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被赏赐的“都头”一职，放到现在是多大的官，远超寻常人！

景阳冈那头猛兽倒下后，阳谷县令满脸堆笑，让人把那一千贯赏钱抬到了武松跟前。

这会儿，武松做出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看傻了眼，哪怕是几百年后的人读到这一段，没准也会觉得这汉子脑子不开窍。

紧接着，他把那一千贯铜钱，一股脑儿全散给了那些被老虎折腾得苦不堪言的猎户们。

县令眼珠子一转，心里暗赞：这人功夫了得，居然还不爱财，当场拍板——钱既不要，那就赏你个官做，来当阳谷县的步兵都头。

这一下，武松没再推脱，二话不说，跪下磕头，把这顶官帽稳稳戴在了头上。

把到手的一千贯扔了，去县衙里当个“治安大队长”，这买卖究竟亏不亏？

咱们要是开了上帝视角，把账本摊开来细琢磨，你会发现武松这步棋，简直是精明到了骨子里。

这压根不是什么视金钱如粪土的高尚品格，说白了，这是一场冷静得可怕的生存博弈。

头一个，咱们得弄明白“一千贯”是个啥概念。

大伙儿印象里，一千贯似乎就是一千两白银，是一笔泼天富贵。

按现在的购买力算，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

可麻烦就在于“变现”和“运输”。

北宋那时候钱币乱得很。

四川虽然有了纸币交子，但中原这块儿，老百姓手里流通的还是铜钱。

那时候的一贯钱，分量足足有六斤四两。

一千贯得有多重？

六千多斤。

这下尴尬了。

武松是力气大，徒手能撕老虎，几百斤的石墩子能当球抛，可他毕竟不是大卡车。

让他一个人扛着三吨重的铜疙瘩上路，那是痴人说梦。

有人该说了，换成银子不行吗？

行倒是行。

按宋朝的行市，一千贯差不多能兑换一千两白银。

可就算变成了银子，那也得有一百斤重。

你想想看，一个刚把老虎打死、名声大噪的独行侠，背着一百斤真金白银在江湖上溜达，这跟在脑门上贴个“人傻钱多速来抢”的条子有啥区别？

再说了，这一千贯钱拿着也烫手。

知县话里话外透着底，这钱是“众猎户凑出来的”。

为啥要猎户凑？

因为老虎吃人，县令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抓不到就得挨板子、罚款。

这一千贯，实际上是压在阳谷县猎户头顶上的“买命钱”和“罚款”。

要是武松真把这钱揣兜里，他在阳谷县的人缘就算彻底臭了。

他会从一个“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瞬间变成一个“搜刮猎户血汗钱的外乡人”。

所以说，摆在武松面前的这一千贯，其实是一笔“带不走、扎手、还藏着巨大风险”的死账。

与其守着这笔死账去玩命，不如把它换成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本钱——人情和名望。

武松把钱散给猎户，这一手玩得太漂亮了。

猎户们本以为要破财消灾，结果老虎死了，罚款免了，交出去的钱还被恩人退回来了。

这种大悲大喜之下，他们对武松的感激那是掏心掏肺的。

眨眼功夫，武松在阳谷县不光有了“勇名”，更立起了“义名”。

这就是武松的第一层算盘：把没法变现的沉重包袱，置换成无形的社会声望。

再看他走的第二步棋，关于“都头”这个差事。

不少人看戏看多了，觉得“都头”是个多大的官。

其实在宋朝的官场里，这连“官”都算不上，顶多是个“吏”。

宋朝县这一级，真正由朝廷指派、吃皇粮的“官”，一般就只有知县、县丞（八品）、主簿（九品）这么几位。

至于都头、捕快、押司这些，属于“胥吏”。

让谁干全凭知县一句话，朝廷压根不管，也没个正式品级。

要是搁到现在，武松这个“阳谷县步兵都头”，大概齐相当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顺带兼着特警队教官。

这位置虽然不在正式编制内，但含金量那是相当高。

第一，手里握着合法的动武权力。

在古代，这可是稀缺货。

第二，有着极其稳定的“灰色油水”和福利。

虽说账面工资只够糊口，但作为县城的治安一把手，里头的实惠外人根本想象不到。

当然了，武松看重的绝不仅仅是这点油水。

咱们得翻翻武松的老底。

来阳谷县之前，武松过的是啥日子？

从小爹妈死得早，跟哥哥武大相依为命。

家里穷得叮当响，脾气又硬，信奉“拳头底下出真理”。

在清河县老家，没人敢惹他们哥俩，靠的就是武松那对砂锅大的拳头。

但这股子狠劲，是有代价的。

有回喝高了，武松跟人起争执，一拳把对方干趴下了。

他以为出了人命，吓得连夜跑路，躲到柴进庄上避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流亡日子，那是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过活。

