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盒是姐姐抱着的。
她非要抱。
我说我来,她瞪我一眼,那眼神跟刀子似的,好像我再多说一个字,她就能当场把她怀里那个死沉的黑檀木盒子砸我脑袋上。
我没再跟她争。
其实,我根本不想碰那个盒子。
冰凉,沉重,四四方方,像一块压缩到极致的厄运。我爸,九十四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个玩意儿。
我开着车,我老婆坐副驾,姐姐抱着我爸,坐在后排正中间。
从殡仪馆回家的路,出奇的堵。
车载音响没开,车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嘶嘶的冷气声,吹得我后脖颈子发凉。
我老婆在旁边,眼圈还是红的,时不时拿纸巾小心翼翼地擦一下眼角,不敢发出声音。
我从后视镜里看我姐。
她叫王敏,我叫王勇。
她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抱着那个盒子,像抱着一件稀世珍宝。她的背挺得笔直,下巴绷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建筑,眼神是空的。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大概在想,爸,我们回家了。
她也一定在想,王勇这个混蛋,没心没肺。
从爸闭眼到现在,我一滴眼泪都没掉。
不是我心硬。
是流不出来。
像一截被水泡得发白、浮囊囊的烂木头,你再怎么拧,也拧不出水了。最后那半年,早就把我的眼泪、我的精力、我的所有一切,都榨干了。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
我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刹车灯,红成一片,像一片凝固的血。
我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搓。
“回家把他放哪儿?”
我老婆吓了一跳,肩膀哆嗦了一下。
后排的王敏,像是没听见。
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姐,骨灰盒回家放哪儿?总得先有个地方。”
王敏的目光,终于从窗外收了回来,透过后视镜,冷冷地射向我。
“你还知道回家?我还以为你出了殡仪馆的门,就直接回你自己家了。”
她的声音,也跟淬了冰一样。
我心里一股火,“噌”地就上来了。
“王敏,你说话什么意思?爸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你能不能别跟个炮仗一样,逮谁炸谁?”
“我炸你?王勇,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这半年来,你管过多少事?钱是你出的多,我承认!但你人在哪儿?爸拉裤子上了,给你打电话,你说你在开会!爸半夜发烧,给你打电话,你说你明天要出差!你人呢?”
又是这套。
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
我老婆在旁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手在底下悄悄拽我胳膊。
我把她的手甩开。
“我在开会,我在出差,我不挣钱,谁来付那些账单?疗养院的床位费,护工的工资,进口的营养液,还有那些不知道有没有用的药!哪一样不要钱?你一个月那点退休工资,够干嘛的?”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王敏在后排的声音陡然拔高,她怀里的骨灰盒都跟着晃了一下。
“爸需要的是钱吗?他最后那段日子,需要的是人!是儿子!你懂不懂?”
我懂。
我怎么不懂。
可懂了,又能怎么样?
我一脚油门,车子猛地窜了出去,紧接着又是一个急刹。
后排王敏的身子往前一冲,又被安全带狠狠地勒了回去。
“你疯了!”她尖叫。
我没理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前面那辆车的屁股。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一家人,的可笑。
父亲,那个曾经能一个人扛起一袋一百斤大米的男人,那个在院子里给我们做木头手枪的男人,现在,就装在后排那个小小的盒子里。
而他的儿子和女儿,在他的“尸体”旁边,为了谁付出得更多,吵得面红耳赤。
多讽刺。
接下来的路,没人再说话了。
车里的空气,比刚才还要粘稠,压得人喘不过气。
终于,到了爸生前住的那个老小区。
车开不进去,停在了巷子口。
我下车,走到后排,拉开车门。
“我来拿吧。”我说,声音里已经没了火气,只剩下疲惫。
王敏没看我,也没说话,只是把那个黑檀木盒子,小心翼翼地递了出来。
我接过来。
入手的感觉,比我想象的还要沉。
那重量,坠得我胳膊往下一沉。
我们三个人,一前一后,往那栋熟悉的、掉光了墙皮的红砖楼走。
楼道里,昏暗,潮湿,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陈年的霉味和饭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声控灯是坏的。
我走在最前面,用手机打着光。
光柱晃晃悠悠,照亮了斑驳的墙壁和布满灰尘的扶手。
我们家在五楼。
没有电梯。
九十四岁的老人,生命最后的两年,就是被困在这栋五楼的房子里。
我以前劝过他,我说爸,咱换个电梯房吧,或者干脆去住疗养院,条件好,还有人照顾。
他不干。
他说,他死也要死在这儿。
这是他和我妈结婚的房子。
我妈走了二十年了。
他一个人,守着这座房子,也守了二十年。
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的腿,像灌了铅。
怀里的盒子,越来越重,重得像一座山。
我能听到身后,王敏和我老婆粗重的喘息声。
终于,到了五楼。
我掏出钥匙,手抖得厉害,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
门开了。
一股熟悉的、混杂着药味、消毒水味和老人身上独有气味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一瞬间,我差点吐了。
这味道,就是过去半年,我每次踏进这个家门时,闻到的味道。
它像一张无形的网,瞬间就把我拖回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
