿。”她用手背碰了碰我额头，“还有点热，今天别去上班了，我帮你请假。”
“你也累，请假扣钱……”
“我没事。”她打断我，语气不容商量，“躺着，我去煮粥。”
她起身去走廊，煤油炉打火的声音响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渗水留下的黄渍，闻着渐渐飘来的米香。
那一刻，这个简陋的出租屋，忽然有了家的味道。
粥煮好了，白米粥，什么也没加。她端来一碗，扶我坐起来。
“小心烫。”
我接过碗，勺子慢慢搅着。热气模糊了视线。
“谢谢你，真熙。”
她正在拧毛巾，听到这话顿了顿。
“别说这些。”
我们之间一直有种微妙的平衡。彼此照顾，但不过问太多；相互依靠，但不说破什么。
就像现在，她照顾生病的我，做得自然而然，却不会问“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自己”这样的话。
我喝完粥，她又让我躺下。
“再睡会儿，中午我叫你。”
她端着碗出去了，轻轻带上门。我听见她在走廊洗碗的声音，水声哗哗的。
闭上眼睛，却睡不着。
手背上似乎还残留着她掌心的温度。那是一种干燥的、略微粗糙的触感，常年做工的手。
我忽然想起，来深圳这么久，从没见她哭过，也没见她真正笑过。
她总是那样，平静的，克制的，像一口深井，看不见底。
04
合租的第二年春天，真熙的母亲要来深圳。
收到信那天，她看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信封。
“我妈下个月来。”晚饭时她说，“住三天。”
我筷子停了停。
“那……我搬去周博文那儿住几天？”
她摇摇头。
“不用，就说我们是情侣。”她说这话时很平静，像在说今天青菜多少钱一斤，“不然她不会放心。”
我愣了愣，耳根有点热。
那几天我们演练了几次。
怎么称呼对方，怎么表现亲密又不做作，怎么解释为什么住在一起但没结婚。真熙甚至设计了一些细节：我的牙刷要放在她的杯子旁边，阳台要晾几件我的衣服在她衣服旁边。
“我妈很精明的。”她说，“不能有破绽。”
萧梅英来的那天，我们一起去火车站接。
是个瘦小的妇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蓝色套装，提了个旧旅行袋。眼睛和真熙很像，但更锐利。
“妈。”真熙接过袋子。
“阿姨好。”我尽量自然地说。
萧梅英上下打量我，目光像尺子一样量过。
“你就是小魏？”
“是，阿姨路上辛苦了。”
回出租屋的路上，她问了很多问题：家里几口人，做什么的，在厂里干什么活，一个月挣多少。
我一一回答，手心冒汗。
真熙走在我旁边，偶尔插一两句话，语气平常，但她的手悄悄碰了碰我的手背。
那是安抚的意思。
到了出租屋，萧梅英里里外外看了一遍。
她打开衣柜，看见里面并排挂着的男女衣服。去阳台，看见晾在一起的衬衫和裙子。洗手间里，两只牙刷并排插在杯子里。
她的表情稍微松动了些。
晚饭是真熙做的，三菜一汤。我帮忙摆碗筷，给萧梅英盛饭。
“你们住一起，打算什么时候办事？”饭桌上，萧梅英直接问。
真熙夹菜的手顿了顿。
“现在忙，攒点钱再说。”她说。
“攒钱攒钱，要攒到什么时候？”萧梅英看向我，“小魏，你怎么想？”
“我……”我看了真熙一眼，“我听真熙的，她说了算。”
这个回答似乎让萧梅英满意了。她点点头，没再追问。
那三天过得很慢。
我和真熙睡一张床——当然，她睡床，我打地铺。但白天要装得像同居的情侣，我会给她倒水，她会帮我整理衣领。
有次萧梅英出去买水果，真熙在阳台收衣服。
我走过去帮忙，接过她递来的衣架。我们的手指碰在一起，她很快缩了回去。
“快结束了。”她低声说。
“嗯。”
萧梅英走的那天，在火车站拉着真熙说了很久的话。
我站得远，听不清，但看见真熙一直点头。
火车开动后，我们并肩往回走。紧绷了三天的弦松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
回到出租屋，真熙把地铺的被褥收起来，重新铺回我的单人床。
房间恢复了原样，中间那条过道又空了出来。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晚我们都没怎么睡。我听见她在对面床上翻来覆去，布料摩擦的声音在黑暗里格外清晰。
“魏志远。”她忽然叫我。
“嗯？”
“今天谢谢你。”
“应该的。”
沉默了很久，她又说：“我妈让我年底回去相亲。”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你怎么说？”
“我说再看。”她的声音很轻，“其实我不想结婚，至少现在不想。”
“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觉得……两个人这样过日子，也挺好。”
我没接话。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块白。我能看见她床的轮廓，被子下身体的起伏。
“睡吧。”最后她说。
“嗯，晚安。”
05
一九九八年春节前，厂里提前发了工资和年终奖。
我把大部分钱汇回家，在汇款单附言栏写了“过年用，爸买点好的”。剩下的钱，我和真熙计划着怎么过年。
她说今年不回去了，车票贵，人也多。
“我们买只鸡，炖汤。”她在纸上列清单，“再买条鱼，年年有余。对联要买，还有鞭炮。”
我看着她在灯下写字的样子，忽然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好像也不错。
腊月二十五那天，门卫大爷喊我接电话。
是老家打来的长途，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你爸住院了，医生说不太好，想见你……还有，你张叔家的闺女，你记得吗？人家等着呢……”
电话里杂音很大，但我听清楚了。
父亲病重，催我回去结婚。