虽说柴进是个大财主，但武松脾气臭，又爱酒后闹事，在庄子上很不受待见。

甚至连宋江刚去的时候，都差点因为踩了火锨柄跟武松干起来。

那是武松人生的谷底：没身份，没钱，背着官司，还染了一身疟疾。

直到后来听说那人没死，案子消了，他才敢踏上回家的路。

宋江临走送了他十几两银子，这点钱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

没这十几两银子，他就不可能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连干十八碗“透瓶香”，更不可能借着酒劲去闯那个鬼门关。

所以，当阳谷县令抛出“都头”这根橄榄枝时，武松眼里的不是一份工，而是一个“上岸”的良机。

从一个随时可能因为打架斗殴再次流浪的“江湖盲流”，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实权、人人敬畏的“执法者”。

这种身份的飞跃，比那一千贯带不走的铜钱，价值高出何止万倍。

再说，这决定背后还藏着个更深的心思：他的哥哥武大郎。

巧得很，武松刚当上都头，就在街头撞见了自己的亲哥。

这简直是老天爷安排好的。

试想一下，要是武松拿了一千贯钱走了，武大郎在阳谷县卖炊饼，照样是个被人欺负的“三寸丁谷树皮”。

可现在武松留下了，成了管全县治安的头头。

往后，谁还敢动武大郎一根指头？

就连西门庆这种在县里手眼通天的主儿，见了武大郎都得客客气气，甚至得想办法巴结。

这就是权力的护城河效应。

武松这笔账，算得门儿清：

路子A：拿一千贯钱（根本带不走），继续当个流浪的打虎英雄，哥哥接着被人欺负。

路子B：散财买名，接受招安，弄个合法身份，建立社会关系网，给哥哥撑起一把绝对的保护伞。

只要脑子没被老虎吓傻，是个正常人都会选B。

当然，这儿还有个技术性问题：武松凭啥能干死老虎？

不少人看影视剧，觉得这段太扯。

电视里的老虎都是东北虎，身长三米，体重六七百斤，站起来比姚明都高。

别说一个武松，就是来一个特种兵班，赤手空拳上去也是送人头。

但咱们得尊重地理常识。

北宋的地盘主要在中原。

阳谷县在今天的山东聊城那一带，属于中原腹地。

在那个年月，这片林子里出没的老虎，大概率是华南虎。

华南虎的块头比东北虎小多了，公老虎体重一般在300斤上下，大概相当于两个成年壮汉的份量。

当然了，300斤的猛兽照样能要人命。

它的爆发力、咬合力和爪子的杀伤力，依然是人类没法正面对抗的。

武松能赢，其实运气占了大头。

首先是酒。

十八碗米酒，虽说度数比不上现在的白酒，但后劲足。

酒精起了大作用，既麻醉了痛感，又把肾上腺素给激出来了。

再一个，就是那个关键的失误。

武松第一棒打在树杈上，哨棒折了。

要是棒子没断，武松搞不好会继续试着用武器格斗，大概率会被老虎扑倒咬死。

棒子断了，逼得他只能近身肉搏。

而在贴身缠斗里，华南虎体型偏小的“短板”反倒给了武松机会。

武松死死按住虎头，让老虎的爪牙施展不开，然后用他那双“平时打架练出来”的铁拳，在这个只能拼死劲的死角里，硬生生把老虎给锤死了。

这是一场赢面极小的赌博。

但赢了之后，武松没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心里明镜似的，这种运气没法复制。

要是扛着一千贯钱的路上，再碰上一伙强盗，或者再遇上一只老虎，他未必还有这好命。

所以，在这场关乎财富、名声和生存的博弈里，武松做出了教科书级别的选择。

他用一笔根本带不走的钱，换来了全县百姓的拥戴，换来了一身官服，也换来了兄弟团聚的短暂安宁。

虽说这官职不大，虽说这安宁最后还是被潘金莲和西门庆打破了，但在当时当刻，这是武松手里能抓出的最好的一副牌。

所有的“视金钱如粪土”，背后往往都是更长远的利益考量。

武松是个粗人，但他绝不是个糊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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