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天上人间是富豪乐园，直到看到花魁的结局，才明白是人吃人

“花魁？听上去挺风光的，可实际上，不过就是别人的玩物。”

审讯室里，张晓燕靠在冰冷的铁椅背上，手腕上的一次性塑料号码牌还晃着，灯光从头顶直直压下来，把她脸上的妆照得有些发灰。

对面年轻民警愣了一下，低头翻着记录表，喃喃念出她的名字，又抬眼多看了两秒：“张晓燕，原天上人间四大花魁之一？”

“嗯。”她把纸杯在指尖转了一圈，淡淡应了一声，“覃辉办那个‘龙腾凤鸣花魁争霸赛’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候补呢，谁知道最后成了亚军。”

民警下意识接话：“我听说过，梁海玲是花魁之首，还有司灵、李欣……你和她们一起？”

梁海玲、司灵、李欣——几个名字在她脑子里一闪而过，都是灯光、酒杯和男人笑声堆出来的影子，有的已经永远停在某一晚。

墙上的时钟“嗒嗒”往前走，外面还有人被带进带出。年长的民警咳了一声，把话题拉回来：“记录上写，你最高的时候，三天赚过两百万。说说看，那三天，是怎么来的？”

张晓燕笑了一下，看不出是讽刺还是自嘲：“命运送来的礼物，早就标好价了。要从那三天说起……得先从我家破产那一年讲起。”

01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张晓燕住在三环里一个有暖气、有电梯的单位家属楼里。

客厅里摆着一整套进口音响，电视柜上永远堆着各种磁带、影碟。冬天暖气烧得足，她穿着拖鞋在屋里乱跑，不用像别的小孩那样裹着大棉袄写作业。

父母做生意起家，很少在家。她想要什么，基本一句话就能解决。

有一次学校组织滑冰，老师让同学自备冰鞋。她回家随口说了句：“别人都有自己的冰鞋，我不想借人家的。”
第二天早晨，餐桌上多了一叠钱，母亲匆匆喝着牛奶，边看手表边说：“自己去体育用品店挑，买好的，别委屈自己。”

上初中那年，她看见同桌带了一本游戏机广告册，里面花花绿绿地全是新款。她打电话给在外地出差的父亲，在听筒那头半开玩笑半撒娇：“我也想要一个那种机器，不然同学都笑我老土。”
父亲笑了一声：“这次月考考进前十名，就给你买。”
结果那次她考了年级第十一名，回家闷闷不乐。父亲看了一眼成绩单，还是把那台游戏机买回了家，只说了一句：“下次别差一名。”

他们给她的，是一套“只要你开口、钱就到位”的教育方式。

父母工作应酬多，晚上不是在酒店就是在外地。她经常一个人点外卖、看电视到很晚，抱着遥控器躺在沙发上睡着。起初她还会打电话催他们回家，后来渐渐习惯了家里只剩自己和电视声。

上初中后，班里的女生开始比衣服、比鞋子、比零花钱。她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每次逛商场，总爱站在旋转门的玻璃里照镜子，看着自己身上那件刚买的外套，心里有一点隐隐的得意。

周末，她会和同学结伴去西单逛街，买一个牌子的唇彩、再去快餐店点两杯饮料坐半天。口袋里的钱花得很快，不过她知道只要回家撒撒娇，钱包就会再次鼓起来。

第一任男朋友，是在学校附近的台球厅里认识的社会青年，穿着紧身 T 恤，耳朵上戴着耳钉。对方会在台球桌边帮她瞄准、教她握杆，还会带她去 KTV、夜场。
她知道那不是父母喜欢的地方，但每次按掉母亲的电话，她心里都有一股说不清的报复心理：

“反正你们也不在家，我跟谁玩有什么关系？”

日子就这样晃荡着往前推，直到那一年，家里做的那个“大项目”彻底翻了车。

父母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一开始顺风顺水，钱像流水一样进账。家里换了更大的房子，买了车，客厅的音响也换成了更新款。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都夸她爸妈有本事，她听着这些话，觉得理所当然。

可九十年代末行情急转直下，项目突然停摆，合作方跑路，银行开始催债，法院的传票一封接一封地往家里送。
那是她第一次看见父亲在客厅摔杯子——玻璃杯砸在地上，碎片溅到墙脚；母亲则关在厕所里，蹲在马桶旁吐得浑身发抖，出来时脸色惨白。

再过一阵，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少了。

先是那套她最熟悉的音响，一天晚上，她回家发现客厅角落空了一块，只有墙上还留着被音箱压过的灰印。
不久以后，车也卖了，父亲改成坐公交去外面谈事。
最后连房子也抵押出去了，他们一家人从宽敞的三居搬到了一座老旧小区的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常年一股潮湿味。

搬家的那天，搬家公司的人在楼道里来来回回，抬箱子、搬家具，邻居们站在门口看热闹。

“这家不是挺有钱的吗？怎么也要搬走？”
“听说是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债。”

