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平壤：她调去元山前夜，告诉我“这辈子没拉过男生的手”

2015年10月，平壤，羊角岛酒店。

认识小金第四天，我鼓起勇气，想拉她的手。

那时候我们站在万景台故居门口，游客们都进去看金日成小时候用过的石磨了，她一个人站在那棵老银杏树下等我。

秋风把叶子吹得簌簌响，有几片落在她肩膀上。她没拍，就让它落着。

我走过去，离她大概还有两步远，手已经抬起来——

“张同志，”她往后退了半步，声音轻得像蚊子，“不行的。”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

她低着头，睫毛一抖一抖，不敢看我。过了好几秒，才小声说：“我们这儿，谈恋爱要向单位报告。组织同意了才能处对象。”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在——”

她抬起眼睛，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耳根红透了。

“我看得出来。”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三十一层的消防通道，我一根接一根抽烟。凌晨两点，安全出口的绿光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旁边。

“睡不着？”

“嗯。”

她把手里那个军绿色的搪瓷缸递过来。我接过去一看，是热豆浆。甜口的，加了很多糖。

“我们平壤的，和中国味道一样不？”她蹲下来，抱着膝盖，脸埋在手臂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一样。很甜。”

“那就好。”

我们就那样蹲着，隔着一米远，喝同一壶豆浆。走廊尽头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大同江在窗外黑沉沉地流。

谁都没提拉手的事。

金恩珠，二十四岁，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11届毕业生。

她的档案在朝鲜是最漂亮的那种：父系烈士——父亲1997年东海潜艇事故中牺牲，追授一级国旗勋章；母系贫农——外公是咸镜南道种了一辈子土豆的老农民；本人政治思想考核连续五年“特优”，大学时作为学生代表给金正日献过花。

组织很信任她。2011年毕业，全班32人，只有她一个分到了平壤国际旅行社。母亲高兴得哭了三天，把父亲的旧军装翻出来，缝了一床棉被，让她带去平壤。

入职那天，人事科长找她谈话：“恩珠同志，你接触的是外国人，是祖国的窗口。要时刻记住，你代表谁。”

她点点头，把双人徽章别在左胸最正的位置。

那枚徽章六年没换过位置。

2015年，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

这一年国内最大的口号是“70天战斗”——从6月到8月，全国人民加班加点，工厂三班倒，建筑工地连夜干，为的是在10月10日建党节之前，拿出一批“献礼工程”。

金正恩在新年贺词里说了一句话，被印成无数标语贴在平壤的大街小巷：

“不要再让人民勒紧腰带了。”

小金给我翻译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

“我父亲那辈勒了三十年，我哥那辈勒了十五年，我们这辈……”她顿了一下，“可能不用勒那么久吧。”

那天我们去黎明大街工地外围参观。那是2015年平壤最大的“献礼工程”——八十天盖完三十栋高层住宅，创造“平壤速度”。塔吊昼夜不停，焊花从七十层楼顶往下落，像一场反向的流星雨。

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推着独轮车运水泥。十一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他们额头上还挂着汗。

“一天干多少小时？”我问。

“不记小时。记进度。”她低下头，“我父亲年轻时也这样。”

我没再问了。

小金有个弟弟，叫金正洙，1992年生。

2013年入伍，分配在元山前线海岸炮兵部队。那一年金正恩发表“并进路线”——核武和经济两手抓。海岸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元山的驻军增加了三个旅。

正洙走的时候，小金在旅行社刚转正，请不下假。她母亲一个人把儿子送到平壤火车站，回来时眼睛肿得像桃子。

“妈，我弟哭没？”

“没哭。他笑着上的车。车开了才把脸埋进膝盖里。”

从此正洙再没回过家。

2014年春节，他第一次打电话。小金把听筒贴得紧紧的，听见那边风声大得像要把电话线刮断。

“姐，这边海很好看。晴天的时候，水是蓝的，和画报上一样。”

“冷不冷？”

“不冷。我们这儿有暖气。比咸镜南道老家暖和多了。”

他没说的事，后来小金从别的军属那里听说了：元山前线的哨所很多没有接集中供暖，冬天靠烧煤炉。煤配给不够，晚上轮流睡，每人两小时，把大衣裹紧，互相靠着。

正洙的枪冻得拉不开栓，他用手焐了二十分钟，指甲盖焐脱了一块。

2015年，小金攒了一年的工资，在黑市上托人买了两个中国产的火腿罐头——梅林牌的，一个四十块人民币。

她舍不得给正洙寄。不是舍不得罐头，是舍不得路费。托人带到元山，要给“劳务费”，一条烟或者十块钱。她抽不起烟，十块钱是她三天的伙食费。

她就那么把两个罐头放在员工宿舍的柜子里，放了一个月。

十月底，她听说旅行社要派一批人去元山特区“支援建设”。她第一个报了名。

我问她：“是为了送罐头吗？”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是想看看他。”

“那申请了吗？去元山看他？”

她沉默了很久。

“没有。组织调我去是工作的，不能请假办私事。而且……”她声音轻下去，“而且见了又怎样呢。见一面，走的时候更难。还不如不见。”

“那你还去元山？”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很亮的光，但没落下来。

“去近一点的地方守着。他冷的时候，我也冷。他饿的时候，我少吃一口。这样想着，离得近。”

那晚我们并排坐在羊角岛酒店消防通道的水泥地上，隔着一拳的距离。

她忽然转过头，很小声地问：“张同志，在中国，男女搞对象，是自由的吧？”

