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曾洪易：新中国成立后找政府谋职，为何被中央判处死刑？

“我是老红军，还是莫斯科回来的，组织上怎么也得给我安排个像样的位置！”

1949年的江西万安县，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在县委大院里拍着桌子，那嗓门大得连门外的警卫员都吓了一跳。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当地开了几年诊所的“郎中”，居然敢在新政府的办公地这么横，而且拿出来的资历证件，一本比一本吓人。

可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就在县里准备把他当成“功臣”供起来的时候，一张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直接给他的命运判了死刑。

01哪里冒出来的“大佛”

1949年的秋天，江西万安县刚解放没多久，县城里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鞭炮的火药味。老百姓还在琢磨着这天是不是真的变了，县委大院里却忙得脚打后脑勺。

新政府刚成立，旧社会的烂摊子得收拾，土匪得剿，路得修，最关键的是——缺人。特别是缺那种有文化、懂政策、还得是自己人的干部。

就在县委书记为了干部名单愁得掉头发的时候，一个叫曾洪易的人找上门来了。

这人哪怕在万安县城里，也算是个“角儿”。平日里他在街面上开着一家“鼎记诊疗所”，戴着个圆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虽然医术不算顶尖，但也治好过不少街坊邻居的头疼脑热。

大家都以为他就是个读过点书的郎中，谁知道这天他把诊所的大门一关，换了一身行头，夹着个公文包就直奔县政府去了。

他见着县委书记，也没在那客套，直接就把包里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摊。

好家伙，这一摊不要紧，把在场的干部都看傻了。

照片上，这个看着不起眼的中年人，穿着红军的军装，那是英姿飒爽。再看那些发黄的文件和证件，上面的履历更是能在当时的江西横着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委员、甚至还当过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相当于一个隐居在新手村的扫地僧，突然亮出了武林盟主的令牌。

县委书记当时就激动了，赶紧让人倒茶，双手颤抖着接过那些资料。在这个急需人才的节骨眼上，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宝贝”，那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曾洪易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抿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起了自己在苏联留学的日子，讲起了当年怎么在苏区指挥千军万马。他说起俄语来那是叽里呱啦的一大串，把县里那几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干事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甚至还“谦虚”地表示，自己这些年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杀，才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这个小县城里苟且偷生。现在天亮了，队伍回来了，他这个流落民间的“老兵”，也该归队了。

县委的一帮人被忽悠得找不着北，当场就拍板，要把曾洪易的名字加进拟任干部的名单里，还要作为重点人才向上级汇报。

消息一传出去，万安县城炸锅了。

原本那些还对新政府持观望态度的地主、乡绅，一听说曾医生原来是红军的大官，那变脸比翻书还快。昨天还在背后骂他是“穷郎中”的人，今天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把鼎记诊疗所的门槛都快踩平了。

曾洪易也是来者不拒，那几天他家里的酒席就没断过。他喝得红光满面，对来访的人拍着胸脯保证，等他上任了，一定照顾各位父老乡亲。

他甚至开始盘算，凭自己的资历，给个县长当那是屈才了，怎么着也得去地委或者省里混个厅局级的实权人物。

但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件事。

这世界上，有些账是永远不会烂在肚子里的，哪怕过了十五年，哪怕山河变色，该还的血债，一分都少不了。

02档案里的“鬼”

曾洪易的档案，被当作加急件送到了江西省委组织部。

本来这是一件大喜事，发现老红军干部，那是政治任务。负责审核的干部一开始也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打开档案袋的。

可当“曾洪易”这三个字映入眼帘，再配上那张虽然老了点但依稀能看出模样的照片时，审核干部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那不是惊喜，是惊吓，是愤怒，是一股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的寒意。

审核干部甚至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揉了揉眼睛，又去翻找了当年闽浙赣苏区的旧档案，还特意找来了几个当年的老同志辨认。

结果确认无误：就是他。

这个名字，对于1949年的新干部来说可能只是个符号，但对于经历过1934年那场惨烈斗争的老红军来说，那就是刻在骨头里的耻辱柱。

省委的领导看着这份报告，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好一个曾洪易，好一个“老红军”。

