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古往今来，对中医临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东汉时期《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自此之后，伤寒学说独领风骚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时期，瘟疫盛行，很多医学家发现这些疾病的病因病机似乎与张仲景伤寒学说大相径庭，有着极其独特的部分，基于这种特殊情况，从明代开始，就有医学家吴又可开始认识到，用张仲景的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他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
在当时，吴又可可谓是第一个跟医圣张仲景叫板的人，他认为当时的瘟疫盛行，病因并不能按照传统的“外感六淫”（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来概定，于是他另辟蹊径，首创“疠气”学说，并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解说，无疑脱离了以前的病因学说，虽然在当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学说，但却是中医学术界寒冬里的一记响亮的春雷，振聋发聩！
这种疠气当然也是属于《黄帝内经》中所说的“虚邪贼风”，这种病邪侵犯人体主要是通过口鼻而入，伏匿于膜原，等待时机就会变生疾病。在吴又可所在的明朝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这种病邪侵袭人体会有一定的潜伏期，而且他还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病邪有极其强烈的传染性，并指出，“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吴又可认为，瘟疫秽浊毒邪伏于膜原，就需要采用开达膜原、辟秽化浊的治疗原则，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萌芽中，他创立了一个十分奇特的配方，这个配方的几味药联合在一起，能够起到开达膜原、辟秽化浊、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使秽浊得化、热毒得清、阴津得复，于是可令邪气溃散、速离膜原，也因此，这个方剂被称之为“达原饮”。
那么，达原饮究竟是何许方也？全方由“槟榔二钱（6g），厚朴一钱（3g），草果仁五分（1.5g），知母一钱（3g），芍药一钱（3g），黄芩一钱（3g），甘草五分（1.5g）”等七味药组成的。具体服用方法是将这些中药用两盅水，煎至八分的样子后，午后温服。
那么，达原饮的适应证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主要用于温疫或疟疾的邪伏膜原证，临床上常以憎寒壮热，或一日三次，或一日一次，发无定时，胸闷呕恶，头痛烦躁等主要症状，舌脉上，多以脉弦数，舌边深红、舌苔垢腻或苔白厚如积粉为辨脉要点。
那么，这个达原饮究竟在配伍上有什么奥秘呢？吴又可的用药原则可谓是奇妙得很，他居然用槟榔作为全方的君药，主要作用是辛散湿邪、化痰破结，能够使邪气快速奔溃。以厚朴、草果为臣药，其中厚朴芳香化浊、理气祛湿；草果辛香化浊、辟秽止呕、宣透伏邪。这三味药堪称直达膜原、逐邪外出的“铁三角”。
全方的君药和臣药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铁三角，但是光靠这三味药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温热疫毒邪气，最容易化火伤阴，于是就用到了白芍和知母这两味奇妙的中药，二药组合，可以清热滋阴，还可防止辛燥之药耗散阴液；再加上黄芩清热燥湿；白芍、知母、黄芩三味共为佐药。最后以甘草为使药，既可以清热解毒，又可以调和诸药。
达原饮这个配方中，最为奇妙的莫过于达原“铁三角”，槟榔疏蕴伏之邪，草果除秽浊之湿，厚朴破戾气之结，正如吴又可所说，“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由此可见，这三味药才是这个配方的点睛之笔，妙不可言。
由于达原饮的独特作用，现代常用于各种发热、疟疾、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脑炎、急性支气管肺炎、慢性荨麻疹、盗汗、便秘、淋证、失眠、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只要证属邪伏膜原的，可以辨证加减化裁使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达原饮对于病毒感染性发热，只要辨证属于湿热郁遏的，以此方为基础，加减化裁使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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