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刚结束就抓人，日本强行跳帮逮捕船长背后的“政治时机”

四艘白色执法船在风浪中强行靠帮逼停中国渔船并逮捕中国船长。

2026年2月12日上午8点，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西南约165公里的海面上，日本水产厅渔业取缔船“白鸥丸”的雷达屏上，锁定了一个特殊目标——一艘中国籍“虎网渔船”。

当“白鸥丸”拉响警笛，通过无线电发出停船检查命令时，中国渔船的选择不是配合，而是加大马力，掉头就跑。

一场持续近4小时的海上追逐战就此拉开序幕。

最终，中国渔船“琼东渔11998”号（Qiong Dong Yu 11998）被截停，47岁的中国船长被戴上手铐，以涉嫌违反《渔业主权法》（拒绝停船接受检查）的罪名被现行犯逮捕。

这是自2022年以来，日本水产厅首次对中国渔船实施拿捕，也是2026年的首例外国渔船拿捕案。

一、“海洋吸尘器”驶入禁区

要理解这次冲突的严重性，得先认识这次被盯上的渔船类型—“虎网渔船”。

这种船堪称渔业界的“巨无霸收割机”。

它的作业方式极具视觉冲击力：夜间用超强集鱼灯把鱼群吸引到海面，然后撒下一张袋状巨网，将整个鱼群“一网打尽”。

由于捕捞效率极高，且不分大小、连幼鱼都难以逃脱，这种渔法在日本被称为 “海洋吸尘器”。

日本水产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一次虎网作业的渔获量，最高可达200吨，相当于传统渔船数月的收获。

2月12日被发现的这艘中国虎网渔船位于长崎县五岛市女岛灯台的西南165公里处。

这片海域位于东海。

日本单方面主张该海域属于其排他性经济水域（EEZ），但我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双方在海洋划界上存在固有争议。

日本水产厅以此为据发表声明，称该船当时正在“进行违法作业”。

二、日本执法船 海上“强行接舷”

中国渔船没有理会停船命令，选择逃离现场。

这个举动，在日本执法者眼中，构成了日本《渔业主权法》中另一项更明确的罪行“质问、检查拒绝、忌避罪”。

从这一刻起，事件性质从“涉嫌违法作业”升级为“抗拒执法”。

“白鸥丸”对中国渔船立即展开追击，并呼叫支援。

很快，水产厅渔业取缔本部的另外三艘取缔船——“名津”、“武藏”、“白萩丸”赶到现场，四对一，完成了合围。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日本水产厅的这支特殊力量。

与海上保安厅灰色巡视船不同，水产厅的取缔船通体白色，烟囱上涂有两道红色条纹和“水”字标识。

它们没有配备重武器，但执法方式极其硬核。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及过往记录，日本水产厅针对“逃跑渔船”有一套极其强硬的执法流程，被称为“强行接舷”。

在海上风浪中，多艘取缔船会对目标船只进行挤压和逼停，执法人员则在船只剧烈摇晃时强行跳帮登船控制船员。

从8点发现目标到最终登船，这场海上追击持续了近4小时，可见当时对抗之激烈。

2月12日上午8点25分，在四艘船的配合下，水产厅职员成功登上逃跑的中国渔船。

船上共有11名船员（含船长），全部为中国籍。

渔船和其余船员被押往福冈等地，接受进一步调查。

根据日本法律，拒绝停船检查罪若成立，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或3000万日元（约合140万人民币）罚款。

三、为什么是2026年？为什么是现在？

这次逮捕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它的 “时间节点”。

第一，这是四年来首次。

日本水产厅上一次拿捕中国渔船，还要追溯到2022年。此后几年，尽管摩擦不断，直接上升到“拿捕逮捕”级别的案例并未发生。

此次行动打破了持续数年的“平静”，被外界视为日本执法姿态重新强硬化的标志。

第二，发生在微妙的政治窗口期。

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刚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选举期间，高市阵营就多次强调要“毅然应对”外国渔船违法作业。

选举结束仅4天，水产厅便高调实施此次拿捕行动，时机相当敏感。

这既可视作新政权对竞选时“毅然应对”承诺的迅速兑现，也意在向国内展示强硬姿态。

面对这种将渔业执法政治化的倾向，中日之间的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将迎来新一轮考验。

第三，东海局势的持续紧绷。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海的海上对峙已成常态。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的常态化巡航，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紧张对峙，构成了背景底色。

渔业纠纷，往往是与主权、海洋权益争端交织在一起的低烈度前沿摩擦。

三、历史的影子：2010年的记忆

每当日本执法船扣留中国渔船，中日两国都会立刻想起2010年。

那一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撞船并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外交危机。

最终，日本在巨大压力下，以“保留处分”形式匆匆释放了船长。

那次事件留下了深刻烙印。

2026年2月13日，事件发生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出回应，要求日方 “依法公正处理，切实保障中国船员的合法权益” 。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表态：“为了抑制外国渔船的违法作业，今后也将毅然地进行取缔。” 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也表达了类似立场。

从根本上说，东海上的渔业冲突，从来不只是关于“鱼”。

这片海域存在着复杂的划界争议。

中日两国在EEZ划界问题上立场对立，我国不承认日本基于冲绳海槽以西所主张的EEZ界线。

因此，日方所称的“日本EEZ内”，在我国看来，很可能属于争议海域或中国可作业海域。

日本水产厅此次高调执法，并罕见地动员多艘船只进行“实战性”拿捕，其意图除了保护渔业资源，更深层的是强化在争议海域的实际管控存在，并向国内民众展示政权“捍卫海洋利益”的决心。

对于我国而言，渔民在传统渔场的作业活动涉及民生与历史权利，同样难以退让。

这一事件将测试高市新政权的对华强硬边界，也考验着中日之间本就复杂的危机管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