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张力与温度

宋宝伟。

□宋宝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全勇先的小说《秘密》高度还原二十世纪3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大地之上的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场，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抗日先烈们英勇不屈、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同时小说用充满温度的目光与情怀书写在残酷战争环境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小说《秘密》混合着两种叙事，一种是英雄叙事，一种是平民叙事，这两种叙事共同构成小说的多维视角。毫无疑问，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是以赵一曼烈士被捕后英勇就义的过程为基本框架，表现赵一曼烈士的生活化侧面。小说没有直接描写赵一曼烈士在敌人的严酷刑罚下如何的坚贞不屈，而是用大量篇幅刻画赵一曼在医院疗伤过程中的生活化细节，譬如读书、剪指甲、聊天等看似与惯常理解的英雄形象毫无关联的生活情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身形瘦弱、为人和气、温文尔雅的“大小姐”形象。作家有意选择这种“旁观者”客观化视角，还原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生活化的一面，为后面英雄形象的跃然而出作了足够多的细节铺垫。同样，对协助赵一曼逃离虎口的两位英雄——董警士和韩护士，作者依然没有将他们进行“脸谱化”塑造，相反却一再描写董警士的“冷酷无情”以及董警士与韩护士二人之间的“矛盾”，这与后面两人的英勇行为构成强烈的反差，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改变惯常的“理念化”塑造手法，对抗日英雄进行一种平民化塑造，不刻意凸显英雄的地位，这种平民叙事将故事中的人物放在统一的视角下，书写人物在民族存亡和个人生死的抉择中的命运沉浮。小说描写了很多人物，尤其是作为叙述者的纪德荣以及冬妮、弟弟德明等，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却又被滚滚洪流抛置于历史之外，身处其中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劫后余生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却也令人感到一丝宽慰。

小说《秘密》采用近乎“口述史”的描写方式还原一段东北抗联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这种叙事方式将历史的纪实性和文学虚构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中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文学虚构的纵横捭阖预留下足够的书写空间。小说叙述者纪德荣兼具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两种“身份”。作为“见证者”见证和记述着赵一曼烈士等英勇无畏的抗日历史，使小说的叙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同时，他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承受着民族的劫难和历史的戕害，他的遭遇让人们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深陷历史漩涡中的无力感和命运的荒诞感。小说通过真实的历史材料，譬如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两封信，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纪实性”特征，艺术性地深化了“见证”的效果。作家通过虚构笔下人物在面对民族、正义、家庭、生存、死亡等诸多问题时的心理真实，同样高度还原了历史现场中被历史裹挟着的人们那种抗争、挣扎到被迫接受命运安排的心路历程。小说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紧密结合，作家努力调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虚构。一般的文学作品，作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自由虚构，而《秘密》这部小说的文学虚构是在历史真实的制约下完成的，因而小说是严肃的且不失艺术性的。

历史是冷酷无情的，但历史书写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全勇先以“实证主义”精神在小说中高度还原历史现场，不仅有历史事件的真实，还有许多历史细节也高度具象化，在这些具体可感的细节中蕴含着作家温润的情怀。历史往往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它告诉我们的“历史”多是规律、事实甚至简化为文字材料和器物，而人的生活往往是缺席的。小说恰恰填补了历史的某些空白，将冰冷的历史赋予生活的温度和人性的温暖，使历史变得更丰满、更真实。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小说《秘密》中有三四十年代哈尔滨市民生活和城市历史的真实再现，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关怀。作为文学单单还原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讲究情怀，小说补足了历史所缺乏的生活肌理和脉络，更应该为历史增加温度。文学打动人心，不仅在于作家的胸襟和气度，还有作家赋予小说的浓浓情怀，它让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再是超时空的冷眼旁观者，而是化身为与历史同呼吸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唯其如此，历史才能真正鲜活起来，方能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