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2月13日报道,日本水产厅九州渔业调整事务所当天通报称,12日在长崎县五岛市女岛西南约170公里的海域,日本水产厅以涉嫌无视停船命令并驾船逃逸为由,强行扣押一艘载有11人的中国大陆渔船,并逮捕47岁的中国籍船长。
这是日本水产厅今年首次扣押外国渔船,也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针对中国大陆渔船采取此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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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也很简单,日方声称该海域位于其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内,并据此向中方渔船发出停船指令要求登船检查,面对日方不当执法要求,渔船未予配合并离开现场。
随后日方出动“白鸥丸”“那之津”“武藏”“白萩丸”4艘执法船只,对渔船实施围追堵截,最终强行拦截、扣押,并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主权法》为由将船长逮捕。
可我们并不承认日方在该海域单方面划设的专属经济区主张,而这场扣船事件的发生时间,恰好卡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赢得众议院大选后的第四天,这个时间点的巧合,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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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高市早苗作为日本修宪强推派的领军人物,在大选获胜后迅速释放出修宪信号。
更何况,在上台以来,高市早苗就一直在大力推进扩军政策,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一系列动作,而日本这次这么做,笔者认为有三点目的。
第一兑现竞选承诺,凝聚右翼基本盘,高市早苗竞选期间反复强调“捍卫日本海洋权益”“对华强硬”,扣船是低成本兑现承诺的“安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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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产厅数据显示,2025年仅扣押台、韩各1艘外国渔船,2026年首例即针对中国大陆渔船,刻意制造“对华强硬”的舆论效果,向自民党保守派、右翼选民与军工复合体传递“执政路线不变”的信号。
第二转移国内矛盾,制造“外部威胁”共识,日本当前面临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防卫费提升至GDP2%引发的财政压力等内部问题。
通过在东海制造摩擦,渲染“中国渔船入侵日本专属经济区”,将国内注意力转向外部,塑造“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氛围,为后续修宪、扩军、增加军费等争议政策争取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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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修宪扩军创造舆论与法理铺垫,当前日本众议院支持修宪议员占多数,高市内阁正加速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合法化”,突破战后和平体制。
扣船事件可被包装为“日本行使海洋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行动”,为“专守防卫”原则松绑、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现实借口,契合其“先行动、再修宪、最终实现军事正常化”的路径。
而此次在东海扣押中国渔船,正是日本在东海方向的一次战略试探,针对普通作业渔船动手,刻意控制事件烈度,避免直接触碰钓鱼岛等核心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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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判断中方在东海的资源投入优先级与容忍边界,若中方反应温和,日本未来可能在钓鱼岛、冲绳海槽等区域采取更激进的实际控制行动。
面对日方的挑衅,中方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中国海警局的官方消息显示,2月10日,也就是扣船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中国海警2503舰艇编队已经在钓鱼岛领海依法开展维权巡航。
这支编队由4艘舰船组成,包含两艘5000吨级综合执法船,配备自动舰炮、近防炮、高压水炮等装备,航速超过30节,整体性能优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主力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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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扣船事件发生后,中方进一步加强了海警、渔政的联合巡逻,在相关海域构建起了稳固的海上巡防线,同时中方还派出舰艇编队进驻钓鱼岛周边执行警戒任务,确保中国渔民的作业安全和国家的海洋权益。
总的来说,日方试图通过局部的海上冲突,试探中方的底线和应对能力,为其后续的修宪和扩军行动争取更多的筹码。
而中方则通过有理有据的反制,既维护了国家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合法权益,也向日方传递了清晰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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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中方不会容忍日方的挑衅行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坚定不移。
在当前的亚太地区局势下,和平与发展依旧是主流,任何试图通过挑衅行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做法,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日方应该认清这一现实,放弃其错误的战略试探,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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