屋里拉着窗帘,很暗。
王敏越过我,啪嗒,按下了客厅的灯。
日光灯管闪了两下,发出“嗡”的一声,惨白的光,瞬间洒满了这个小小的客厅。
一切,都和我昨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沙发上,还搭着我爸生前最喜欢盖的那条薄毯子。
茶几上,放着他的老花镜,和一个没喝完的水杯。
墙角,那张我们后来添置的医疗床,已经空了。
白色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
可我总觉得,我爸还躺在那儿。
那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眼睛半睁着,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声的老人。
“放哪儿?”我又问了一遍,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王敏指了指客厅正对着门的那面墙。
墙上,挂着我妈的黑白遗像。
照片里的我妈,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特别甜。
“先放那儿吧。我买的灵位还没到,先让你爸,跟你妈待会儿。”
王敏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方凳,擦了又擦,然后小心地摆在遗像下面的空地上。
我走过去,弯下腰,把那个黑檀木的盒子,轻轻地放在了方凳上。
摆正。
和墙上我妈的遗像,对齐。
做完这一切,我直起腰,退后两步。
我看着那张黑白照片,和照片下面那个黑色的盒子。
突然之间,腿一软。
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我老婆尖叫一声,冲过来扶我。
“王勇!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我摆摆手,示意我没事。
我只是,突然之间,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仰着头,看着我爸妈。
一个在相框里,一个在盒子里。
他们终于,“团聚”了。
王敏没管我,她走到方凳前,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香,用打火机点燃,然后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烟,袅袅地升起。
她嘴里念念有词,说的什么,我听不清。
大概是在说,爸,你安心走吧,家里都好。
都好?
哪里好了?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只觉得荒诞。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折腾了那么久,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是这个冰冷的盒子,和一个“节哀顺变”的牌子。
我老婆想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我没动。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开始一帧一帧地,回放过去那半年。
尤其是,最初的那个决定。
那是一切痛苦的开始。
半年前。
也是在这个客厅。
但那时候,客厅里还没有那张扎眼的医疗床。
我爸,还能自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卧室走到沙发。
那时候,他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回来。
诊断书,就摆在茶几上。
胰腺癌,晚期。
医生说,老爷子年纪太大了,94了,身体底子太差,经不起化疗,也经不起手术。
保守治疗,意义也不大。
医生的原话是:“回家吧,让老人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最后这段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别折腾了。”
别折腾了。
说得轻巧。
我、王敏、我老婆,还有我舅,四个人,围着茶几,坐了一圈。
我爸在卧室里睡觉。
那张诊断书,像一颗炸弹,摆在桌子中央。
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我舅,我妈的亲弟弟,先开了口。
“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吧。九十四了,也算是高寿了。”
我舅是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一辈子没经过什么大事。
我看了他一眼,没做声。
我老婆是个小学老师,心软,眼圈当时就红了。
“就……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哪怕……哪怕能多活几个月也好啊。”
王敏,我姐,当时是表现得最冷静的一个。
她拿起那张诊断书,又看了一遍,然后“啪”地一下,把它拍在了桌子上。
“什么叫别折腾了?意思就是让我们回家等死呗?”
她看着我,眼睛里冒着火。
“王勇,你拿个主意。你是家里的男人。”
我?
我能拿什么主意?
我是个搞工程的,管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项目。在工地上,我说一不二。
可是在这儿,在“死亡”这个终极命题面前,我屁都不是。
我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根,猛吸一口。
烟雾呛得我直咳嗽。
“医生不是说了吗,年纪太大了,经不起折腾。”我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听医生的,回家等死?”王敏追问,步步紧逼。
“什么叫等死?说得那么难听!”我有点烦躁,“医生的意思是,让爸最后这段时间,过得舒服一点,有尊严一点。”
“尊严?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那叫有尊严?”
“那不然呢?拉到医院,浑身插满管子,电击,抢救,最后人不还是没了?那就有尊严了?”
