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写进中国人基因里的第七件事

蓑笠茶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茶区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长江流域茶区。也许我们对长江过于熟视无睹了，觉得长江从雪山走来灌溉茶区是理所当然。但其实，长江、怒江、澜沧江与独龙江四条河流从西藏高原东部出发，都沿着平行的深涧从北向南流淌，后三条河一直遵循着山脉的大体走向，向南奔入印度洋和南海。长江却与它们不同，江水往下流经四川西部，快要抵达云南大理时，突然掉头向北，冲出了自己的曲折道路，在东北—东南的方向切换中奔向大海。

长江及其支流润泽哺育着那些历史名茶产区。北纬30度是“黄金产茶地”，长江犹如一条巨龙恰好盘旋于这条纬线上下，有着千年神奇传说的“十大名茶”就点缀在长江两岸。

茶歌 ：唱尽世间悲与欢

通常，茶文化总是充盈着美妙的茶诗与贡茶神乎其神的制作工艺，以及饮茶人超凡入圣的感受。但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运输与销售，都一直依托于一个不停运转的市场环境。也许只有从最辛苦的采茶人、制茶人、运输苦力与最底层的饮茶人那里才能发现茶树是否生长良好并得到了恰当护理，茶叶贸易是否带来了繁荣。我们不仅要考察历代歌咏名茶的名诗，还要从那些不太为人熟知的竹枝词与民歌中窥见更多信息。尤其是起源于巴蜀的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长于状摹世态民情，茶文化深入民间的肌理与色调都在其中得到展现。

杭州龙井采茶忙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当大都市里茶叶市场中的细密齿轮发生咬合失败，遥远茶山的生计就难以为继。明代韩邦奇的《富阳江谣》说：“富春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浙江德清《采茶歌》唱道：“一季茶叶一场病，一年茶叶半条命。”湖北茶歌唱道：“冬月采茶小雪下，一年采茶送东家。茶叶茶籽都扫尽，还欠东家一十八。”湖南茶歌唱道：“摘茶算来无啥乐，汗流湿透在胸前。”“茶工穷困千般苦，哪有盘川转回程。”茶区的疾苦之声始终是行业崩盘的预警。

另一方面，欢乐的茶歌也不少见。湖北的“薅草锣鼓”这样唱：“太阳出山红彤彤，帮工锄茶劲无穷。挖得茶山结金果，不是鼓匠自夸口，一工能顶两三工。”描写采茶女：“一双细脚踏茶桠，好比观音站莲花。”江西遂川有唱富裕茶农投资茶产业的歌：“正月摘茶是新年，将下金钗典茶园。典下茶园十二亩，上山下山忙不闲。”此歌流行很广，嘉靖年间《十二月采茶歌》年画收入此歌，遍传江西、安徽、福建、江浙、广东。

广东鹤山客家版本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十二月采茶又一年，姐妹双双去取钱。取得银钱三五百，欢欢喜喜过新年。福建将乐县客家版本如下：十二月摘茶又一年，拿起算盘收茶钱。上家茶钱都收到，下家茶钱等明年。

福建茶歌还唱过：“箱箱都是武夷茶，车装船运要漂洋。辛勤种山山出宝，懒汉种地地生草。为得粮茶双丰收，披星戴月累弯腰。”甚至还有一首山歌叫《为女择个做茶郎》，条分缕析指出女婿读书做官不如做茶。

福建龙岩，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永福台品樱花茶园，茶农们正忙着采摘秋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历来这两种茶歌的不同悲喜态度被解读为茶行业的不同侧面。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阅读就会发现，欢乐总是与收入相关，悲痛总是与劳而无获相关。

茶山的收入当然会因为区域、时段而不同，但整个大一统帝国的治乱循环与行业逐渐内卷是不变的。

一般来说，没有好的市场生态就没有好的产业生态，没有好的产业生态就没有好的技术生态。但茶行业例外，当市场生态与产业生态都败坏之时，还洋溢着贡茶的技术生态神话，而神话无疑掩盖了行业坏疽。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也在丰盈富庶与衰败凋敝之间摆动。

