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阶层论”对《刑法》法理体系的结构性破坏

作者：梁剑兵，退休的法学教授专业领域：法理学、中外法律史

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称《刑法》)是以刑事古典学派(贝卡利亚等)、刑事社会学派(李斯特等)以及前苏联构成要件学说(特拉伊宁等)作为法理基础制定的，其法理体系共由四部分组成:刑法总论、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各论。这一法理体系中国化的表现有三:一是构成制定《刑法》的法理基础，始终未变；二是构成官方统编教科书《刑法学》的理论框架和底层逻辑，与《刑法》保护高度一致；三是作为刑法学通说的理论基石，用以区分通说与“阶层论”。该法理体系被刑法学界公认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与之不同的是，阶层论源自近代德日刑法学说，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社会学派及苏联构成要件理论有根本区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用阶层论解释《刑法》势必造成对既有法理体系的“结构性破坏”。

序言

本文所阐述的“四板块”理论划分（刑法总论/犯罪论/刑罚论/罪刑各论），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刑法学教科书“定式”结构的精准概括，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文献支撑。 这一体系直接承袭自前苏联社会危害性中心论的注释刑法学体系，至今仍构成多数教材的底层框架，这一框架，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官方版《刑法学》教科书总分论的目录编排中清晰可见。

以下分别从历史渊源、板块内涵、学术反思三个层面对该体系进行系统阐明：

一、历史渊源：直接翻版前苏联，定型于20世纪80-90年代

这一“四分法”体系并非本土原生。新中国刑法学因特殊历史背景，直接翻版了前苏联刑法学者建构的社会危害性中心论体系。其经典结构为：绪论（刑法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编合称刑法总论，第四编为刑法各论。

这一框架在高铭暄先生、马克昌先生、杨春洗先生等老一辈刑法学者的教科书中正式定型，被学界公认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刑法学体系”，并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定式”。

二、板块内涵：四部分的逻辑分工与典型内容

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官方教科书及大量文献记载，这一体系的具体内涵如下：

(一)刑法总论（教科书绪论），涵盖《刑法》统领性规范与价值基础。具体包括《刑法》立法宗旨、《刑法》的任务、四大原则（罪刑法定、刑事平等、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主义）、效力范围、解释方法等。

(二)犯罪论，涵盖入罪实体条件和出罪实体条件。包括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四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形态等。

(三)刑罚论，涵盖刑罚制裁措施与数量规则。包括刑罚目的、主刑附加刑、量刑情节、累犯自首、数罪并罚、缓刑假释、追诉时效等。

(四)罪刑各论 具体罪名认定 分则概述、十大类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至军人违反职责罪）、各罪构成与刑罚等。

另外，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关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原则，1997年《刑法》第3-5条仅规定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刑事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但官方教材确实将刑罚人道主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重要组成，或置于刑罚目的、刑罚体系部分专门阐述。

三、学术反思：该体系的性质、贡献与历史局限

关于《刑法》的法理体系，刑法学界对其有清醒的定位评价：

(一)性质定位：注释刑法学体系

这一体系是典型的“注释体系”或“解释体系”，以刑法典条文为对象，以立法注释和司法适用为导向。其优点是与法典结构高度契合（总则-分则二分法便于教学），缺点是四板块之间理论衔接程度不足。

(二)历史贡献：该体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形成，结束了新中国刑法学无体系的粗放状态，为恢复法学教育、培训司法干部提供了可操作的教材框架。至今仍是绝大多数本科教材的底层逻辑。

(三)核心争议与演进：

1.刑事责任独立性问题：传统四板块将刑事责任问题分散在犯罪论（归责根据）和刑罚论（制裁后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罪—责—刑”平行结构，将刑事责任论独立为与犯罪论、刑罚论并列的第三大总论板块。

2.犯罪论中关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争：犯罪论板块中，传统四要件框架受到阶层论的有力挑战。周光权、陈兴良、张明楷等学者的私编教材已采用“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排除事由”或“罪体—罪责—罪量”等新的犯罪构成要件。

3.板块名称私人化：近年的各种私人编写教材出现“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刑法基础论—犯罪论—法律后果论—罪刑各论”等多种变体。

结论

本文所阐述的“四板块”体系，不但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而且一直在刑法典及官方教材中占据统治地位，至今仍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刑法学理论划分范式，并且因其科学性而被《刑法》规范一直用做法理基础，同时因其符合中国刑事侦查+控诉与辩护+审判制度的现实要求，所以，它不仅仅是中国刑法学从苏俄移植到自主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坐标，更不是“已经过时的陈旧理论”，而是始终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审判实践之中的“恒定”的理论结晶。

当下学术对话的关键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究竟是坚守这一“恒定”的法理体系，还是推翻这一法理体系？

这是一个“天问”！

2026年2月13日，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