我们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
我舅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劝。
“小勇,小敏,你们别吵,别吵。这是给爸看病,不是吵架。”
我老婆也小声说:“是啊,有话好好说。”
王敏根本不听。
她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王勇,我告诉你,爸不能就这么放弃。咱们得治!不管花多少钱,倾家荡产,也得治!”
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疯子。
“治?怎么治?医生都说没办法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医生说了算个屁!他们那是怕担责任!现在的医院,哪个不是这样?一看年纪大的,一看是晚期,就直接判死刑!我们自己不争取,谁给你争取?”
“争取什么?让爸多受几个月罪吗?你想过没有,化疗是什么滋味?手术台有多冷?爸那个身体,他扛得住吗?”
“我不管!我只知道,他是我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那不是希望!那是你的执念!是你自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
“你放屁!”
王敏“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
“王勇,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怕花钱!怕麻烦!你巴不得爸早点走,你好省心,是不是?”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全涌到了头顶。
我也站了起来,指着她。
“王敏!你他妈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怕花钱?我怕麻烦?这些年,爸生病住院,哪次不是我跑前跑后?家里的开销,哪样不是我出的?你除了动动嘴皮子,你干过什么?”
“我干过什么?我退休了,我天天来照顾爸,给他做饭,陪他说话!你呢?你一个礼拜能来一次就不错了!你除了扔下几个钱,你还管过什么?”
“我不管,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钱很重要吗?爸缺你那几个钱吗?”
我们俩,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眼睛都红了。
我舅和我老婆,两个人一边一个,死死地拉住我们。
“别吵了!求求你们别吵了!爸还在里面睡觉呢!”我老婆都快急哭了。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头上。
我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回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王敏也坐下了,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无声地哭。
客厅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我抽烟的“嘶嘶”声,和王敏压抑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
我舅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其实……小敏说的,也有道理。就这么回家等着,是有点……太残忍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烟雾在我眼前缭绕。
我舅继续说:“但是小勇担心的,也对。老爷子这个岁数,再上那些手段,确实是遭罪。我见过,我那老邻居,就是肝癌,在医院折腾了小一年,最后人不人鬼不鬼的,钱花光了,人也没了。”
他说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王敏。
“要不……这样吧。咱们也别去大医院折腾了。就找个好点的中医,开点中药,调理调理。死马当活马医,万一……万一有奇迹呢?”
中医?
我心里冷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个。
但这话,我没说出口。
我知道,这不过是我舅在和稀泥。
他想找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能让我们俩都接受的台阶。
王敏不哭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舅,眼睛肿得像桃子。
“中医……行吗?”
“试试呗,”我舅说,“总比干等着强。而且喝中药,也不遭罪。就当是……调理身体了。”
王敏没说话,她看向我。
那眼神,带着一丝祈求。
我知道,她也吵累了。她也害怕了。
她所谓的“倾家荡产也要治”,不过是一句气话,一句给自己壮胆的口号。
真到了那一步,她比谁都清楚,凭她那点退休金,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
她需要我。
需要我点头,需要我掏钱。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恨她吗?
也谈不上。
我知道,她爱我爸,比我爱得更“纯粹”。
因为她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现实。
而我,是一家之主。
我不仅要对我爸负责,我还要对我老婆,我儿子,我自己的小家负责。
我不能真的为了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奇迹”,就把整个家都拖进泥潭。
我掐灭了烟头。
“行。”我说,“那就试试中医。钱我来想办法。”
我顿了顿,补充了一句。
“但是,我们说好。只看中医,吃中药。不去医院,不上那些化疗、手术。如果……如果爸的病情恶化了,我们就……就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在家里走。不送医院抢救。”
这是我的底线。
我不想看到我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各种管子和仪器包围,死得毫无尊严。
王敏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她在天人交战。
“好。”
最终,她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字。
“但是,”她也提出了她的条件,“我要搬过来住。我要亲自照顾爸。你们谁也别跟我抢。”
我看了她一眼。
“随你。”
我老婆想说什么,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就这样。
我们家庭会议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家,用中药,保守治疗,等待一个不可能的奇迹”。