茶叶贸易 ：千年兴衰与传承

唐之前，茶树生长在长江两岸人迹罕至的群山之中，少数僧侣与文人啜饮着这人间甘露。唐朝时茶产业突然勃兴，朝廷命地方政府在崇山峻岭中修路，商贩将茶叶运至遥远的异国他乡。

宋朝诗人陈师道在《茶经序》里探讨了茶行业兴起的原因：“夫茶之著书自羽（陆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偏远山区变成热闹集市，长途贩运者因此致富。茶商、茶农大批量致富，茶文化兴盛并得以广泛传播。

唐《国史补》中记载当时名茶有如下几种：“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

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及茶托，法门寺地宫出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唐鎏金银茶槽和茶碾，法门寺地宫出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名茶大多生长在长江流域，原因在于茶树适合生长于如下地域：年平均气温在13℃以上；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空气相对湿度80%—90%；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长江沿岸的山地与丘陵恰好符合这些标准，知名的茶山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

茶行业的兴盛不仅在于茶的品质，长江的水路交通为茶叶运输降低了成本。长江的众多支流如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将茶叶汇聚于茶叶集散地，茶商交易运输非常便利。“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不仅是浮梁，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都是长江边的重要茶港，那里处处是茶叶的运输盛况，从业者“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将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小船在支流中穿梭往来，将货物转运到大船上。而“大川”指的就是长江。

名茶往往由于文人诗歌的褒扬而成为贡茶。贡茶体系虽然提供了最好的茶叶广告，提升了制茶技艺，但贡茶体系（以及背后如影随形的税收体系）却极容易抑制茶叶产量与茶农收入。

即使在茶文化最为兴盛的宋朝，贡茶的工艺也未必是货真价实的。亲自督采新芽的欧阳修列举了贡茶发芽情况：“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可见督茶官的职责只是追“早”，跟茶的品质无关。欧阳修在扬州督茶，就是因为扬州的蜀冈茶发芽早。欧阳修在《尝新茶呈圣俞》中说：“人情好先务取胜，百物贵早相矜夸。”

雅安红星春茶交易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据了解，如今四川省泸州市纳溪是全球同纬度茶树发芽最早的区域。每年除夕前，当地茶农要采摘制作各种“除夕茶”，销往全国各地。可见，一千年过去了，长江上游与下游茶叶发芽日期拉锯战仍在持续。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都有不少茶入贡。据说蒙顶茶最早入贡，而中游与下游的入贡花色品种更多。但茶作为大宗货物，在民间的销售量才是行业发展（广泛种植与提高工艺）的最大动力。蒙顶茶、径山茶等名茶还总是与寺庙有关，战乱时制茶技艺在此蛰伏，等待太平时期茶价大涨。

长江既是生产茶叶商品的产地，也是茶行业运输航线。近水楼台先得月，近代以来，以上海为集散地和销售终端的下游茶产地得到充分滋养，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两湖茶区依托汉口港，将茶叶直接运到伦敦换取高价。此时，清政府一直拖延阻挡川江航运，压缩了四川茶行业发展的窗口期。1883年，英国人立德乐以游历内地为名，从汉口乘木船逆水上行，沿途探索川江航道，一个多月后抵达重庆。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才被迫开埠。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茶行业的窗口期即将关闭。

川茶 ：最怜良夜能招客

川茶有三大茶区，其茶各有特色：蒙顶柔和，宜宾刚烈，峨眉居两者之间，刚柔并济。这是峨眉人的说法。

从品牌看，“三花”牌茉莉花茶是今天很多成都人小时候的第一口茶。2002年后，三花茶业公司搬迁至蒲江成佳茶乡，老品牌悄无声息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重庆，沱茶也很有名。“沱茶”如今让人想起的无疑是云南下关沱茶，但重庆“沱茶”之“沱”，指的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沱江。有人解释，沱茶要用沱江水泡，滋味才地道。

