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怕什么来什么，联合国修改二战历史，将日本钉在耻辱柱上

1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一场名为“重申国际法治：重振和平、正义与多边主义”的公开辩论会，原本排满了程序性议题。但谁都没想到，这一天会成为东京最难熬的下午。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逐句驳斥日方代表，语调平稳，用词却极重。他说日方“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说某些言论“严重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规定的战败国义务”。他甚至当着所有安理会成员的面，给日本贴上了一个新标签：“真正的紧张局势挑事者”。

这不是外交辞令里的那种客套批评。这是直接把定性文件拍在了桌上。

而就在同一天的会议材料里，联合国层面关于二战历史叙述的表述出现了微妙但关键的变化：战争起点不再被框定在1939年的波兰，而是明确1931年，中国东北；1937年，中国全境。亚洲战场的地位从“外围战线”被拉回到“初始战场”。

日本右翼最怕的两个事，凑到一块儿了：国际社会重新算历史总账，而他们正在国内举杯庆祝众议院大胜。

高市早苗胜选那晚，东京自民党总部一片沸腾。316个席位，单独拿下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修宪的众院门槛被一脚踢开。当晚她上了一档电视节目，坐在对面的桥下彻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去靖国神社？

高市没有回避。她说自己正在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要先争取盟友理解，再争取周边各国理解。

这话说得很轻巧，但翻译过来就一句话：她不打算等。

而就在该事件8天后，北京的反应来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只提了一个年份，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话不说满，但谁都听得出，这不是商量，是警告。

历史学界的共识，往往比政界的表态来得更早，只是过去没人愿意把它推到聚光灯下。

2025年12月，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弗兰克主编的《1937-1947：战争世界》中文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这本48位学者合著的著作，开篇就干掉了“欧洲中心战史观”。

它明确提出：二战不是从1939年突然爆发的，而是在整个30年代陆续点燃，1931年日军袭击沈阳，1937年日军进攻卢沟桥，亚洲战火比欧洲早了六年以上。

几乎同一时间，英国学者拉纳·米特的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获得新一轮关注。他反复强调一个被西方主流叙事遗忘的事实：中国不仅是最早的同盟国成员，而且在1937年就独自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那时候美国还没参战，苏联还在和德国周旋，英国正在绥靖。

这些学术观点不是新发现，但它们第一次在联合国层面得到了系统性呼应。

对日本来说，这个时间差是致命的。过去几十年，东京习惯了“二战始于1939、终于1945”的欧洲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日本是后发参战者，是太平洋战争的挑战者，是核爆受害者，独独不是那个最初按下打火机的人。

但现在很显然，这样的框架被拆了。

1931年这个起点一旦确立，日本从“后进侵略者”变成了“战争源头”。责任排序变了，历史教育的重点就得变，国际纪念活动的指向也得变。更重要的是，任何试图修宪、扩军、突破和平宪法的政治动作，都会直接挂上一条逻辑链：一个没有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国家，正在加速武装自己。

这不是阴谋论，是小学算术。

高市的棋局其实很清晰。她在国内攒够了政治资本，众院选胜当晚就开始铺垫修宪议程，要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要把集体自卫权从解释性解禁变成制度性固化。日本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隔天就响应，说应该“正面处理宪法第九条有关自卫队定位的问题”。

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但联合国安理会那一场会，把她在国际层面的算盘砸出了一道裂痕。

而中方的表态不只在批评高市本人，还顺带拆掉了日本政府常用的三块挡箭牌：第一块叫“战后国际秩序已经陈旧”，回应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依然有效。

第二块叫“日本是负责任大国”，回应是“战败国义务”白纸黑字；第三块叫“历史问题已解决”，回应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4000余件证据还在那里。

挡箭牌碎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最习惯的模糊地带，瞬间收窄。

东京不是没察觉风向变化。过去两年，日本外务省一直在国际场合低调推进“广岛叙事”，把核爆受害记忆包装成普世和平符号。这种叙事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不谈战争起因，只谈战争后果；可以不提南京，只提原爆。

但现在，起点前移到1931年，意味着战争链条被完整拉长。广岛的悲剧不再是无根之木，它被放回了一个更长的故事里，这个故事的开头不是B-29，而是关东军。

日本市民团体也看懂了这层逻辑。神奈川那位叫高梨晃嘉的事务局长说得直白：高市早苗不是第一次这样说话，她对“从军慰安妇”问题、对强制劳工问题、对侵华战争的“加害”性质，一贯持修正主义立场。这不是偶发失言，是长期错误历史认知的延续。

高梨甚至补了一句更难听的话：军费一路涨，税收、医疗、福利、教育都在收紧，这种政府“不可原谅”。

而日本国内其实不缺清醒的人，缺的是能让清醒声音被听见的扩音器。

再看美国的态度。华盛顿对高市修宪计划的态度很微妙：一方面，他们乐于见到日本分担西太平洋防务压力，默许自卫队获得更强能力；另一方面，白宫绝不允许“无核三原则”被实质性修改，核按钮必须攥在美国人手里。

至于靖国神社参拜，美国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驻日美军基地运转，东京爱拜谁拜谁。

这种选择性纵容，给了日本右翼一种错觉：只要抱紧同盟，历史问题迟早能翻篇。

但联合国这次的动作表明，国际社会并不打算配合这场翻篇。

1月26日之后，欧洲几家主流媒体的评论调门也在变化。《西班牙人报》网站专门发文分析，指出高市政府正在采取渐进式招数，持续增加防务开支，扩大自卫队活动区域，每一步都不踩红线，每一步都在往前挪。

韩国媒体的反应更直接，直接把“日本正迈出成为能战之国的第一步”写进了标题。

这种集体警觉，不是地缘焦虑的情绪化反应，而是历史逻辑的自然延伸。

所以当联合国把二战起点拨回1931年，整个东亚近代史的责任分配就被重新画线。在这条线上，日本不再只是太平洋战争时期那个和美国掰手腕的对手，更是30年代亚洲秩序的最早破坏者。

这个定位一旦固化，日本在安全领域的所有增量动作，都会被周边国家换算成同一个问题：一个没有被彻底清算历史罪责的国家，凭什么获得更大的军事自由度？

答案没法写进外交文件，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而东京此刻正处在一个矛盾路口。高市如果想顺利修宪、推动扩军，最需要的是周边国家的战略容忍。而获得容忍的前提，恰恰是她在历史问题上拿出足够有分量的反省表态。

但反省表态又会激怒国内保守基本盘，那些刚把316个席位塞进自民党手里的人，要的不是道歉，是“正名”。

这是一道无解题。

只得说，从1931年到1945年，亚洲的伤口流了十四年的血。东京审判用八百页判决书写完了事实部分，联合国这一次只是在扉页上加了一行日期。高市早苗想要营造的那个“环境”，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可以遗忘、可以模糊、可以把战犯牌位当英雄来拜的环境。

但国际社会没给这个环境留地基。钉在耻辱柱上的，从来不是别人贴的标签，而是自己亲手写下、又妄图亲手擦掉的那段历史。擦不掉，才是最疼的。

参考资料： 【中通論壇】高市賭贏下一步做什麼？ 學者：修改日本“和平憲法”——香港新闻网 高市“营造环境”论居心险恶——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