现在想来,这个决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味道。
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决定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王敏找到了“我尽力了”的道德慰藉。
我舅找到了“我劝过架了”的置身事外。
我找到了“我保全了小家”的现实利益。
我老婆找到了“家庭和睦”的暂时平静。
我们都以为,我们为父亲选择了一条最“人道”、最“有尊严”的道路。
我们甚至,为自己的“明智”和“孝顺”,感到了一丝隐秘的自我满足。
看啊,我们没有像那些不孝子孙一样,把老人扔在医院,任由医生宰割。
我们选择了让他“安详”地,在熟悉的家里,走完最后一程。
多么温情,多么伟大。
可是,我们谁都没想到。
从“决定”到“死亡”的这半年,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安详”和“温情”。
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是我们亲手,把父亲,也把我们自己,推上了那条路。
“大病等死”,这四个字,听起来,带着一种顺应天命的平静。
但实际上,它是一场无比残酷、无比磨人的凌迟。
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双重凌迟。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不错。
我托关系,找了一个据说很有名的老中医。
每周,我开车去那个老中医的私人诊所,给我爸拿药。
一大包,一大包的草药,散发着浓重的、苦涩的味道。
王敏每天就在家里,一丝不苟地,用砂锅给我爸熬药。
一天三次,一次一大碗。
我爸很听话,每次都皱着眉头,一口气喝完。
喝完,他就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走几圈。
然后,就回到他那个小卧室,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那段时间,家里甚至出现了一种久违的、虚假的“温馨”。
王敏忙里忙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我每次来,都能看到她不是在熬药,就是在给我爸擦身子,或者是在研究什么新的“抗癌食谱”。
她把我爸照顾得很好。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我爸的脸色,甚至比刚出院时,还红润了一些。
他还能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
有时候,我陪他聊天,他还能跟我讲讲他年轻时候,在厂里当劳模的事。
王敏很得意。
她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你看,我就说吧,中医有用。比西医那套强多了。”
我嘴上应和着“是是是”,心里却总有一丝不安。
因为我知道,那不过是回光返照。
是那些中药里的某些成分,在刺激着他衰竭的身体,透支着他最后的一点生命力。
果然。
这种虚假的平静,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转折,是从我爸第一次摔倒开始的。
那天,王敏出去买菜。
我爸自己一个人,想从卧室去上厕所。
结果,腿一软,就摔在了地上。
等王敏回来,我爸已经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快一个小时。
人,已经说不出话了。
王敏吓坏了,赶紧打了120。
这是我们第一次,违背了当初“不送医院”的约定。
送到医院,一检查。
股骨颈骨折。
医生看着片子,直摇头。
“这么大年纪,骨头跟酥了一样,这一下摔得不轻。手术是肯定不能做了,风险太大,下不了手术台。”
“那怎么办?”王敏急得直哭。
“还能怎么办?躺着养。能不能养好,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医生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94岁的老人,摔断了股骨颈,让他躺在床上养。
这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
从那天起,我爸,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他彻底瘫在了床上。
也是从那天起,“大病等死”这四个字,才真正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
地狱,降临了。
我们买来了那张医疗床,放在客厅。
因为客厅通风好,也方便我们照顾。
我爸,就从他的卧室,搬到了这个曾经全家人欢声笑语的地方。
吃喝拉撒,全在这张一米二宽的床上。
一开始,他还清醒。
他知道自己大小便失禁了,会觉得难为情。
每次王敏给他换尿布、擦身子的时候,他都会把头扭到一边,眼睛里,满是羞愧和痛苦。
他甚至,开始拒绝吃饭。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来维护他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
王敏就跪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
“爸,你吃一口,就吃一口。你不吃饭,哪有力气好起来?”
她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我爸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也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还是张开了嘴。
他不想让她难过。
那个场面,我每次想起来,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一个曾经顶天立地的男人,现在,连决定自己吃不吃饭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他选择的,“有尊严”的死法?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
瘫痪在床,最怕的是什么?
是褥疮。
尽管王敏已经尽心尽力,每隔两个小时,就给他翻一次身,给他擦洗。
但褥ROC疮,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先是在他的尾椎骨那里,一小块红斑。
然后,慢慢地,变成了紫黑色。
再然后,破皮,流脓,烂掉。
形成一个黑漆漆的、深不见底的洞。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褥疮的时候,正在给我爸喂水。
我不小心,碰到了他身下的垫子。
他整个身体,像触电一样,猛地抽搐了一下。
一声压抑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
我吓了一跳。
“爸,你怎么了?碰到你哪儿了?”