他确实当过红军的高官，这一点没撒谎。但他没说的是，他这个高官是怎么当到头的，更没说他是怎么把红十军团几千名将士推进火坑的，最没敢提的，是他怎么出卖了方志敏烈士。

这哪里是归队的英雄，这分明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回来索命的恶鬼，是一个双手沾满战友鲜血的叛徒。

在那个年代，叛徒比敌人更可恨。敌人是在战场上明刀明枪地干，叛徒是在背后捅刀子，是在你最信任的时候把你卖个干净。

省委立即下令，必须严查。

但这事儿吧，不能急。曾洪易既然敢大摇大摆地出来要官，说明他心里是有底气的，或者是他觉得当年的知情人都死绝了，没人能揭穿他。

如果现在大张旗鼓地去抓人，万安县离山区那么近，这家伙要是闻着味儿不对，往山里一钻，或者利用他在当地的人脉搞点破坏，那麻烦就大了。毕竟他现在可是万安县的“红人”，手里还掌握着不少社会关系。

组织上决定，得给他演一出戏，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

03那场带血的雪

要说清楚曾洪易为什么必须死，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34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的生死关头。为了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中央决定派出一支抗日先遣队，北上吸引敌人的火力。

这支队伍的番号叫红十军团。

领头的是谁？大名鼎鼎的方志敏，还有“战神”粟裕。

而曾洪易当时是什么身份？他是闽浙赣省委书记，兼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论级别，他跟方志敏是平起平坐，甚至在党内职务上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但他这个官，不是打出来的，是“空降”来的。他是当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个圈子里的人，也就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这帮人有个特点，理论一套一套的，真打起仗来，那是瞎指挥的高手。

红十军团刚出发的时候，曾洪易就开始了他的“微操”。

当时部队在皖南遭到了国民党王耀武部队的重兵围堵。粟裕和方志敏的意见很明确，敌强我弱，得打游击，得运动战，不能硬碰硬。

可曾洪易不干。他抱着教条主义的大腿不放，非要命令部队去攻打坚固的堡垒，去跟装备精良的敌人拼消耗。

结果呢？谭家桥一战，红十军团损失惨重。

这时候，如果曾洪易能像个爷们一样，站出来承担责任，哪怕是跟着部队一起死战到底，那也算条汉子。

但他怕了。

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国民党军队，听着那震耳欲聋的炮声，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骨头软得像根面条。

当方志敏在怀玉山的冰天雪地里，带着战士们啃树皮、喝雪水，跟敌人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时，曾洪易在干什么？

他在策划逃跑。

他利用职权，不仅拒绝了方志敏要求他率部增援的请求，反而带着省委机关的一帮人，擅自脱离了指挥位置，往所谓的“安全区”撤退。

这一撤，彻底把红十军团的后背亮给了敌人。

方志敏被捕了，刘畴西被捕了，几千名红军战士倒在了怀玉山的血泊里。

而曾洪易，这个时候已经溜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他本来是有机会寻找党组织的。但他心虚啊，他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临阵脱逃，导致主力覆灭，这在军法里是要枪毙一百回的。

就在他在上海街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老熟人——王力生。

这个王力生，以前是他在南昌第一师范的同学，后来投靠了国民党。

两人在咖啡馆里一坐，王力生一看曾洪易那个落魄样，再听他发两句牢骚，心里就有数了。

王力生对他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大意就是：你看看你，堂堂留苏的大才子，在红军那边吃糠咽菜，现在还成了丧家之犬。不如跟我干吧，南京那边正缺你这样的人才，高官厚禄，那都是现成的。

曾洪易看着窗外繁华的上海滩，再想想怀玉山里的寒风，他心里的那点信仰，就像肥皂泡一样，“啪”的一声碎了。

他点了点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投降国民党后，为了纳“投名状”，他把自己知道的关于红军的所有机密，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苏区的布防、地下党的联络方式、还有那些曾经信任他的战友名单。

这一卖，又是一片血雨腥风。

国民党也是看人下菜碟，看他这么配合，加上他确实懂俄语，就给他安排了个“苏军翻译”的活儿，后来还在空军司令部里混了个闲职。

你看，这人的命多好。方志敏在监狱里写《可爱的中国》，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曾洪易正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南京的宴会上推杯换盏。

但他没想到的是，报应这东西，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04致命的“调令”

