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邓颖超，找到李鹏，开口就是5个字：“我想安乐死。”

1989年初春，北京西花厅的海棠还没开。

85岁的邓颖超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进客厅。李鹏早就等在门外，进门时特意放轻了脚步，生怕打扰老人休息。

他没想到，邓妈妈那天精神出奇地好，一见他进来就抬起手，示意他坐到跟前。

“李鹏，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李鹏往前挪了挪椅子，把耳朵凑近。邓颖超的声音很轻，轻得像窗外那根还没发芽的海棠枝。可下一句话，像一记闷锤，直接砸在他心口上：

“我想安乐死。”

李鹏整个人定住了。

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棉花堵死，半天没挤出一个字。眼前的邓妈妈头发全白了，脸上沟沟壑壑，手搁在膝盖上抖个不停——

那是帕金森，好些年了，可那双眼睛，70多年没变过，和当年在重庆红岩村教他写毛笔字时一模一样，坚定、温和。

这绝不是一时冲动的胡话，可这话，他要怎么接？

李鹏是烈士遗孤。父亲李硕勋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母亲赵君陶带着他东躲西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接到身边，供他读书、教他做人，这一声“邓妈妈”，他叫了整整50年。

如今妈妈对他说：我不想活了。

“邓妈妈……”李鹏一开口，声音全是哑的，“您这是说什么呢。”

邓颖超没答话。她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像小时候安抚受了委屈的他。

就是那个瞬间，李鹏看见了——邓妈妈袖口露出的那一截手腕，瘦得像冬天的枯树枝，青筋一根根凸起，针眼密密麻麻。

他突然想起来，上个月赵炜偷偷跟他说，大姐夜里疼得睡不着，又不让开安眠药，就一个人靠在床头，睁着眼熬到天亮。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沉默了很久，李鹏红着眼眶，硬生生挤出一句：“邓妈妈，您是国家的功臣，是我们后辈的榜样。您为革命吃了一辈子苦，党和人民绝不会看着您受苦。治病的事，再难也要想办法。安乐死……这事万万不能。”

他没敢应，也没法应。

邓颖超没再坚持，她只是淡淡笑了笑，说：“我知道为难你了。你回去，把我的话如实报告给中央。剩下的，我自己写。”

那一年，邓颖超85岁。

那一年，距离她15岁站上天津街头演讲，过去了整整70年。

没人比李鹏更清楚，这副瘦弱的身躯经历过什么。

30年代白区搞地下工作，住亭子间、啃冷馒头，得了肺结核不敢声张，硬扛着跑交通；

长征路上骑骡子过雪山，身体严重耗损，一辈子没能生育；

进北京后操劳国事，高血压、冠心病、胆囊炎轮着来，手术做了好几回，胆囊切了，胆管结石又犯了。

到了80岁，帕金森症让她的手开始抖。起初只是写字歪斜，后来连筷子都握不稳，再后来，吃饭得靠护士一勺一勺喂。一顿饭，少说喂40分钟。

赵炜给她喂饭，喂到一半自己先吃不下去。邓颖超就说：“你这孩子，饭凉了，你先吃，别管我。”

她从不让人为难。

夜里疼得睡不着，她也不按铃、不叫护士，就靠在床头，睁着眼等天亮。第二天护士进来，看她安安静静坐着，以为她睡得好。只有枕头上一片汗渍，把那一夜的煎熬全卖了。

赵炜忍不住劝：“大姐，疼了就喊一声，我们都在呢。”

邓颖超摇头：“喊什么呢，喊了也是疼，还要拖个人陪着熬，何苦。”

她不怕死。

15岁闹革命，坐过牢、逃过追捕、在白色恐怖下送过情报。每一次出门都可能是永别，她早把“死”字看淡了，她怕的是活着没意义。

怕的是躺在那，一群人围着转，药一瓶瓶地输，钱一笔笔地花，最后还是救不回来。怕的是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拖累日夜操劳的医护，成为别人的累赘。

1988年1月，她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讨论安乐死，立刻让秘书拿来纸笔。手抖得厉害，一行字要描三四遍才能看清。她还是坚持写完了，寄出去。

信很短，只有109个字：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109个字，她写了整整40分钟。

李鹏把邓颖超的请求如实上报。

中央领导看了汇报，沉默很久。没有人敢答应，也没有人舍得拒绝。最后批复只有一句话：举全国之力，保障邓大姐的健康。

邓颖超知道了，没再说啥，她只是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旧信封，交给赵炜。

“我写了14条，等我走了，照着办。”

赵炜打开，第一条：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第二条：不搞遗体告别。第三条：不开追悼会。第四条：骨灰不保留。第五条：房子交公。第六条：亲属不许特殊照顾……

看到第七条，赵炜的眼泪砸在了纸上：

“病危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得延长病患痛苦，免得增加组织和医护人员的负担。”

她早就写好了，一字一句，不是赌气，不是一时冲动。是认认真真，把自己这辈子最后一件事，安排妥当，就像她70年来安排过的每一件事。

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高烧不退，吃不下东西。

医生建议做胃漏手术，赵炜俯在她耳边问：“大姐，这是抢救措施。按您的遗嘱……咱们不做也行。”

邓颖超闭着眼睛，很久没说话，最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做吧，别让组织和医生为难。”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妥协”。

3天后，7月11日清晨6点55分，邓颖超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线拉直的时候，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病房。没有哭天喊地，没有电击抢救，没有呼吸机轰轰隆隆地响。

她终于如愿了，走得安安静静，没让任何人为难。

追悼会只开了15分钟。灵车驶向八宝山时，赵炜抱着那只楠木骨灰盒，那是周恩来1976年用过的旧盒子，边角都磨白了。邓颖超生前交代过：不用买新的，能省一个是一个。

7月18日，按照遗嘱，骨灰撒入天津海河。

船开到河心，赵炜捧着骨灰坛，手抖得跟当年帮大姐写信时一样。一把灰扬出去，落在水面上，打个转，被浪花卷走了，再也看不见了。

她忽然想起大姐说过的那句话：

“活着的时候，咱们为人民做事；

死了以后，就去做人民的肥料。”

许多年后，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那一天。

他写自己当年红着眼眶说“万万不能”，写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敢问邓妈妈那句“您怪我吗”。他写那个初春的下午，西花厅的海棠还没开，邓妈妈坐在轮椅上，握着他的手，像小时候安抚受了委屈的他。

他写到这儿，笔停了很久，最后他只写了一句话：

“邓妈妈这一生，从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唯一一次开口求人，是求我们让她走。”

西花厅的海棠，年年都开，看花的人，早就不在了。可是每年春天，那些花瓣落在泥土里，烂了，化了，第二年又开。就像她说的，去做人民的肥料。

这个老太太，74年革命生涯，从枪林弹雨里穿过来，从白色恐怖里闯过来，从无数次手术台上挺过来。她没有怕过死，没有喊过疼，没有向组织伸过一次手。

唯独临走的时候，她伸了一次手——不是要什么，是想求个解脱，这哪是懦弱，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替别人着想。

多少年后，我们这些普通人，坐在医院走廊里，面对病床上插满管子的父母，也会遇到一样的难题，是拼命挽留，还是让她好好走？

邓颖超用14条遗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答案不是“安乐死对不对”，那答案是：

真正的孝顺，不是你替她决定怎么活；

是你愿意蹲下来，听她说说，她想怎么走。

她这一生，什么都为别人想好了，却唯独忘了，那些被她爱过的人，会想她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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