但是关于川茶，越来越多的人去书写唐代的蒙顶茶，而不是离人们生活更近的茉莉花茶与沱茶，可能是前者贡茶气息更为浓重。

陆羽《茶经》中记载，“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可见雅安（即雅州）茶在陆羽心中地位不高。但雅安的蒙顶茶在唐初就是贡茶，中唐之后，蒙顶茶的地位更高了，可见宫廷与陆羽的审美不一致。法门寺出土的宫廷（唐僖宗时期）茶具与陆羽倡导的茶具也不太一致则是又一例证。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是中国有名的茶叶之乡，享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誉。图片来源 | 图虫创意

（竖图请横屏观看）

中唐时期，蒙顶茶已脱颖而出，位列贡茶之首。《膳夫经手录》记载“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到宋代更有“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诗句。元代李德载写过“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明代王越写下“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但是，贡茶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好处呢？当贡茶产量不够的时候，地方的确以“厚价”买民间茶。“每届纳茶之期，率以重价购诸市中，以充官茗。”但这未必是普遍现象。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青城县“贩茶失职者”王小波、李顺起义。青城县后属灌县（今都江堰市）。据《清代贡茶研究》所载，故宫至今仍有清代贡茶“灌县细茶”、“青城芽茶”。可见贡茶产地也会出现民不聊生的局面。

雅安还生产藏茶，又被称为“边茶”。有论者认为边茶生产不能精工细作，川茶声名渐失。这恐怕不符合事实。

最早的藏茶由雅安茶制作，文成公主携带入藏，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茶的工艺不可能不讲究。边茶利润很高，量大。清朝仅雅安入藏茶1000万斤。

与藏茶大量进入市场相比，蒙顶茶中的“仙茶”在贡茶中占比高，名声高。赵懿《蒙顶茶说》：“每岁采贡茶三百三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

用今天通常的表述方式是：仙茶由蒙顶山上的僧人采选最好最嫩的明前茶叶，找当地最好的制茶工匠，用最好的包装，以求把茶叶以最好的状态送到宫廷。

成都老茶馆。也许那些街头茶馆的茶叶质量不高，但喝茶本身让交谈、商议、讲理成了生活方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川茶俗闻名天下。成都茶铺极多，历代竹枝词多有描述。“个个花园好卖茶，牡丹园子数汤家。满城关庙荷池放，绿树红桥一径斜。”“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停门顾客疏。生意数他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

竹壳暖水瓶、竹椅、盖碗、长嘴铜壶、掏耳朵都只是外观与表皮，研究成都茶馆的学者王笛认为茶馆起源于都市穷人缺柴缺水，茶铺才应运而生，这种生活方式适合人性。也许茶叶质量不高，但喝茶本身让交谈、商议、讲理成了生活方式。女性渐渐进入茶铺工作，穷人也有容身之地，证明茶行业让多数人受益，茶馆才涵养传统、温暖人世。

汉口 ：天下第一茶港

1684年康熙开海禁，广州、福州、上海相继成为重要茶港。1845年，广州出口茶叶达到最大值573千担。1851年，上海以407千担超过广州的317千担。随后，太平军的活动影响内地茶运往上海，“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福州港崛起。1859年，福州以350千担超上海294千担。

