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将名单中没有陕北代表，毛主席：那不行，把他授予上将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千多名将帅正等着授衔命令。

当司仪念到“阎红彦”的名字时，台下不少人愣了一下这人咋不在预授名单里？后来才知道，这位站在台上的上将，是毛主席亲自拍板“补”进来的。

当时主席看到名单就说了句“那不行，把他授予上将”，这背后的故事，现在说起来还挺有意思。

黄土高原上的革命火种

阎红彦1909年出生在陕西安定县，现在叫子长县，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羊，光着脚在黄土坡上跑。

1924年，安定县来了个叫李子洲的老师，在县城办夜校，阎红彦听说夜校教认字，还管饭，就天天跑去蹭课，没想到这一蹭，蹭出了人生的大转折。

李子洲讲的不是四书五经，是马克思主义，是穷人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阎红彦听得眼睛都亮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道理。

1925年，16岁的阎红彦入了党，从放羊娃到共产党员，身份变了，肩上的担子也重了。

1927年10月，他跟着党组织搞了清涧起义，那时候枪不够，就用大刀长矛；子弹少，打一枪得捡回来再用。

但就是这次起义，在西北高原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旗，意义可不一般，起义失败后，阎红彦没泄气。

1931年，他带着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后来遇到刘志丹的部队，两支部队一合计，合编为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他们打下了正宁县城，第一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号，在那个到处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敢这么干，没点血性真不行。

1934年，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搞第二次“围剿”，阎红彦带着部队在子午岭打游击，白天躲在山林里，晚上摸黑偷袭。

有次打合水县城，他带着战士们从城墙缝里爬进去，一枪没放就端了敌人的指挥部，那时候的游击战，真是把“灵活”两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授衔名单上的“紧急补位”

1955年评衔的时候，一开始还真没阎红彦，按资历，他是正兵团级，授上将没问题。

但当时打仗年代档案丢得多，他的不少战功没记全，预授名单就把他漏了，要不是毛主席看得细，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主席审阅名单时，从头看到尾，越看越不对劲。

他抬头问身边的人：“陕北根据地是咱们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后来抗日的出发点，怎么授衔名单里，陕北红军的代表一个都没有？”连着问了三遍，旁边的人这才反应过来把阎红彦给落下了。

中央领导对陕北的感情不一般，长征结束后，红军到了陕北才算真正有了个安稳的家。

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陕北都是重要的根据地，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不给他授衔，怎么都说不过去。

决定补授后，后勤部可忙坏了，上将军服都是提前定做的，阎红彦这临时加进来的，只能连夜赶制。

裁缝师傅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在典礼前把军装赶了出来，那时候条件有限，能这么快搞定，也真是不容易。

阎红彦接到通知时，正在四川铜梁的粮库检查工作，电话里只说“有紧急任务，马上来北京”，他还以为出了啥大事，背着个帆布包就上了火车。

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要给他授上将，后来他跟人说：“当时脑子都是懵的，就觉得这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陕北红军全体将士的。”

授衔之后，阎红彦没闲着，1958年他到成都军区任职，高原上练兵，他跟着战士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从来不搞特殊，战士们说：“阎司令看着像个文官，走起路来比我们还快。”

1960年困难时期，他听说家乡人吃不饱，把自己省下来的两百斤粮票全寄了回去。

后来又主持都江堰扩灌工程，带着老百姓修水渠，让成都平原多灌了几十万亩地，当地老乡现在还念叨：“要不是阎司令，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收成。”

1966年他到云南工作，一年时间跑遍了滇西边寨，少数民族老乡家，他抬腿就进，盘腿就坐，跟人家聊家常、问难处。

有人劝他：“您是领导，不用这么辛苦。”他说：“我是从陕北农村出来的，忘了老百姓，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1978年，阎红彦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送葬那天，不少陕北老乡特地赶来，手里捧着家乡的黄土，撒在墓前，他们说：“阎司令，回家了。”

阎红彦的一生，就像陕北的山丹丹花，在艰苦的环境里扎根，在革命的风雨里绽放。

毛主席当年坚持给他授衔，不只是肯定他个人的贡献，更是对所有为陕北根据地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的致敬。

他们用脚丈量过中国的土地，用命守护过老百姓的安宁，这种精神，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传下去，吃水不忘挖井人，这道理啥时候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