张晓燕抱着一只从小睡到大的毛绒玩具，低着头往楼下走。刚到三楼，就听见楼上一个小孩对另一个说：“你看，她家破产了。”

那几个字像钉子一样扎在她后背上。

原来同学的父母也在背后讨论她父母的失败，曾经一起吃饭喝酒的人，换成了在阳台上看笑话的人。

高中勉强读完，她考大学不顺，只上了一个不知名的大专。毕业那年，她拿着简历在城里跑招聘会，投前台、销售、文员。

某天，她站在一座写字楼门口，手里捏着刚面试完的记录。HR 用机械的语气对她说：“试用期八百，转正一千五，有提成。”

她看着那张写着“月薪：1500 元起”的纸，脑子里突然闪过以前随手买的一条裙子——那条裙子吊牌上写着 2980。

“我以前一个包就三千。”她站在写字楼门外，看着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心里只觉得荒唐。

那种从云端摔到地面的眩晕感，直到晚上喝酒的时候才稍微麻木一点。

一次喝闷酒，她被大学同学约去一家酒吧散心。台上乐队吵得耳膜发麻，同学说起谁谁谁出国了，谁谁谁嫁给了银行的客户经理，嘴上说着“羡慕死了”，眼里却带着酸。

散场时，同学去前台结账。收银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身上的衣服，压低声音问同学：“要不要去更好的地方看看？那边小费多。”

同学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她身后已有一个穿制服的公关小姐走过来，笑着把一张黑底金字的名片塞进她手里。

“妹妹长得这么漂亮，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那儿上班？在东三环，很近的。”
名片上印着几个大字——“天上人间”，下面是一个经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回家的路上，她把名片在指间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塞进钱包。
她本来打算第二天就把那张卡片丢掉，可那一晚，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头灯一开一关，钱包被她拿起来又放下去，指尖一次次摸到那张略微硬挺的纸。

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就看一眼，又不会少块肉。”

第二天下午，她坐在出租车后座上，对司机报了一个她从来没去过的路名。到了地方，她在附近公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才把那张名片掏出来。

电话拨号键在指尖下面一排排亮起，嘟声响起的时候，她深吸了一口气。

02

张晓燕按着名片上的号码打过去，对面很快有人接起，声音利落：“你好，天上人间人事部。”

她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是有名片介绍，对方却像早就习惯这种开场，语气不冷不热：“晚上八点，东三环这边，到大厅前台找我。”

晚上，出租车停在东三环辅路。她抬头看见那栋楼——外立面灯光一圈圈打上去，仿佛整栋建筑都镀了一层金。门口停着一排黑色轿车，车牌大多是京 A、京 B。

电梯一路往上，镜面里倒出她的影子。她特意换了一条看起来不那么廉价的裙子，可站在电梯里，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电梯门“叮”一声打开，迎面就是挑高的大堂。水晶灯从天花板垂下来，亮度压得人眼睛发花，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脚步声都被吞掉。

身穿统一制服的迎宾小姐排成一列，笑容标准，步伐整齐。她从她们身边走过，突然有种自己特别“土”的感觉——好像刚从旧小区里走出来，身上的衣服都带着廉价洗衣粉的味道。

前台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迎上来，自我介绍是经理助理。简单核对了电话里的信息后，把她带到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抽着烟的男人叫陈经理，四十出头，头发往后梳得服服帖帖，手腕上的金表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陈经理让她站远一点，上下打量了一圈，又问：“多大了？家里做什么的？上过大学没有？”

“二十二岁，家里以前做生意的。”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后来亏了。大专毕业。”

陈经理眼睛明显一亮：“以前家里做生意，现在亏了？”
他敲了敲桌面，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点子：“这个故事不错，客人爱听。”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叠资料，抽出一张空白表格递给她：“填一下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还有你想用的名字。”

“名字？”她愣了一下，“就写张晓燕吗？”

“真名先留着。”陈经理摆摆手，“在这里，你是‘花名’。原来是大小姐，现在出来体验人生，这样客人一听就有兴趣。”
他眼珠转了转，“你皮肤白，气质也还行，不如叫‘晓雪’？一听就是那种从小被宠大的感觉。”

“随便。”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一种怪异的认同——至少在这个故事里，她还是“千金小姐”，只是来“体验人生”。

办完手续，陈经理把她带到后台，更衣间里一排排梳妆台，每个镜子上方都有灯，台面上散着各种化妆品和发胶。十几个女孩围在镜前，一边补妆一边聊天，看到她进来，都下意识打量了一眼。

“不用紧张。”带她来的老小姐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臂，“今晚先认认路，明天开始正式上班。”

接下来的几天，她接受了一套完整的“培训”。

老小姐教她认酒：“这是 XO，这是人头马，价钱不一样，倒的时候手不能抖。”
教她倒酒、敬酒礼仪：“倒酒时瓶口不要碰杯沿，敬酒一定要低过客人的杯子，喊‘某总、某董’，喊错了会被记仇。”
教她记人的脸：“谁喜欢听人夸他儿子，谁喜欢人说他年轻，谁喝多了会胡闹，你得心里有数。”