挂掉电话，我在传达室门口站了很久。冬天的深圳不算冷，但我浑身冰凉。
回到出租屋，真熙正在贴窗花。
红色的剪纸，是她自己剪的，一个“福”字。她踩在凳子上，小心地贴在玻璃上。
“回来了？你看这样正不正？”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真熙，我得回家一趟。”
她从凳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的车。”
她点点头，没问为什么。从认识到现在，她从来不多问。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最后一顿晚饭。她炖了鸡汤，炒了两个菜。谁都没怎么说话。
吃完饭，她帮我收拾行李。
几件衣服，一些日用品，还有我给家里买的东西。她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袋，动作很慢。
“钱够吗？”她忽然问。
“够。”
她从自己枕头下拿出一个信封，塞进我行李袋侧面的口袋。
“这什么？”
“借你的。”她说，“回去用钱的地方多，不够再写信说。”
我想掏出来还她，她按住我的手。
“拿着。”
她的手很凉。
那晚我们都醒着。我知道她没睡，她也知道我没睡。但谁都没说话。
天快亮时，我起身穿衣服。
她也起来了，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路上吃。”
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我们并排坐着。车窗外的深圳还在沉睡，路灯一盏盏后退。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我悄悄碰了碰。
她没躲，但也没回应。
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打工者。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吵吵嚷嚷。
我的车次开始检票了。
“我走了。”我说。
她站在那儿，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棉袄，头发被风吹乱。
我转身走向检票口，走了几步，又回头。
她还站在原地，看着我。隔着涌动的人潮，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抬起手，挥了挥。
很轻的动作。
我也挥了挥手，然后挤进了检票的队伍。
火车开动时，我靠着车窗，看见站台越来越远。
手伸进行李袋，摸到那个信封。打开，里面是五百块钱，整齐的一叠。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保重。”
就两个字。
我把脸埋进手掌里，眼泪掉下来。
那年我二十五岁，以为人生还有很多选择。
06
二十五年后，我又回到了深圳。
高铁站宽敞明亮，人流如织。没有举牌招工的人，没有破旧的中巴车。地铁线路像蛛网，我对着手机导航看了很久，才找到该坐哪条线。
龙华变了样。
当年的电子厂早拆了，原地建起了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穿西装的年轻人匆匆走过。
我在附近转了转，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岗厦方向走。
城中村还在，但已经整治过。巷子宽了些，墙面刷了白，晾衣杆还是横七竖八，但晾的都是时髦的衣服。
那栋出租屋居然还在。
外墙贴了新的瓷砖，阳台封了起来。一楼开了家便利店，一个年轻女孩在收银台后面玩手机。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饭菜的香味。有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有电视机的嘈杂声。
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想起真熙。
分开后的头几年，我们通过几封信。她说厂里效益不好，她换了个工作。我说我结婚了，妻子是老家介绍的。
信越写越短，后来就断了。
再后来，我听说深圳变化很大，很多人都离开了。我以为她也走了，回梅县，或者去了别的城市。
鬼使神差地，我往老街方向走。
那条街以前有很多小店，裁缝铺、五金店、小吃摊。现在大部分改成了奶茶店和便利店，但还有几家老铺子顽强地开着。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招牌。
“真熙裁缝铺”。
白底红字，招牌旧了，边缘有些剥落。玻璃门里，缝纫机哒哒地响着。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足足十分钟。
是她。
虽然有了皱纹，头发剪短了，染了些许霜白，但那低头的神态，那微微抿起的嘴角，就是她。
手在口袋里摸到那张旧车票。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深圳西至赣州。
这些年搬过几次家，很多东西都扔了，唯独这张车票一直留着。说不清为什么。
我穿过马路，推开门。
风铃响了，很清脆的声音。
她抬起头，眼神在我脸上停顿。那几秒钟很长，长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然后她慢慢站起身。
声音没怎么变，还是那样轻轻的，平直的。
“真熙。”我终于叫出这个名字。
07
她弯腰捡起软尺，动作很慢。
“魏志远。”她说出我的名字，像在确认什么，“你怎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