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魏春亮
01
郑宁博士的这本《沉默的皖北》,是我期待已久的那种历史书。这次,历史学家终于不再只是关注那些离我遥远的宏大命题,而把目光聚焦在我生长于其中的那片土地。
是的,终于有人系统且全面地书写皖北的历史了。而这样的书,我等待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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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宁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副标题: 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出版年: 2026-1
我是皖北亳州市涡阳县人,出生于1986年。可即使到了我记事的90年代,我们那边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虽然地里种着小麦,可一年到头也不是都能吃上白面馍,豆面、玉米面、红薯面我都吃了个遍。吃不饱,也穿不暖,一年到头接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冬天穿单鞋,脚指头冻得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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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2009年的样子
等我上小学了,家里也没电。我经常坐在灯前写作业,一不小心就把额前的头发燎着了。学校的教室,黑板坑坑洼洼,桌子和凳子全都是学生从自己家搬来,所以每一个人的桌凳都不一样。直到小学五年级教室里装了电灯,我才知道原来教室里是可以有电灯的。
我们那里的匮乏,不止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村里的父母辈,老一辈读书识字的人寥寥无几,我小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都算高学历了。我这一辈的孩子往往早早辍学,能读完初中的,都没多少。村里没有人在乎孩子的教育,父母巴不得孩子早点辍学去打工挣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6年出生的我,竟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和第一个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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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2009年的样子
除此之外,我们那里的治安和环境,也并不好。小时候经常听到谁家的牛羊被偷了,我爸经常跟我说以前有什么“大马子”抢劫。成年男人总是喝酒,然后打老婆孩子,一家家过得鸡飞狗跳。
长大后,我跟外地的同龄人提起童年的这些经历,他们都惊讶于怎么会这样,这应该他们父辈经历的才对。我每每感觉,我和外地的同龄人,差了一个时代。
而更扎心的是,当我说我是安徽人时,外地人往往默认我们那边吃米,房子都是白墙黛瓦,是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似乎没有人知道皖北这个地方,没有人有兴趣了解皖北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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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2022年的样子
皖北,好像从来不存在。
从小我就弄不明白,我们皖北那里,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这么落后?为什么如此沉默,不为外界所知?
后来,我读历史系,看历史书,但我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专著,把全部的目光投向那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
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沉默的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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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作者郑宁就是皖北蚌埠人,他在后记中说,之所以选择“皖北”这个题目,是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感情,“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片曾被长期忽略的土地,关心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最重要目的”。
《沉默的皖北》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写到清末的捻军起义及余波,作者一直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皖北在明清五百年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穷,这么乱,这么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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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明朝,皖北并不是边缘地带。甚至,因为凤阳出了个朱皇帝,凤阳一度成为全国的焦点。明初,朝廷举全国之力在凤阳营建中都,又移民江南富户,甚至还出台了帝乡优待政策,但随着中都工程的戛然而止,移民潮的回退,赋役优待的有限,过了200年,到明末,皖北人口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大明王朝的帝乡又回到了原点。
整本书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明清两朝皖北的科举与文教。明初,皖北各府都设置了军事组织卫所,以控制地方和稳定统治。虽然作为“独立王国”的卫所和地方州府矛盾重重,但卫所制度却助力了学子的学业。就以颍州为例,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明朝灭亡(1644年),颍州本地考取了14名进士,其中有12人为颍州卫军籍。特别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长达62年里,颍州地方志收录的11位进士,全部来自颍州卫军户。
但随着明末农民起义的出现,短暂的科举之路骤然中断,原本刚刚冒头的士绅阶层也无从谈起了。在明朝积累的余韵消失殆尽后,从康熙朝结束的1723年,到宣布废除科举的1905年,长达182年,阜阳县(颍州府的核心辖县)只有三人考中进士。而颍州府的蒙城县和亳县,在整个清代甚至都没有一位进士。
书中有一个细节,明朝皖北有两个“贼寇”作乱,一个叫陈犬,一个叫刘六。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可见皖北科举和文教之落后。
而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并对皖北的社会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科举的中断有利于“武勇”之风的传承,甚至大家族子弟热爱学习都会被嘲笑。好侠任武之风在皖北盛行。
二是,皖北缺乏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层——士绅和宗族,造成官强民弱的局面,这和江南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阶层强大完全不同。
加之地方组织不健全,基层力量分散又薄弱,根本不足以和官府对抗。民间长期困于“灾重、赋繁、人逃、地弃”的窘迫状态,无暇他顾。所以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稳定统治。作者说:“这里落后、愚昧,却有利于政府的强权统治。即便有秘密宗教、民间团体的活动,官府也能够轻易予以压制。对于皖北的落后,统治者并不会怒其不争,反而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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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实际上,从明朝中期,皖北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低水平却又长期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统治者并不在意皖北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境况。
于是,在贫穷与稳定中,皖北默默熬过了五百年。被忽视,被歧视,成为了皖北的命运。
书中对比了地理位置相似的苏北和皖北,清朝皖北水灾频繁,可无论是重视河工的康熙,还是频繁南下的乾隆,对此都毫不关心。乾隆曾经给苏北的洪涝写过诗,“然而,皖北连这份有名无实的关心也没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苏北和皖北遭遇严重水灾,清廷调拨了五十万两白银赈灾和十万石漕粮,还在捐赋方面做出了让步。
而皖北呢?只得到了清廷十万两百白银,和当年给日本的赈灾款一样,再想申请赈济银两和粮米,却屡屡碰壁。可很快,朝廷又为苏北赈灾拨银六十万两。两江总督端方不但拒绝把这笔钱分给安徽,还让安徽官员跟随他一起为苏北赈灾捐款。
就连上海的民间捐款,也大多面向苏北,而鲜少关注皖北。
而上面这些,只是皖北被忽视状况之冰山一角,即使是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皖北也并不受重视。无论是皖南、江南,还是华北,甚至是华南,都是历史学的热门研究地区,而皖北,往往只是作为一个不起眼的背景,被顺带提上一嘴。
我之前写过一段话,来描述皖北的人和生活:我们好像一直在过着一种与主流舆论场相反的生活,那是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一种和光鲜亮丽无关的生活,一种没有被关注过、没被叙述过的底层生活。
现在,郑宁用一本《沉默的皖北》,将皖北从边缘拉回到了中心,将历史的主体地位还给了皖北,皖北那些被宏大叙述所遮蔽和忽视的历史面貌终于得到了书写。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壮举。有了这本书,皖北自此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有了《沉默的皖北》,皖北自此不再沉默。
在这本书里,我小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找到了源头;那些不被看见的隐忧,得到了抚慰。甚至,那些在别的历史书中鲜少提及的地名,比如凤阳、阜阳、颍上、怀远、蒙城、涡阳、太和、萧县等等,都被一再提起。
在我看来,每一个识字的皖北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看看自己身边的历史,看看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看看它的来路,也思考一下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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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亮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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