有人看她一脸木然，直接问：“那你打算做到哪一步？”

她手指攥着托盘边缘，想了想，还是咬牙回了一句：“只陪聊，其他的不做。”

老小姐笑笑，也不多说，只丢下一句：“刚来的都这么说，看看你能撑多久吧。”

第一晚，她就知道所谓“只陪聊”并不轻松。

她被领进一个中等大小的包厢，灯光昏暗，墙上挂着油画。几名西装男围着圆桌坐着，桌上已经摆了几瓶酒。烟味、香水味混在一起，音乐声从墙里震出来，肉眼看不见，却能感觉到胸口发闷。

“这就是陈经理新带来的‘晓雪’。”领班笑着介绍。

几个男人的视线一起落在她身上，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有人吹了声口哨：“挺嫩啊，来，先唱首歌。”

她被推到点歌台前，随手按了首当时流行的情歌，握着话筒，嗓子发干。
唱到第二句，有个男人起哄：“别光唱啊，来来来，坐这边。”
那人的手已经伸了出来，明显是要搭她肩膀。

她下意识侧身让了一下，假装没看到手，笑着说：“我还没敬酒呢，先给几位总倒一圈。”
说着，她拿起酒瓶，边倒边说些半真半假的恭维话，把注意力硬生生从那只手上转走。

那一晚，她靠着“会聊天”，陪他们说生意、说股市、说哪个明星好看，勉强应付过去。酒喝得不算太多，回到更衣室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腿在发抖，指尖一直在抠指甲缝。

陈经理看了看账单，点点头：“还不错，客人说你有意思。”
随即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再大胆一点，小费会更多。”

几个月后，“大胆一点”的要求换了个更体面的话头——“花魁争霸赛”。

那天例会上，天上人间的老板覃辉亲自露面，在烟雾和掌声里宣布：“我们准备办一场‘龙腾凤鸣花魁争霸赛’，选出四个花魁、十个头牌，各位老板可以出钱支持。”

经理们拿着名单四处张罗，挑人、改造、包装。陈经理把她叫到一边，拍着表格上的名字说：“你这种故事最能勾客人——以前的富家小姐，现在为了家庭债务出来工作。到时候台下的人一听，眼睛都直了。”

她被安排做形象改造：每天练走台步、练微笑，换更修身的旗袍，学简单礼仪舞步。有人给她安排钢琴老师，让她学一段曲子，说是以后比赛要展示“才艺”；还有人让她背几句英文自我介绍，说听起来有“文化”。

选美那晚，现场灯光刺眼，台下坐满了各路富豪、老板，手里拿着号码牌。

她站在舞台中央，耳边是主持人煽动性的介绍：“这位选手，曾经是三环内的千金小姐，因为家庭变故，如今选择靠自己的双手重新站起来……”

台下有人笑，也有人鼓掌。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从脚踝一路往上扫，像是扒拉货架上的商品。

主持人念到“四大花魁”的名额时，台下有人举牌，有人直接喊价。齐鲁来的首富花了一百三十万，把河北来的梁海玲捧成花魁之首。
轮到她时，一个香港老板举牌，几乎没犹豫就报出“一百万”，主持人立刻高声喊：“恭喜张晓燕小姐，以一百万支持金额，成为本次花魁争霸赛的亚军花魁！”

灯光一下子朝她打过来，她对着台下笑，脚跟却有点发虚。

那晚比赛结束后，她在后台卸妆，镜子里的自己顶着一头精心盘起的发髻，眼线拉得很长。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突然想起以前在旋转门玻璃里照自己的样子——那时她只是个拿着新衣服的学生，而现在，她的价格已经被人明码标到了“一百万”。

几天后，她在一个包厢里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中时代的闺蜜李琦，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进来，看样子是被带来“见世面”。

李琦看清她的一瞬间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哟，没想到你这么有出息啊，还上电视了呢。以后我们有钱，也来找你聊聊。”

话听起来像玩笑，笑声却带着审视和一点优越。男人们也跟着笑：“原来你们认识啊，那以后可得常来捧场。”

张晓燕端着酒杯，笑得体面，把酒一杯杯喝下去，喉咙却有点发苦。

那天夜里，散场之后，她一个人走出天上人间的大门，站在路边，凌晨的东三环车流仍旧不断，霓虹灯在风里一闪一闪。

她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栋金碧辉煌的楼，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从她第一次按下那个电话号码、第一次踏进这扇门那天起，就已经没什么回头路了。

03

成为天上人间的花魁亚军之后，张晓燕很快体会到什么叫“被点名”的人。

每晚开工前，后台墙上会挂一块白板，陈经理拿着记号笔写当晚预订台单。十几行名字里，她的“晓雪”总是在最上面，被红笔圈出一圈，旁边写着两个字——“花魁”。

“这个包厢点晓雪。”
“这桌如果要加人，优先问晓雪有没有档期。”