1860年汉口开埠，茶叶交易量逐年上升。1876年，汉口以574千担超上海。1887年以713千担超福州。两江交汇、九省通衢以及位于产茶区中心是汉口港崛起的主要原因，“湖南茶溯湘江、沅江、澧水，陕甘茶循汉水，江西宁州茶及安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1924年《银行月刊》）。汉口成为中国第一大茶贸易港，从此被称为“东方茶港”。汉正街是买卖茶叶的重要地点，民国《汉口小志》记载，“街市每年值茶时，甚属盛望。届时则各地茶云屯雾集，茶栈客栈俱属充满，坐轿坐车络绎道路，比之平日极为热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北武汉港码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写汉口茶坊最为生动：无数茶坊列市闤，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诗末加注：“女唱曰丝弦，屠户、菜佣聚集而唱曰局班。”屠户、菜佣在茶馆聚集而唱，仿佛唐初茶农着华服的盛世。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71年，欧洲与上海之间敷设海底电线。运输时间与通讯方式改变了茶叶贸易格局。轮船取代帆船，使长江江轮数量大为增加，这也成为汉口港脱颖而出的原因。

汉口开埠，覆盖鄂西南与湘西北的渔洋关茶区接通全世界，茶农的生计有了起色。1886年前后，宜红出口达到150千担，该年汉口港输出量为748千担，宜红占到了百分之二十。考虑到宜红为英商眼中的“高品”，高价茶能达到如此销售量就更不容易了。

渔洋关茶区茶叶品质虽好，但自古以来生产的是绿茶，无法对接国际市场上最稀缺的红茶需求。熟悉国际行情的广东商人林子成、卢次伦等人携江西技工来此创制“宜红”，在汉口市场一炮打响。

此时渔洋关处于鼎盛时期，有“小汉口”之誉。多个码头木船聚集，一百多条木船一字排开停靠在岸，彻夜装船。入夜，码头仍灯火通明，吆喝号子此起彼伏。黎明时分，船队披红挂绿，在阵阵鞭炮和祈福声中一并扬帆顺流而下，场面蔚为壮观。当年宜都港码头苦力流留的顺口溜记录了茶贸兴旺的侧影，“日守河坎，夜望孤洲”，“蹲街檐，喝冷酒，坐在家里休想有事做”，“升升米，把把柴，今天吃了，明天又再来”。兴旺起来的茶叶贸易给了最底层民众一线希望。

湖北宜昌五峰县渔洋关镇。渔洋关镇名称来源于昔日著名的茶叶贸易码头——渔洋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两湖地区最重要的艺术是采茶戏。采茶戏可能起源于采茶时候的劳动号子，与山歌形式类似，后来酝酿出采茶歌与采茶灯（采茶舞）。采茶歌有喜有悲，可能与茶税收的宽与猛相关。前者多为情歌，这建立在收入可观并能成家立业的基础上，后者往往表现为茶税导致农家破产的惨剧。

采茶戏一度曾因被官府认为内容低俗而被禁。《南雄州志》记载：“乾隆年间，知州下令禁演采茶淫戏。”但采茶戏仍然从长江流域流传至两广，直至台湾。台湾称之为“客家采茶戏”。

明万历年间，鄂东南黄梅孕育出了“黄梅采茶戏”，又称采茶调、黄梅调、花鼓戏，它起初是在江西湖口高腔与汉剧影响下形成的民间小戏，但影响了从鄂西远安到江西景德镇的大片区域。清乾隆年间演变为“黄梅戏”。

上海 ：十里洋场里的茶叶大王

长江下游地区人杰地灵，兼具上游的深厚茶文化传统与中游的多重历史性机遇。

长江下游的茶临近商业中心上海。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让清朝大宗货物茶叶的专卖制度破产，广州十三行偃旗息鼓，各地茶叶于是运往英美资本集中的上海。上海买办（很多是广州十三行学徒）在技术升级的浪潮中一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变身为“茶叶大王”。

曾被称为上海茶叶大王的人物有汪立政、郑鉴源、唐季珊与徐润等人。汪立政（1827—1895）是徽商，创办了“汪裕泰”茶庄。郑鉴源（1902—1959）也是徽商，创办了“鸿怡泰”茶庄。这两家茶庄都曾占据上海茶叶销售的首位。唐季珊（1896—1967）是广东香山人，其家族产业为华茶公司，在茶叶外销领域一度进入前三名，其阮玲玉男友身份更为世人熟知。徐润（1838—1911）也是广东香山人，曾是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后独自创办宝源祥茶栈。