“自由的。”

“不用组织批准？”

“不用。”

“想拉手就拉手？”

“想拉就拉。”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瘦，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有些倒刺。冬天的冷水洗多了。

“真好。”她说。

那天晚上，我们中间那拳头的距离，始终没有消失。

2015年11月14日，小金接到正式调令：平壤国际旅行社→元山特区开发指挥部旅游接待科。

“整建制支援”，全组七个人全部调走。通知下来到出发，一共三天。

她没哭。连夜收拾行李，把六年攒下的家当全部塞进一个帆布行李箱：两套制服、两件衬衣、一条旧围巾、母亲缝的那床棉被、父亲军装改的背心、那本翻烂的中朝词典。

还有那两个梅林火腿罐头。

临走前一晚，她来找我。还是那个消防通道，还是那盏绿幽幽的安全出口灯。

“张同志，我明天走了。”

“我知道。”

她站在那儿，手攥着衣角，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有句话……想跟你说。不说，怕以后没机会了。”

我的心跳得像打桩机。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抖得厉害：

“这几天，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讲中国的事。谢谢你没觉得我们这儿奇怪。谢谢你……想拉我的手。”

她抬起头，眼眶红透了，但眼泪一滴都没掉下来。

“我没拉过男生的手。没处过对象。组织不让，工作也忙。之前不觉得有什么，反正大家都一样。”

“可认识你之后，有时候夜里躺着，会想：被人拉着手，是什么感觉呢。”

她把手背到身后，像怕自己忍不住伸过来。

“今天知道答案了。是那种——明明攥着，却好像什么都没攥住。明明要松手了，却像攥了一辈子。”

她往后退一步。

“祝中国同志一路平安。”

转身，走了。

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我没追。

不是不敢。是不能。

她走到走廊尽头时，忽然停下来。

没回头。

只是抬起右手，在空中停了两秒——

像要挥别，又像要握住什么。

然后那只手落下去，消失在拐角的黑暗里。

2015年11月17日，我离开平壤。

顺安机场海关，那个检查行李的年轻官员翻到行李箱夹层，掏出一包还没拆封的德州扒鸡。

他看了很久。包装袋上的鸡肉油光发亮，卤汁浓得像琥珀。

“同志，这是鸡吗？”

“是鸡。”

“真鸡？”

“真鸡。”

他没再问。把扒鸡放回箱子，压了压箱盖。

“走吧。下次别带了。”

我走到候机厅门口，回头。

海关柜台后面，那个年轻官员正低头看着自己空空的桌面。窗外十一月惨白的阳光照在他肩头——那里空着一块，是曾经别过军衔的位置。

我突然想问他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一个被调到元山特区的姐姐或妹妹。

但我没问。

我连小金的微信都没加上。朝鲜没有微信。

2016年春天，托丹东的朋友辗转打听，得到一点消息：

小金到元山后分在接待科，主要负责整理投资说明会的中文资料。特区开发进展不太顺利——外资都在观望，规划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她的编制还在平壤旅行社，但归期不定。

2017年秋天，又打听一次：

小金转岗做了资料管理员。特区指挥部缩减编制，接待科七个人调走三个，她是留下的。有人说她主动申请留下，因为弟弟正洙退伍后留在元山工地当电焊工，住得不远，每个月能见一面。

2018年底，正洙结婚了。新娘是元山本地人，在水产公司做会计。小金请了半天假，去工地临时宿舍喝喜酒。

酒席很简单，烤了一条明太鱼，炖了一锅泡菜汤，主食是玉米面条。正洙敬酒时眼眶红了，说：“姐，这八年，让你操心了。”

小金把那个火腿罐头放在新人面前。2015年买的，过期三年了，没舍得拆。

2015年11月17日，平壤顺安机场国际出发厅。

我过完安检，站在登机口，忍不住回头。

候机大厅那头，海关检查区外面，一个穿粉色长裙的身影站在那里。

很远。隔着行李安检仪、隔着出境登记处、隔着来来往往穿着灰色人民装的人群。

她没挥手，没说话，甚至没笑。

只是站在那儿。

像那年秋天站在万景台的老银杏树下。

风把她裙角吹起来，她没去按。

我也没有喊她。

我们中间隔着整个候机大厅。

隔着二十四岁和二十九岁。

隔着中国和朝鲜。

隔着“并进路线”、联合国制裁、元山特区那些始终没来的外资。

隔着两个她永远不敢问、我永远不敢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元山，还穿不穿粉色裙子，还会不会在夜里一个人跑到消防通道，蹲在绿灯下喝一壶甜豆浆。

不知道正洙的孩子上小学没有，那罐2015年的火腿罐头拆开没有，她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2015年秋天，有一个中国游客，曾经想拉她的手。

她没有给过我一封信、一条短信、一个能打通再挂断的电话号码。

只有一个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海关官员，在2015年11月17日，放行了一箱装着德州扒鸡的行李。

还有一片落在她发顶的银杏叶，被快门声惊落，随风飘进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十月。

窗外的冻雨停了。

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那张十年前的旧照片。

她站在老银杏树下，粉色长裙，头发上落着叶子，笑得又标准又傻气。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

第一次注意到她耳根有一点点红。

那天风很大，不可能是热的。

那应该是我把手伸出去、又收回去之后。

2015年10月7日，平壤时间下午三点十七分。

那片叶子落下来之前。

我没能拉上的那双手，她藏了十年的那点红。

原来是同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