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连发10篇“金轩”署名文章，背后深意值得高度重视

攥紧我们的王牌。

文 | 华商韬略 陈斯文

从芯片到算力，从算力到AI大模型，从工业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从深海到深空；从人造太阳到量子计算……中国科创正气象万千，中国新质生产力正引领中国经济加速高质量进程。

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署名为“金轩”的系列文章，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作了总结和解读，事实上也是对此作了回答：

这有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勃发，也更有赖于国家的产业蓝图规划和支撑、引领。这是市场的力量，更是政府在科学统筹、组织协调和资源保障上关键性、主导性作用的发挥。

长期以来，都有一种声音认为，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且只能是企业家和市场的产物，甚至因此批评政府的产业政策，认为政府政策是长官意志，脱离实际，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国科创驱动的中国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科创与产业竞争的坚定步伐和蓬勃生机，给了这种声音最直接有力的否定性回击。

【01 擘划蓝图， 有为政府】

中国科创的崛起，绝非仅靠几朵技术突破的火花。它的本质，是一场涉及技术革命、要素重置和产业跃迁的系统工程。

市场善于在已知的赛道内竞速，但当全球科技竞争步入“无人区”，便需要定义未来的战略雄心与开辟新局的非凡魄力。

政府在这时扮演的角色，常常是绘制未知地图的“引航员”。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擘画的数字经济蓝图，到对国家实验室体系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空前强化；从“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夏大地上构建的数字动脉，到对量子信息、脑科学、深空深海的前瞻部署……

这一切，并非市场的自发选择，而是政府对于历史机遇的精准把握。它如同雾中灯塔，引领着万千创新主体的方向，将分散的企业家精神，汇聚成征服星辰大海的国家力量。

真正的原始创新，从来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漫长的沉默期，市场资本在此往往望而却步。

此时，政府往往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战略性的“耐心资本”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注入最初的生机。

从早期投入集成电路大基金，以撬动整个芯片产业，到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对商业航天企业“第一枚火箭”的坚定订单支持，到对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战略投入。

政府并未追求立竿见影的财务回报，而是追求产业链的安全自主与未来产业的主导权。“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正是跨越创新“死亡之谷”的最坚实桥梁。

真正的创新，尤其是从“0到1”的原始突破，从不诞生于真空。它需要一片由顶尖人才、前沿知识、宽容试错和长期资本共同构成的沃土。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面对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时，常常会“失灵”。

此时，政府又会成为至关重要的“首席孵化官”。

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全球竞争早已超越企业间的“算法赛跑”，演变为国家间基础设施与生态体系的角力。中国前瞻性地布局了“东数西算”这一国家工程，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等能源富集地，打造了拥有超200万标准机架、智算占比超90%的“草原云谷”。

▲图源：乌兰察布云

这不仅解决了东部地区算力紧张的燃眉之急，更以国家级的资源调度，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数字地基”。

正是有了这样的国家底座，无数AI创业公司才能轻装上阵，专注于算法与应用创新，最终形成了如今超过万亿元的庞大产业规模。

中国科创的繁荣，绝非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技术群、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更高维度上的融合共生。市场机制擅长微观激励，却难以自发完成如此宏大的系统集成。

这时，政府往往会承担起“创新红娘”与“超级链长”的职责。

由工信部牵头的新能源汽车“链长制”，协调了电池、电机、芯片、材料等数百家核心企业协同攻关；在各省的“揭榜挂帅”大会上，高校墙内的尖端论文，精准对接着工厂车间里的真实痛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从地理相邻走向创新协同，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政府在这里绝不是简单的管理者，而是最顶级的系统工程师，致力于拆除阻碍要素流动的“篱笆墙”，铺设促进知识溢出的“高速路”，将创新的涓涓细流，汇集成不可阻挡的产业洪流。

任何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天地，最险的一关莫过于“市场的惊险一跃”。此时，政府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更是初始需求的创造者和关键应用的“首购者”。

北京亦庄、上海嘉定等地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为无人驾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现实考场”；对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采购与推广，为高端制造扫清了市场认同的最初障碍；从“金太阳”工程到全域光伏推进，政府主导的绿色能源应用场景，直接催生并壮大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光伏与风电产业。

“以场景促研发，以应用带产业”的智慧，意味着政府不仅播种，还负责耕耘最初的田野，不仅鼓励造船，还主动开辟最初的航路。它以前瞻性的公共需求，为新技术的成熟与迭代，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窗口与信任背书。

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创革命中，动力绝非市场力量的单一魔法，它源于一个有为政府，将规划师的高瞻远瞩、投资人的躬身入局、协调员的穿针引线、首购者的需求开创融于一体，最终打造出的现代治理体系。

因此，当我们在赞叹中国人工智能的百花齐放、新能源车的换道超车、深海深空的不断探索时，不应只看到舞台上企业家的卓越演出，更要看到政府为之搭建的宏伟舞台、铺设的坚固轨道以及营造的鼓励创新的大氛围。

【02 双管齐下，向高创新】

2月9日上午，在考察了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加快解决突出短板问题，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历史不断印证，从“两弹一星”的惊天动地，到高铁、特高压的纵横神州，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的集群迸发，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已升华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系统创新。

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无不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通过政策、资金和法律等手段，强力塑造本国产业的未来。

一些声音常将美国、日本的创新活力简单归功于“自由市场”，这实则是选择性忽视了历史。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为了发展装备制造业，就连续实施了五个《临时振兴法》，甚至规定只允许进口一台（套）样机。

由此，“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日本模式，就此形成。

70年代，日本为了追赶美国半导体产业，由通产省牵头，联合日立、富士通、NEC、三菱和东芝五家公司，制定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一举成就了日本半导体产业80年代的霸主地位。

而纵观美国科技霸权的奠基史，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远比想象中深刻而有力。

从奠定互联网基础的“阿帕网”（ARPANET），到全球定位系统（GPS），再到引发页岩气革命的早期勘探技术。

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其“从0到1”的关键突破，无一不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能源部等政府机构，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使命为由，进行长期、高强度、高风险投资的结果。

美国政府通过研发合同、采购订单和税收激励，深度塑造了半导体、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的早期格局。

即便在今天，面对新一轮科技竞争，美国的产业政策非但没有隐退，反而更加直白和有力。《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巨额补贴以重塑本土半导体制造，清洁能源领域的税收抵免政策旨在引导绿色投资回流。

这些举措清晰表明，美国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强化政府在关键赛道上的战略干预。两党在“必须增加联邦科研投入以保持领先”上形成的共识，正是对国家力量核心作用的再确认。

因此，以政策为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乃至于由政府主导直接下场发展重大科技项目，美国如此，日本如此，中国也同样如此，必须如此。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中国的科创事业，是一条自觉将“有为政府”的战略视野、组织能力，与“有效市场”的灵敏触觉、效率优势相结合的路径。它不神化任何单一力量，而是致力于寻求“两只手”的最佳握姿，形成推动复杂系统升级的合力。

当我们赞叹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深海深空等领域不断涌现的“单点突破”时，更应看到支撑这些突破的“系统能力”。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创新体系提升整体创新效能，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深厚的底气。它如同一张攥在自己手中的“王牌”，帮助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中，不仅作为参与者，更努力成为关键领域的重要定义者和引领者。

这张王牌所蕴含的力量，必将牵引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向新而行，向高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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