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炮台与中国奸细

来源：《1901，帝国的背影》作者：王树增

从中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从这里到达北京的直线距离仅一百五十公里。

　　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开始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四座炮台分别建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炮台上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火炮性能优良，技术先进，炮弹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标尺、高低、方向等火炮击中目标的必备技术参数——编者注），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

　　至少在那个年代，大沽口要塞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六月十日，云集在渤海海面上的各国海军军官与北京的公使们失去了联系。

　　十四日，他们又与正向北京进发的西摩尔的联军失去了联系。

　　在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里，在海面上的英军“露西亚”号军舰上。激烈的辩论同时在猜疑和惶恐的气氛里开始了：是否立即强行夺取大沽口?是否要占领这个国家的都城?

　　领事们的辩论分成两派，即缓占派和速占派。缓占派主张最好使用和平的方式，至少暂缓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开战，就等于宣布了每个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死刑。而速占派的观点是，现在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类：传教士、西摩尔的联军、北京的外国侨民和天津的外国侨民。如果延迟行动，就无法为西摩尔的联军打开通路，更无法“代替”大清政府围剿义和团。那么，所有的外国人必会遭遇灭顶之灾——“不夺大沽，等于自杀!”

　　“露西亚”号军舰上的海军军官们决定，通知大清帝国驻津总督与大沽炮台司令官，要求交出炮台暂为联军使用，最后期限为十七日凌晨二时整。

　　大沽炮台守军司令罗荣光，时年六十六岁，字耀庭，湖南乾州厅(今吉首市)人。咸丰初年，以武童投效曾国藩，参加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屡屡得到升迁。不久前，他又接到升迁的命令，被授予喀什葛尔提督。作为汉族军官，这是可以被朝廷任命的地方武职的最高职位了。但是，因为大沽口面临的紧张局势，罗荣光还没有来得及去上任。

　　十六日晚，一个闷热的夏夜。

　　联军已经做好了攻击炮台的一切战斗准备：一千六百多名俄国官兵悄悄进入了海河河口；三百多名日本官兵未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塘沽火车站；二百五十名法国官兵正向军粮城方向移动，以截断帝国陆军向大沽口炮台增援的通道；九百多名英、日、德、法、意、俄联军已埋伏在西北炮台的侧后等待冲击的命令。另外，大沽口外的海面上，联军的战舰已全部完成战斗部署：十艘舰艇进入内河；两艘贴北岸靠近塘沽火车站，准备收容侨民；两艘在内河中央停泊，负责保护海关和营救战斗伤亡人员；两艘靠近下游的清军水雷营，负责监视北洋海军的行动；另外四艘部署在北炮台河流的拐弯处，以便与埋伏好的水兵一起对大沽炮台实施南北夹攻。另外的二十二艘军舰由于吃水问题不能进入内河，它们全部停泊在河口外，成梯次配置，准备以强大的舰炮火力压制帝国的海岸炮火，掩护海军陆战队员的作战。

　　深夜，海河河口深深地陷在北方的黑暗之中。

　　凌晨零时五十分，一声炮响划破寂静。

　　炮声一响，清军的海岸大炮立即还击。

　　几乎是同时，双方的大炮开始了最猛烈的射击。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炮战，上百门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炮口喷出的火光映红了荒凉的海岸。内河河面上、近海海面上、陆地的田垄中和高大的炮台四周，泥土飞溅，硝烟升腾，火光冲天。

　清军守军斗志高昂， 在清军岸炮的猛烈射击下，首先受到重创的联军军舰是美国的“莫诺卡西”号和俄国的“高丽芝”号。

　　清军的第一轮炮火战果明显，但是接下来，反而是联军打向炮台的炮弹落点精确。清军夜间发射技术低，军舰又是水面上的游动目标，这使命中率大大打了折扣。而联军早在两个月前就派侦察兵对大沽炮台进行了详细侦察和勘测，炮台是固定目标，射击诸元早已经过反复计算。

　　这时，发生了一件严重伤害清军士气的事：帝国精锐的北洋水师的鱼雷舰艇被联军俘虏了，战斗开始以后，帝国海军舰队官兵接到的是这样一道令他们不可理解的命令：不准出击，不准开炮。