汪裕泰茶号发票，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徐润的经历正是茶行业这段发展史中小阳春的代表。他与怡和洋行的唐廷枢、汇丰洋行的唐翘卿（唐廷枢族侄、唐季珊之父）、太古洋行郑观应、旗昌洋行的吴健彰同为珠三角孕育的商业翘楚。来到上海之后，他们不再像十三行商人依靠垄断盈利，而是积极参与到全球商业竞争当中去，频频在巴拿马博览会、伦敦世博会争夺世界性声誉。

英国人青睐的红茶属于发酵茶，发酵这个概念当时的茶商并不太懂。1860年，年仅22岁的徐润独资在温州开办“润立生”茶号，第一单生意就不顺利，他当时“办得白毛茶八百箱，每方箱四十斤”，运到上海卖给英美各洋行，得价八十两，刚刚抵消成本。想不到卖出之后，洋商验出茶箱四角均有水渍，所有茶被退回。经过调查，这批货在运输中受潮。不得已将茶箱全部拆开，拣出霉茶，剩下的茶存放在茶栈。

第二年，他在宁州办得乌龙细条红茶二百箱，每担五十两，“条色香味并皆佳妙”，他将去年未卖出的白毛茶搀入，卖与洋商。“初得价银一百二十两，继竟涨至一百六十两，大得其利。经营茶业，于此始焉。”

郑鉴源的“鸿怡泰”名声大噪也源于茶叶受潮。事发后他并不气馁，在店铺前搭起十几台烘锅，让员工将受潮茶叶进行烘干。茶香四溢，引来市民驻足观看，墙上有告示说：由于本厂员工疏忽，造成茶叶淋水，本着对消费者和市民负责的精神，本公司决定把此批茶叶烘干做成茶枕，免费送给市民。人们当然争着抢，一些人回家特意品尝，发现这么好的茶叶都不掺着卖，而是做成茶枕，实在值得信赖。此事延续三天，报纸不断刊登。口口相传，鸿怡泰由此名声大振。

长江下游名茶数不胜数，每款名茶后都有不少名人追捧。唐寅、祝枝山、文徵明、张岱、冒襄推岕茶；康熙赐名碧螺春；许次纾、屠隆、高濂推龙井，乾隆还为龙井写了32首诗。此外还有太平猴魁、黄山毛峰、涌溪火青、祁门红茶……

杭州西湖龙井，图为绿茶制作技艺中的摊青。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江南富庶，农业发达，与中上游不同。以苏州洞庭山东山为例，这里出产碧螺春，工艺复杂，颇费人力。价格虽高但不愁销路，手艺得以传承。东山枇杷、杨梅、蜜橘、桃树都是名优品种。因此可想而知，在这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环境中，商贩络绎不绝，茶叶品质的提高一定伴随着价格的提升，诸多茶叶品牌不绝如缕、延续至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安徽的太平猴魁同样以工艺见长，处于人烟稠密、信息畅通之地，好茶很好卖。猴坑、猴岗、颜家的太平猴魁等着买家上门，品牌无需推广，茶农无需对新暴发户普及品鉴知识——买家比茶农还懂茶，好茶供不应求，价格扶摇直上。根据口感细分微产区：“狮形山”、“长垅”、“黄铜坞”、“天字沟”，也区分山的阴阳面，充分满足茶客要求。

口感价格井然有序。可见在江南，至少三百年来，茶农辛劳而有收获，茶客慷慨大度而心满意足。在这种氛围中，猴坑村每年祭拜茶王树就不奇怪了。放鞭炮，敲锣，打鼓，烧香，敬酒……勃艮第葡萄酒产地农民境况也不过如此。

这里是江南，长江最富庶之处：诗与茶是寻常事，生计在历史长河中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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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柳向阳 王旭辉

美编：刘彬跃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4年第5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