他不出声,只是哆嗦。
我掀开被子。
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瞬间冲了出来。
我看到了那个洞。
那个黑色的,正在往外渗着黄水的洞。
我当场,就吐了。
不是恶心。
是心疼。
是绝望。
是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自我谴责。
王敏听见动静,从厨房跑出来。
看到我吐了,又看到我爸那个烂掉的伤口,她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有骂我。
她只是默默地,拿来温水、棉签、消毒药水,和一种专门治疗褥疮的药膏。
她跪在床边,熟练地,一点一点地,清理那个伤口。
我爸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大的呻吟。
我看着王敏的侧脸。
她很专注,也很平静。
仿佛,她清理的,不是自己父亲身上一个正在腐烂的洞,而是一件需要修补的瓷器。
我突然意识到。
在日复一日的,和屎尿屁、腐肉、恶臭打交道的过程中。
她已经麻木了。
或者说,她已经“专业”了。
而我,这个所谓的“主心骨”,这个“出钱的”。
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我只在周末,或者下班后,才会来到这个人间地狱。
我看到的,永远是王敏已经收拾干净的“现场”。
我闻到的,是她用消毒水和空气清新剂,掩盖过的味道。
我以为,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
我以为,我爸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他不是在等待死亡。
他是在被死亡,一寸一寸地,活活吞噬。
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
我一闭上眼,就能看到那个黑色的洞。
能闻到那股腐烂的恶臭。
能听到我爸那声压抑的呜咽。
我开始害怕回到这个家。
每次,车停在楼下,我都要在车里,抽掉半包烟,才能鼓起勇气,走上那段熟悉的楼梯。
而王敏,她就住在这个地狱里。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不敢想。
我们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
但争吵的内容,已经变了。
不再是“要不要治”的问题。
而是“怎么办”的问题。
“送疗养院吧。”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
“那里的护工,比我们专业。他们有办法处理褥疮,也有专门的设备。”
王敏正在给我爸换尿布,头也没抬。
“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可以找最好的!二十四小时一对一的!”
“最好的?再好的护工,有女儿亲吗?他们会把屎把尿,当成自己的事吗?”
“王敏,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看看你现在,都快被拖垮了!你才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你也是人,你也需要休息!”
“我不用!”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跟我自己说过,爸,要由我,亲手送走。这是我的责任。”
“这不是责任!这是愚孝!是你自己在感动自己!”
“你放屁!你就是想甩包袱!王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把爸送走,眼不见为净,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你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又来了。
又是这种诛心之论。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甩门而出。
下楼的时候,我听到她在屋里,压抑的哭声。
还有,我爸,断断续续的、含混不清的呢喃。
“别……别吵了……”
你看。
他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说不出来。
他像一个活在套子里的人,被困在自己衰败的身体里,清醒地,感受着自己一点一点烂掉,腐败。
感受着自己的儿女,因为他,反目成仇。
这,就是我们给他的,“安详”?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癌细胞的扩散,我爸开始出现全身性的疼痛。
那种疼痛,是任何止痛药,都无法缓解的。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在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发出一阵一阵的,低沉的呻吟。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钝刀,在你的心上,来来回回地割。
王敏就陪着他,整夜不睡。
给他按摩,给他讲故事,给他放他最喜欢的京剧。
都没用。
有一次,半夜三点,我接到了王敏的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王勇,你快来!爸……爸他不对劲!”
我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一路闯着红灯,飙车到了楼下。
我冲上五楼。
一开门,就看到王敏抱着我爸,坐在地上。
我爸,像一只离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睛翻着白眼,浑身抽搐。
“他……他刚才,说他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然后就这样了。”王敏语无伦次。
我看着我爸的样子,脑子里“嗡”的一声。
只有一个念头:他快不行了。
“打120!快!”我冲王敏吼。
这是我们第二次,违背了约定。
救护车呼啸而来。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瘦得像一根柴火一样的我爸,抬上了担架。
在救护车上,医生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做了心电图。
“情况很不好,心率失常,呼吸衰竭。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到了医院,直接送进了抢救室。
我、王敏、还有闻讯赶来的我老婆,三个人,站在抢救室门口,像三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红色的“抢救中”三个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突然想起,半年前,我们坐在一起,开那个家庭会议。
我说:“如果爸病情恶化了,我们就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在家里走,不送医院抢救。”
王敏说:“好。”
多么可笑的约定。
在真正的生死面前,在亲人撕心裂肺的痛苦面前,所有的约定,所有的“理智”,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你根本,做不到。
你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你的面前,痛苦地断气。
你唯一的本能,就是救他。
哪怕,你知道,这只是徒劳。
抢救了三个小时。
医生出来了,摘下口罩,一脸疲惫。