领班每喊一声，她就知道今晚又要喝多少酒。
一瓶酒刚开封，小费几乎就能顶她以前一晚的底薪。客人心情好了，随手塞个红包，她回到更衣室拆开看，有时候一叠，全是大钞。

久而久之，她练出一套“只陪聊”的技巧。

客人想揽她腰，她笑着把酒杯塞到对方手里：“某总今天脸色不太好，多喝点酒，助助兴。”
客人想拉她坐得更近，她假装没听见，起身去点歌：“刚才那首没点上，再给几位换一首。”

有人借着敬酒的名义伸手，她会微微后仰半步，把身体的重心压在另一条腿上，让那只手只碰到袖子边缘。
该给的暧昧她不会少给——眼神多停留一秒，笑的时候刻意压低声音，让客人觉得“她只是今天状态不好”，而不是彻底拒绝。

同行背地里评价她：“会玩又会躲。”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银行卡里的数字飞快往上窜。

底薪、提成、小费、红包，再加上一些客人喜欢直接转账给她的“辛苦费”，短短一年，她的账户余额就超过了当年父母给她零花钱的总和。

有一次，她在自动取款机前打印了余额单。纸条从机器里吐出来，她看着后面那串数字，心里莫名发笑：
“这些钱，是不是比我当年嚷着要的那只名牌包更容易？”

可是笑意没维持几秒。

回到公寓，她洗完澡站在镜子前，卸了一半妆，眼角还残着些黑色的眼线印子。她用卸妆棉擦了又擦，指腹按过眼尾，总觉得那一圈颜色怎么都擦不干净。

她盯着镜子里那张脸，突然有点厌恶——厌恶的不是妆，而是那种时刻准备好讨好别人的表情。

与家人那边，她始终维持着一种模糊的默契。

每个月，她固定往家里打钱，备注写着“奖金”或者“项目提成”。数额不算离谱，大到足够父母维持体面，小到不至于引起他们强烈警觉。

母亲接到转账短信，总会打电话过来：“怎么又打这么多？你自己也要留着点用，别太辛苦，工作注意安全。”

“还好，单位效益不错。”她照着说辞回答，“我做得越多，拿得越多。”

父亲从来不问她现在具体做什么。只有某一次，家里聚餐他喝多了，在电话那头蹩脚地感慨了一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别回到以前那样穷得抬不起头来。”

听到这句话时，她手里正端着一杯客人刚倒好的酒。那一刻，她突然觉得好笑——在父亲那一代人的理解里，“有钱”几乎等于“有底气”。至于钱从哪来，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不细问。

后台休息室里，花魁之间偶尔也会聊“以后”。

有一晚，场子不算太忙，梁海玲化完妆，坐在梳妆台前抿口红。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言自语似的说：“多赚几年，我就去国外读书，彻底离开这里。”

张晓燕坐在旁边，一边理头发一边问：“真能走得掉？”

“为什么走不掉？”梁海玲笑了一下，“我们又不是卖身契，只要自己有钱，有点关系，谁能拦你？”

她没接话，只在心里默默想：真有那么容易走吗？

答案来得很快。

某个清晨，她刚下夜班，准备回公寓睡觉，突然看到后台手机消息炸了。有人在群里说：“听说梁海玲出事了。”
有人说是情人争风吃醋，把人推下楼；有人说是酒后意外；还有人小声说，可能牵扯到一些更大的局，具体没人敢讲。

消息在场子里传得乱七八糟，真相却像被什么压在水底，没有人愿意多问。

那几天，她每次经过走廊，都觉得空气里好像多了一种味道——不是香水，不是烟味，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冷冷的东西。

她意识到，原来花魁不仅走不掉，还有可能直接死在这里。

来自场子的压力也越来越近。

陈经理开始公开抱怨：“某某总说你太正经了，下次可能就不点你了。”

有一次，她刚从包厢出来，走过更衣间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议论：“晓雪那架子端得跟真千金似的，迟早被新人抢走位置。”

她顿了一下，没停，也没进去，只是脚步快了一点。

例会上，陈经理点名她：“有些规矩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客人来了是花钱来开心的，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

十几双眼睛看过来，她当众低头道歉：“是我有时候状态不好，回去会调整。”

她说话的时候，手在桌子下面死死扣着椅子边缘，指甲都嵌进了木头缝里。

新来的漂亮女孩一批接一批。她们很快学会用“更直接的方式”拿小费——坐得更近，笑得更放肆，敬酒的时候故意往客人怀里一靠，几个动作下来，小费就到手了。

白板上的顺位悄悄起了变化。
有一天，她抬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再是第一行，而是往下挪了一格，上面替换成了一个新花名。

陈经理解释：“最近新人热度高一点，你也别多想，好好表现，很快又会回去。”

