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揭秘：若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在苟坝红军将全军覆没！

1935年3月的一个深夜，贵州苟坝村。一个人提着马灯，独自走在泥泞的田埂上。

他刚刚在会上被罢免了职务，所有人都反对他，所有人都觉得他错了。但他还是决定，再试最后一次。

这一走，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遵义会议刚开完两个月，红军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

1935年1月中旬，遵义那栋灰砖白墙的小楼里，中央政治局开了三天会。毛泽东重新进入了常委会，王明那套"左"倾教条主义算是被扔到一边了。会议决议传达下去那天，贵州的天空飘着细雨，很多战士激动得哭了，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

但形势依然严峻。

蒋介石调集了四十万大军，从云南、四川、贵州几个方向包抄过来。中央红军只剩三万多人，装备差，弹药少，每天都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里找缝隙钻。

2月下旬，红军打了个大胜仗。

娄山关，那个黔北的险要关口，红军拿下了。紧接着二占遵义城，五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缴获了大批物资。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一下子起来了。

胜利有时候比失败更危险。

军中开始喊口号："再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都想着多打几场硬仗，好在川滇黔边区站住脚。这种情绪很快就酝酿出了一个计划——攻打打鼓新场。

3月4日，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目的是统一指挥，应对蒋介石的新部署。

这个前敌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只当了六天。

3月10日凌晨，一封"万急"电报送到了张闻天手里。

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理由很充分：那里驻扎着黔军一个师，战斗力不强；打鼓新场是黔北重镇，物资丰富；拿下来可以补充给养，还能为建立根据地打基础。

张闻天看完电报，立刻召集开会。

会议地点在苟坝村，一个离遵义五十公里的小山村。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都是中央和军队的核心人物。

会议从早上开到深夜。

大家情绪都很高。娄山关刚打完，部队正想着大干一场。朱德说，黔军好打，不像中央军那么难缠。张闻天也同意主动出击。其他人纷纷表态，都觉得这仗该打。

只有毛泽东反对。

他站起来，指着地图说：打鼓新场地形不利，周围敌军太多。滇军孙渡部三天就能赶到，川军郭勋祺旅也近在咫尺。红军一旦进攻，很容易被包了饺子。

没人听。

会议室里争论声越来越大。毛泽东越说越急，其他人却越听越不耐烦。在遵义战役大捷的氛围里，谁都觉得应该趁热打铁，多打胜仗。一个人的反对声音，在二十多个人的会场里，显得格外刺耳。

张闻天提议：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结果可想而知。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通过了。更糟糕的是，会议还表决撤销了毛泽东刚担任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

毛泽东走出会场，已经是深夜。苟坝村的春夜很冷，油菜花的香味在黑暗中飘散。他回到住处，躺下，又坐起来。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推演敌我态势图：打鼓新场四周，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动。中央军、川军、滇军，加起来七十多个团，有四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一旦被围住，根本跑不掉。

他必须再试一次。

子夜时分，毛泽东披上衣服，点亮了一盏马灯。

苟坝村没有路灯，田埂湿滑，他一个人提着灯，深一脚浅一脚往周恩来住处走。这条路有两里地，都是田间小道。马灯的光在黑暗中晃动，照出他孤独的身影。

敲开门，周恩来有些意外。

毛泽东开门见山：命令先别发，再想想。

他把理由又说了一遍，这次说得更细。打鼓新场的城墙有多高，碉堡有多坚固，周围敌军的调动路线，增援部队的行军时间，一条条摆出来。最关键的是：红军如果被堵在那里，退路就断了。

周恩来听着，表情慢慢变了。

他是负责军事的，对敌情本来就敏感。毛泽东这么一说，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决定先缓发命令，天亮后再开会讨论。

接着，他们一起去找朱德。

朱德的态度也转变了。三个人连夜研究情报，军委二局刚截获的敌方电报显示：滇军三个旅正向打鼓新场开进，川军也在调整部署。如果按原计划打，红军很可能陷入被动。

天亮了。

3月11日一早，会议继续开。这次气氛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新情报。

张闻天先表态：昨天考虑不周。

其他人也陆续转变了态度。会议最终决定：取消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救了红军。如果按原计划进攻，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合围，红军很可能被困在狭窄地带，损失惨重。党史资料后来评价：这次调整直接保存了红军主力，为后续行动留下了余地。

但会议没有就此结束。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指挥体制必须改。

他说得很直接：现在每个战斗行动都要二十多人开会决定，效率太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等大家讨论完，战机早就没了。必须成立一个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支持。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组长，但实际上，毛泽东成了核心决策者。

这个新三人团，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常委，协助周恩来管军事。但苟坝会议进一步落实了这个变化，让军事领导更集中、更高效。从此，毛泽东不再只是"帮助者"，而是有了实际的军事指挥权。

新三人团成立后，红军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迂回。

3月中下旬，四渡赤水战役打响。红军在川黔滇边境来回穿插，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把国民党军队搞得晕头转向。蒋介石调动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却始终抓不到红军主力。

4月下旬，红军兵临贵阳。

蒋介石当时就在贵阳督战，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吓坏了，赶紧命令滇军火速增援。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只要把滇军调出来，云南境内就空虚了。

红军主力突然转向，直插云南。先头部队一度推进到离昆明只有十五公里的地方，造成了要攻打昆明的假象。滇军慌忙回防，金沙江一线的防御力量就薄弱了。

红军立刻掉头北上，直奔金沙江。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速渡金沙江。红军分三路纵队，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向渡口奔袭。

5月3日到9日，七天七夜。

皎平渡口，六只小木船，三十七名船工。他们打破"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规矩，冒着生命危险，在暗流涌动的江面上日夜摆渡。红军三万多人，就靠这几只船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等国民党追兵赶到江边，红军早已毁船封江，远走高飞。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全被甩在了江南岸。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起苟坝会议，说得很清楚："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周恩来的记忆同样深刻。他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晚年的周恩来多次提到这段历史，强调一个观点：有时候真理就在少数人手里，甚至在一个人手里。苟坝会议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精髓——既要充分民主，也要正确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对，关键要看谁掌握了真理。

如果没有那盏马灯，如果没有那次深夜的说服，如果周恩来没有同意缓发命令，红军很可能在打鼓新场全军覆没。那样的话，中国革命的进程会被彻底改写。

苟坝那条两里长的田埂，后来被命名为"真理小道"。一盏马灯的微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从遵义到苟坝，从苟坝到金沙江，红军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这一切的转折点，就在那个春夜，就在那盏马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