“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老爷子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压迫到了呼吸系统。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他看着我们,顿了顿,说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人都如坠冰窟的话。
“说实话,你们再这么折腾,送来送去,对他来说,就是增加痛苦。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姑息治疗。”
姑息治疗。
一个听起来,很高级,很“人性化”的词。
说白了,就是打吗啡。
用强效的镇痛剂,来麻痹病人的神经,让他感觉不到痛苦。
代价是,病人会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直到,呼吸停止。
“这和等死,有什么区别?”王敏颤抖着问。
“区别就是,他不会再那么痛苦了。”医生说,“你们让他躺在家里,硬生生地扛着,那才是真正的残忍。你们以为的‘安详’,对他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和王敏的脸上。
是啊。
我们自以为是的“孝顺”,我们精心设计的“善终”。
在专业人士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愚蠢而残忍的闹剧。
我们以为,把他留在家里,就是爱。
却不知道,这种“爱”,正在把他推向更深的痛苦深渊。
那天晚上,我爸被转入了普通病房。
他戴着氧气面罩,昏昏沉沉地睡着。
各种仪器,滴滴答答地响着。
他最终,还是变成了我们当初,最不想他成为的样子。
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冰冷的医院里。
我和王敏,坐在病床边,一夜没合眼。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接他回家”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在家安详离世”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了。
我们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输给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自以为是,和我们那点可怜的、自私的“孝心”。
“王勇,”天快亮的时候,王敏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你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我看着窗外,泛起鱼肚白的天空。
“是。”我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从回忆里抽身。
客厅里,那三根香,已经烧完了。
只剩下三缕灰白的香灰,倔强地,挺立在香炉里。
仿佛,我爸那不屈的、最后却被我们彻底压垮的灵魂。
王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她的房间。
我老婆,还蹲在我身边,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王勇,你没事吧?地上凉,快起来。”
我摇摇头。
我不想起来。
我就想这么坐着。
因为,只有身体上的冰冷,才能稍微缓解一下,我心里的灼痛。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从爸走后,我一滴眼LI都流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悲伤。
我只有,无边无际的,悔恨。
和一种,迟来的,刻骨的,清醒。
我们总以为,“大病等死”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可以让老人,免于过度医疗的痛苦,安详、有尊严地离开的选择。
这,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
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是老人的“尊严”吗?
不。
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对医院的恐惧,对现代医疗“过度治疗”的偏见。
是我们对死亡的逃避,是我们不愿意,也害怕去面对,亲人生命最后那段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光。
是我们小市民式的精明算计,害怕人财两空,害怕被庞大的医疗费用拖垮。
是我们内心深处,那点虚伪的、渴望被外界称赞的“孝子”情结。
我们用“为他好”这个最高尚的借口,掩盖了所有这些,自私、懦弱、不堪的动机。
我们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以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最“人性化”的决定。
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把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扔在家里。
任由他,在屎尿屁中,丧失尊严。
任由他,在褥疮的腐烂中,日夜煎熬。
任由他,在癌痛的折磨下,辗转呻吟。
我们以为,只要不把他送去医院,只要不让他身上插满管子,他就是“安详”的。
我们看不见,或者说,我们假装看不见。
在他平静的、被我们“照顾”得很好的外表下。
他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着一场怎样惨烈的、山崩地裂般的崩塌。
他的精神世界,正在忍受着怎样巨大的、无声的凌辱和绝望。
我们甚至,会因为自己日复一日的“辛苦”照料,而生出一种悲壮的自我满足感。
看啊,我多孝顺。
我抛下了我自己的生活,我牺牲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亲手,为他端屎端尿。
我们沉浸在这种自我感动里,却忘了问一问,躺在床上的那个人。
他真的,想要这样的“孝顺”吗?
当他疼得无法呼吸的时候,他想要的,难道不是一针强效的止痛剂,哪怕代价是沉睡?
当他全身腐烂,散发出恶臭的时候,他想要的,难道不是专业的医疗护理,来维持他最后一点,作为人的体面?
我们都错了。
大病,等不来死。
等来的,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漫长的,活地狱。
而我们,就是这个地狱的,缔造者。
我们以爱的名义,亲手,为我们最亲的人,建造了一座人间炼狱。
然后,告诉他,也告诉自己:
看,这里多好。
没有医院的冰冷,只有家的温暖。
你,就在这里,有尊严地,安详地,走吧。
我呸!
想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
一股巨大的、混杂着悔恨、愤怒、悲凉的情绪,猛地冲上了我的喉咙。
我趴在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
“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那是我,为我父亲,流下的,第一滴,也是最后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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