那晚，她破例喝了很多酒。
散场之后，她没有去宵夜摊，而是直接打车回了公寓。关上门，她把高跟鞋踢到一边，连妆都懒得卸，就往卫生间冲。

她趴在马桶边吐到眼泪都出来，胃里已经没有东西，只剩下一阵阵酸水。吐完，她靠在冰冷的瓷砖上坐了很久，脚尖碰到地上的一小张纸——是上次打印的余额单。

她捡起来看了一眼，纸已经被水汽打湿，字迹有些糊了。她突然冒出一个危险的念头：

“如果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要么被淘汰，要么被逼着走得更远。”

她不知道“更远”具体是什么，只知道那条线在她脚边反复被人踩踏，如果有一天她自己把那条线抹掉，大概也不会真有谁替她可惜。

她把纸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起身去洗脸。镜子里的那张脸，渐渐有点看不清了。

04

那是一个闷热的初夏夜晚。

张晓燕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陈经理把她叫进办公室，语气比平时正式：“今晚有位香港来的老板，点名要你。”

他把一支烟夹在指间晃了晃：“出手很阔绰，别让人家扫兴。”

她“嗯”了一声，没多问。
陈经理看了她一眼，又补了一句：“晓雪，别老记着你那条线。该懂的东西，迟早要懂。”

这话她不是第一次听，但那天听起来格外沉。

晚上九点多，领班来后台叫人：“晓雪，三号 VIP 包厢。”

她推门进去，包厢里灯光调得很低，只开着靠墙一圈暖色壁灯。桌上摆着几瓶酒，冰桶里插着几支香槟，背景音乐压得很轻，是那种听不出歌词的英文歌。

沙发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剪裁考究的深色西装，袖口露出一截表带，普通话带着轻微的粤腔。

他见她进来，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起哄，只是抬眼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晓雪？”

“先生好。”张晓燕照规矩微微弯腰，“我是晓雪。”

“坐吧。”男人抬抬手，“听说你以前是千金小姐？”

这一句问得不急不缓，像随口闲聊。

张晓燕心里一紧，脸上仍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笑：“以前家里做点小生意，后来行情不好，就……出来工作了。”

男人点点头，又问她住在哪一片、以前经常去哪条街。说着说着，提起了一条老胡同里的茶馆，说那里的盖碗茶很正宗。

她愣了一下——那是父亲以前带她去过的地方。

“那家茶馆门口有一棵很老的槐树，夏天总有小孩爬上去摘槐花。”她条件反射般接了一句。

“对。”男人笑了，“那时候我也在北京做生意，经常在那里跟人谈项目。”

这种“共同记忆”的桥，把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点。

靠聊天开场，比很多客人上来就动手动脚要让她放松一点。她趁机熟练地打开酒瓶，给他倒了一杯：“许先生是吧？”

男人点点头：“随便叫，许生就行。”

聊到中途，话题从老北京聊到现在的行情，再聊到他这次来北京的项目。她一边听一边适时附和，笑声从喉咙里顺畅地溢出来。

忽然，许生放下酒杯，语气一转：“我有个提议，你可以当是玩笑。”

她手上动作顿了一下：“您说。”

“如果我出一百万，买你三天时间，你愿不愿意？”

包厢里的音乐仿佛在那一刻变得更远。张晓燕耳边只剩下他那句话。

她照惯例笑了一下，把刚刚晃好的酒推到他面前：“许生说笑了，我们这里有规矩，我也有自己的规矩。”

“哦？”许生不动声色，“什么规矩？”

“只陪聊，不做其他。”她保持着平稳的语速，“这样我才能在这儿呆得久一点。”

许生盯着她看了两秒，嘴角勾了一下：“没关系，我们慢慢聊。”

他没有立刻再提价，也没有生气，而是换了个话题，让她帮忙按肩。

“这些年飞来飞去，肩背都僵了。”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专门培训这个？”

张晓燕心里松了一点，走到他身后，按规定铺好毛巾，双手落在他肩上。她刻意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身体重心往后，力道从手掌稳稳压下去。

灯光很暗，她能看见他耳侧的一点汗光。
有时候，她需要靠近一点，换手位或者调整姿势，呼吸会短暂地交错一下；许生的手偶尔会顺势碰到她的手腕、袖口，动作自然得像是不经意，却每次都让空气凝了一下。

她心里很清楚，这种“若有若无”的试探，比赤裸裸的动作更危险。

按完一轮，许生起身活动了一下肩膀，伸手接过酒杯，慢悠悠地说：“刚才那个提议，我再改一下。”

她提着按摩油的手停在半空。

“二百万。”他把酒杯送到唇边，“还是三天。”

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笔普通投资：“你算算，现在你一晚能赚多少？三天赚到这么多，要陪多少杯酒、多少个笑脸？”