时间回到1949年。

省委的那个计划，那是相当的绝。

曾洪易不是想当官吗？不是想发挥特长吗？那就满足他。

没过几天，一份盖着红章的公函发到了万安县委。

内容写得很客气：鉴于曾洪易同志精通俄语，且有丰富的革命资历，省里决定调他去吉安，担任俄语专职教员，并参与地委的翻译工作。请万安县委协助其尽快赴任。

县委书记拿到这份公函的时候，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上面的真实意图，还真以为曾洪易高升了，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曾洪易。

曾洪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吉安啊，那可是地区行署的所在地，比万安这个小县城强了一百倍。而且是去教俄语，这可是他的老本行，既体面又轻松，还能接触到苏联专家，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东山再起”吗？

他是一点都没怀疑。在他看来，自己当年投降那是“迫不得已”，而且国民党后来也没怎么重用他，他手里也没直接沾上共产党人的血（这是他自己的逻辑），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档案估计早就在战火里烧没了。

他甚至觉得，共产党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像他这种喝过洋墨水的高级知识分子，那得是重点保护对象。

曾洪易乐呵呵地收拾行李。他老婆还有点担心，问他这一去会不会有什么变故。曾洪易大手一挥，让他老婆把心放肚子里，说等他在吉安安顿好了，就把全家都接过去享福。

临走那天，万安县不少人还来送行。曾洪易站在船头，看着岸上挥手的人群，心里估计还在想：老子终究是个人物，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船顺着赣江一路向北，朝着吉安驶去。那一江春水，在曾洪易眼里那是前程似锦，但在知情人眼里，那就是送他上路的黄泉水。

到了吉安码头，曾洪易刚一下船，就看到几辆吉普车停在那里。

他心里更美了：看看，这就是排面，组织上居然派专车来接我。

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满面春风地朝着吉普车走去。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

曾洪易刚伸出手想去握手，嘴里的“同志们辛苦了”还没说出口，一副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直接锁住了他的手腕。

那一瞬间，曾洪易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就像是一块劣质的石膏面具，瞬间碎成了渣。

他哆嗦着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搞错了。

带队的公安干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曾洪易，方志敏同志在下面等你很久了。”

这一句话，就像晴天霹雳，直接把曾洪易劈瘫在了地上。

05迟到的枪声

曾洪易被关进了吉安的看守所，后来又被转送到了北京。

之所以要送北京，是因为他这个级别太高了，犯的事儿太大，地方上审不了，得由中央来定夺。

在监狱里，曾洪易还不想死。

他的求生欲那是相当顽强。他开始写申诉材料，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

他在材料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他说自己当年是被迫离开部队的，是因为生病，是因为跟同事关系处理不好。至于投降国民党，那是“曲线救国”，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

他还厚颜无耻地列举了自己早年在团中央的功劳，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希望组织上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给他一条生路，哪怕是让他去大西北种树也行。

但他忘了，有些底线是不能踩的。

审讯人员把那一桩桩一件件的铁证摆在他面前：红十军团的电报记录、他在国民党任职的档案、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老红军的证词。

每一个字，都是射向他的子弹。

特别是当审讯员问他：“当你坐在国民党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方志敏同志脚上的镣铐有多重？”

曾洪易哑口无言，低下了那颗曾经高傲的头颅。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于这种历史上有重大血债、民愤极大的叛徒，政策只有一个字：杀。

1951年的深秋，北京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

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对曾洪易进行了最后的宣判。判决书很长，但核心内容就那么几条：背叛革命、出卖同志、导致红十军团覆灭、充当国民党特务。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死刑”两个字的时候，曾洪易整个人瘫软得像一滩烂泥。他这辈子，从万安的农家子弟，到莫斯科的留学生，再到红军的高级将领，最后沦为可耻的叛徒。

他就像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辈子都在算计。算计官位，算计利益，算计生死。

但他唯独没算到，在这个世界上，正义是不能被算计的。

这人啊，总以为换个马甲，过去的事儿就翻篇了。

1935年他卖了队友，以为能换一辈子荣华富贵；1949年他想骗组织，以为能再混个一官半职。

结果呢？

1951年11月，那颗迟到了16年的子弹，终究还是钻进了他的胸膛。这一枪，不光是为了还债，更是为了告诉所有人：背叛者，永远别想睡个安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