张晓燕喉咙有点干，指尖不自觉捏紧了玻璃瓶。

——三天，二百万。

她几乎能立刻在脑子里算出数字：这相当于她近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攒下来的钱。

她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抬手给自己倒了一点酒，润了润喉咙。

包厢的门被关得很严，外面走廊偶尔传来服务员经过的声音，很快又消失在厚重的门板后。

她低头看着桌面，视线落在那几只空酒杯上，脑子里却浮出许多画面——

父亲摔杯子的那天，玻璃碎片散了一地；
母亲在小区菜市场跟小贩砍价，为了几毛钱唇枪舌剑；
每个月固定转给家里的那笔钱，从来没人问她究竟在哪家公司、做什么职位。

还有银行卡上的数字、那套刚买不久还没还清贷款的小房子，以及同事嘴里那些“上岸”的故事——
有人被包养后移民，有人拿着赔偿金开了美容院，也有人突然不来上班，听说是跟人走了。

“就三天而已。”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三天过后，我可以彻底离开这里。”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自我欺骗，但那一刻，这个念头像一块浮木，让她不至于马上沉下去。

许生没有催她，只是靠在沙发上，看着她。他的眼神并不急迫，反而带着一种笃定——笃定她终究会点头。

这种笃定，比提价本身更让她难受。

沉默拉得很长，长到她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终于，她听见自己开口，那一声“好”低得几乎要被音乐淹没：“……行。”

说出口的瞬间，她感觉心里有一小块东西掉下去了，落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带出一个空洞。

答应之后，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

她刻意装得轻松一点，重新帮他整理了下领带，又给他倒酒：“那这三天，许生要好好照顾我。”

“当然。”许生笑了笑，伸手接过酒杯。那只手顺势落在她靠得很近的那只手背上，停了半秒才松开。

他忽然靠近一些，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晓燕，先别急着高兴。”

她微微一愣。

“二百万我说到做到。”他的唇几乎贴着她耳廓，呼吸里带着酒气和淡淡薄荷味，“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让你先做个小小的实验。”

“实验”两个字落在耳边，像一滴凉水滴进热油，张晓燕背后瞬间起了一层细密的汗。

她下意识想往后退半步，腿却像被钉在地板上，只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勉强笑了一下：“什么实验？”

许生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抬起手，指了指包厢一角那扇半掩的门，眼神意味不明：“晓燕，你该不会以为......我花这么多钱，就只是为了和你睡觉吧？”

05

包厢里这句“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把张晓燕心里最后一点松弛感掐断了。

她顺着许生手指看过去——那扇半掩着的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内间，门缝里漏出一截昏黄的光。

“去看看？”许生端着酒，像随口提议换一首歌。

她握着托盘的手心全是汗，还是照例先笑了一下：“许生先请。”

许生倒没坚持，只是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在前面推开门。

门后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墙壁是浅色的，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低矮的茶几，另一侧是一整面看起来有点反光的玻璃墙，灯光更柔，角落里有一台摄像头正对着沙发。

她看了一眼那台摄像头，心里一紧。

“放录像的。”许生像是看懂她的疑虑，淡淡解释，“我在香港也有类似的会所，做一些‘私人定制’的项目。这里准备开新线，先试试看效果。”

“试？”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字。

“对。”许生回头看她，“你不是只说三天吗？我出二百万，你出三天。具体怎么玩，由我说了算。”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当然，会在合法范围内，不会真要你的命。”

“实验，就是看你能不能完全配合，能不能把自己当成这个房间的一部分。”他笑笑，“别人来这里，是来消费体验的，你，就是体验的一部分。”

张晓燕站在门口，觉得脚下地毯有点软，像是踩在什么不牢靠的东西上。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许生又说，“出去，当我没提过。”

话是这么说，眼神里却没有一丝真的挽留或失望——仿佛无论她选什么，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结果。

沉默拉了几秒，门外包厢的音乐声透进来，又很快被门板挡住。

张晓燕听见自己问：“三天，就在这儿？”

“酒店有套房，楼上。”许生说，“白天你可以睡觉、洗澡，晚上来这儿。三天结束，我让人把钱打到你指定的账户。”

他说话的时候，举起酒杯在空中晃了晃：“你常年在这里陪不同的客人喝酒，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今天这三天，你可以认真算一次账。”

她喉咙有点发干，靠在门框上，指尖悄悄用力，压住轻微的发抖。

如果现在转身走出去，她还可以维持那句“只陪聊”的规矩；如果留下来，以后就很难再对自己说“我从未越线”。

“晓燕。”许生叫了她一声，“你想清楚了，我不急。”

她忽然想到前几天后台白板上自己的名字被挪到第二行、想到陈经理在例会上那句“有些规矩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想到梁海玲死后那些模糊不清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很多人的下场，都不是自己能选的。

“那这次，就让我自己选一次吧。”她在心里说。

“行。”她抬起眼，看着许生，“三天。”

许生点了一下头：“那从今晚开始。”

接下来的一切，都像是有人提前排练好的流程。

他们从侧门走出包厢，有专人带他们从员工通道上楼。酒店套房的门被开锁，里面已经有人收拾好——床单是新的，浴巾叠得整整齐齐，冰箱里塞满了饮料。

“以后这三天，你先把手机交给我。”许生伸手。

她本能一紧：“为什么？”

“实验的一部分。”他语气不紧不慢，“你不是说三天之后就要离开这里吗？那这三天，就当是跟外界完全断开。”

她握着手机犹豫了一下，屏幕上停留在母亲不久前的一条短信上：“别太累了，有空回家吃顿饭。”

她看了两秒，把手机锁屏，递过去：“那麻烦许生保管了。”

门关上，外面的走廊一下子安静下来。

那三天的具体细节，后来她在审讯室里并没有一一交代，只用“很累”三个字带过去。

其实那种累，不只是身体上的——而是一种被不断测试底线、不断被要求“再多一点”的疲惫。

许生说的“实验”，大致就两点：
一个是“配合度”，一个是“控制感”。

他会提出各种要求，有的看起来只是调整灯光、换衣服、换称呼，有的则明显带着羞辱性质。每当她下意识皱眉，许生就会问：“怎么？这也不行？那你觉得自己的身价还能值多少？”

她开始的时候还会争辩几句：“有些东西不是钱能算的。”
到后来，她学会了闭嘴，只在心里悄悄给自己划线：到这里为止，再往前一步就是另一个人了。

镜面墙后面有时会有人影晃过，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别的股东、还是许生请来的“观察者”。有一次，她听见隐约的笑声，像是有人在评价一场表演。

这样折腾两晚，到第三天，她几乎是咬着牙撑过去。早上躺在套房床上时，她连抬手掀被子都觉得费劲，手腕上有几道青紫，是前一晚被抓紧时留下的。

第三天晚上，许生终于说：“好，今天到这里。”

灯光慢慢调亮，他站起来，扣好衬衫的扣子：“你表现得比我想象中冷静。二百万，明天就会打到你卡上。”

“以后呢？”她问出口的时候，声音自己都觉得有点哑。

“以后？”许生笑了一下，“以后看你自己想不想继续做实验。”

他没有多解释，转身走出门，留下一屋子无处安放的沉默。

第二天中午，款到账的短信准时响了。张晓燕坐在公寓床边，看着那串多出来的数字，恍惚了很久。

她给陈经理打电话：“我想请半个月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陈经理没问原因，只说：“自己注意点，别出事。”

那半个月里，她第一次认真想“离开”这件事——看房、问中介、翻装修公司广告，甚至认真算了算，如果把钱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还完家里的旧账，一部分给父母换个更好的住所，一部分留作以后，她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回那栋楼。

半个月很快过去。

她把这笔钱藏得很好，没有跟任何人说那是“用三天换来的”。在父母眼里，那只是“工资涨了、公司发了奖金”。

回到天上人间的那天，她刚到后台，更衣间里一片忙乱。陈经理把她叫到走廊角落，语气带着一点看不透的笑：“听说你这阵子赚了一大笔？”

她心里一沉：“谁说的？”

“哎呀，这儿有什么事是瞒得住的。”陈经理拍拍她肩，“你放心，场子不会抢你那点钱。只是以后许生要来，你可得优先出场。”

那一刻，她才明白——所谓三天的“实验”，不只是一次交易，更是一条线：跨过去之后，她在别人眼里已经被打上了新的标签。

“晓雪，你现在是真正的花魁了。”陈经理说，“有些人想被买，还没人肯出价呢。”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

只是从那天起，她不再跟别人提“只陪聊”四个字。

06

后来几年，张晓燕的人生节奏，基本被那栋楼和少数几个固定地点切成了几块。

天上人间的后台、更衣间、走廊、包厢；偶尔是酒店套房、外地的应酬场子；再就是她那套悄悄买下来的两居室——父母以为是“公司福利房”，每次来，都夸她“有本事”。

许生并不是每天都出现，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香港飞过来。每次来，他都点名要她，有时候是再来几天“实验”，有时候只是请她陪同参加某个饭局、某个酒会。

天上人间内部，很快有了一个专门的“VIP 定制项目”，对外说法是“为尊贵客人提供全方位私密服务”。她不需要知道细则，只要照安排出现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城市。

她的价码越来越高，白板上她的名字又回到了第一行。
新来的小姐看她的眼神，多了几分羡慕、几分不敢接近的疏远。

金钱滚滚而来，羞耻感渐渐被磨钝。
很多时候，她已经懒得问“凭什么”，只告诉自己：“反正早晚都是这样。”

身体却比脑子诚实。

二十多岁的人，熬夜喝酒、来回飞行，刚开始还能撑，到后来，她经常头疼、失眠，胃一阵阵地痛。医生说是胃炎、睡眠紊乱，让她少熬夜、少喝酒。

她在心里笑了一下：“那我不就是得换个活法？”

换不换得掉，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

一次回家，母亲给她端上一碗汤，说是特意炖的补品，看着她的脸说：“你最近瘦了，工作太累也要缓一缓。”

父亲在旁边抽烟，嘴上虽然骂了几句“现在的公司不会用人”，眼神里却藏着一点放心——毕竟账单能按时付，家里的生活重新回到了“体面”的轨道。

她没敢跟他们说，她喝得最多的不是汤，是酒；熬得最久的不是加班，是那些被人随意安排的夜晚。

直到 2010 年，那场行动突然落在头上。

那天晚上，她照常化好妆，准备出场。后台有人悄悄说外面好像多了几辆警车，她还以为是哪位客人闹事，没太往心里去。

不到半小时，音乐被紧急切断，走廊灯光全亮，经理脸色煞白地冲进后台：“所有人停下来！”

很快，警察一队队进来，按程序登记、查身份证、带人走。有人哭喊着“我只是来打工的”，有人试图从后门溜走，被当场拦回。

张晓燕站在队伍里，手指扣着自己的号码牌，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喊“天上人间被查了”。

她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一座一直摇摇欲坠的楼，终于塌了下来，而她本人还站在碎石下面，来不及躲。

之后的事情，她在审讯室里已经讲过一遍。

塑料号码牌换成了纸质问话笔录，霓虹灯换成了刺眼的日光灯。
她坐在铁椅上，对面是两个民警，一个记笔录，一个提问。

“你刚刚说的那个‘实验’，具体指什么？”年长的民警抬眼看她，“你可以不说细节，但要把结构讲清楚。”

“就是……”她顿了顿，“有一部分客人，会被带到一个特别的房间。墙上有镜子、有摄像头。我们按照他们设计好的‘流程’做事，有人从镜子那边观察，记录客人的反应。”

“是谁设计的？”

“许生。”她说，“还有他带来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只知道有几个人是香港那边来的，会讲粤语。”

“你为什么愿意参加这样的‘实验’？”

“因为钱。”她很诚实，“一开始我也挣扎过，后来发现，挣扎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不参加，会有别人替上。”

年轻民警皱了一下眉：“那你觉得，这些年赚到的那些钱，值不值得？”

她沉默了几秒，嘴角扯了一下：“值不值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终于知道，我自己在别人眼里值多少钱。”

“那现在呢？”年长民警问，“你为什么愿意把这些说出来？”

“因为那栋楼塌了。”她看着桌面上的笔，“反正躲不过。与其装不知道，不如帮自己留一点机会。”

“什么机会？”

“……也许以后可以不用再靠这种方式活下去。”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真实。

问话持续了很久。她把自己知道的账号、名字、项目一条条说出来，把许生和覃辉之间她听到的只言片语全倒了出来。
有些细节，她自己都记不清具体日期，只能用“那年过完年”、“梁海玲出事后不久”这样的时间标记。

做完笔录，已经是凌晨。

年轻民警把纸递给她：“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签字。”

她一行行扫过去——那些关于“花魁”的名词被抽空，只剩下“参与特别项目”“协助提供证据”等冷冰冰的法律用语。

末尾有一行，写着“询问人张晓燕，自愿配合调查，如实陈述”。

她握着笔，加重力道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接下来会怎么样？”她放下笔，问。

年长民警想了想：“具体要看后面的案情和认定。你有参与，但也提供了重要线索，上面会综合考虑。”

“会坐牢吗？”她问得很直接。

“有可能。”民警没有哄她，“但不会像那些组织者、出钱的人那么重。”

她“哦”了一声，没有再追问。

手续办完，有人领她出去。走廊里灯光昏黄，墙角几把折叠椅上坐着几个刚问完话的人，有人低头抹眼泪，有人发呆。

走到门口，天边已经泛出鱼肚白。五月的北京，清晨的风有点凉，她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外套。

她的手机被临时还给她，屏幕一亮，是母亲昨晚上发来的那条短信——“这么晚还没回我，是不是又加班？注意安全。”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指悬在键盘上，想了很多种回复，最后只打了一句：“我没事，过两天回家看你们。”

发出去之后，她把通讯录往下拉，看见那个备注成“许生”的号码。

停顿几秒，她点开，删掉。

屏幕一闪，那行字从世界上消失了。现实中很多东西还没消失，但至少，这一行，是她亲手划掉的。

马路对面，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扫地，远处有早餐摊冒着热气。她第一次用“普通人”的方式，闻到了豆浆和油条的味道，而不是酒精和香烟。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新一天的阳光慢慢爬上楼顶，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轻。

轻得不像是完全解脱，更像是某种长久的悬吊终于落地——砸得她有点疼，却也让她不再需要一直绷着。

“花魁？”她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想起自己在审讯室说的那句：“不过就是别人的玩物。”

现在，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尖因为紧张还微微发白。

“从今天起，”她在心里默默说，“就当这个名头，到这儿为止。”

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她不知道。
但至少，她是第一次，在没有霓虹灯和价格牌的地方，往前走了一步。

（《我以为天上人间只是富豪的乐园，直到看到四大花魁的结局，才明白人吃人只是入门券》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