　　命令下达者是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

　　叶祖珪，帝国海军中一名英雄般的战将。在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他是北洋海军中军总兵兼“靖远”号管带，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以至青史留名。他想到的不是罗荣光派人给他送来的情报以及战斗打响后大沽炮台所承受的压力，他知道如果北洋海军舰队出击，联军的军舰将处于两面受到夹击的状态，战斗的胜负几乎不用预想。可是，值此军情紧急之际，他偏偏想到的是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他虽然在战斗中舍生忘死，但是，因为威海卫的陷落和“靖远”号被击沉，他受到革职处分，直到去年才官复原职。这个帝国官员由此明白了一个听上去荒唐、但在官场上屡试不爽的逻辑：战则无功，败则无过。

　　于是，在整个大沽炮台发生战斗的时候，北洋水师舰队一直停靠在一边观战。

　　消除了帝国海军的威胁，联军对炮台开始了猛烈攻击。

　　事先埋伏在西北炮台侧后的联军强攻部队，由八百名各国官兵组成，分三路散兵线前进。当前进到距西北炮台五百米左右的时候，被清军炮台守军发现，他们立即遭到炮火阻击，被迫停止前进。这是十七日早晨四点的时候，联军官兵趴在昏暗的旷野上，忍受着猛烈的炮火打击，伤亡大量出现。

　　突然，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声音轰然响起。接着，在清军炮台方向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声音之大，火球之烈，令混乱的战场一瞬间寂静下来，双方所有的射击都停止了，因为双方的官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大沽海岸在向天空翻卷而去的黑烟中惊呆了—— 一发来自法国“狮子”号军舰上的炮弹，击中了清军炮台后面的弹药库。

　　这是一发致命的炮弹。

　　爆炸声刚落，联军的强攻恢复了。

　　联军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南炮台。巨大规模的炮战重新开始。但是，南炮台的弹药库也中弹爆炸，在帝国炮兵弹药已尽的时候，联军从侧后的强攻步步逼近。

　　罗荣光跪在炮台上，向着帝国都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此天命，吾死时至也。”

　　六时三分，大沽口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 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占领大沽口，沿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

　　他们对周围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搜寻，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的时候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正准备撤退的联军官兵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中国史书里用兴奋的词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国人的纪念，在帝国那段苦难的时光里唯一可以被称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袭击一开始，车站上的联军立即感到这次袭击与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清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

　　清军是刚刚从京城开来的甘军，人数约三千。

　　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义和团的人群，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着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新式的枪支、土制的大刀、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射击，绕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战状态。帝国的骑兵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洋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已经架设完毕，机枪的扫射给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清军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清军步兵成为前锋。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的退却结束。

　　双方的阵亡统计是：中国军民阵亡约五百人，联军阵亡六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迟疑，命令部队乘火车撤退至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他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十九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

　　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五十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四只小船，船上载满辎重和伤员，其余的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带给联军的恐惧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村庄，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魂飞魄散的鬼门关。在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不定什么时候那里面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形进行抵抗。

　　清军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在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奇怪的是，清军再也没有发起过一次直接的冲击，他们采用的是与义和团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停下来阻击的时候，清军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清军的炮兵阵地发起冲击，清军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他们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次发射炮弹。

　　接近天津城的时候，联军遇到了一个挡在退路上的军事要塞：西沽武器库。西摩尔命令部队绕行，想尽量避免与帝国军队发生战斗。但是，当联军沿着武器库围墙外面的河道顺流而下时，他们被发现了。两个“穿红裤子、扎红腰带、缠红头巾”的中国人突然从武器库大门走出来，站在河岸上喊：

　　“干什么的?”

　　联军的前锋是美国士兵。慌张的美国人中有个会说中国话的下层军官，竟然如此直率地回答：“外国人，到天津去!”

　　两个中国人说：“好的!”

　　接着，就开了枪。

　　原来，帝国在天津地区最大的武器库，目前竟由义和团的农民把守着。当联军的船只暴露在义和团的火力下时，除了强攻之外，联军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一个英国军官后来回忆：“如果我们面前不是义和团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在火力掩护下，英国少校钟斯通率领海军陆战队开始强行冲击。而西摩尔亲自带领另一支部队从下游过河，试图包抄武器库的后门。武器库里的义和团有几千人，但是，他们都是刚刚收完麦子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过战斗的经历，甚至连枪都不会使。在联军的前后夹击下，原本以为坚固无比的武器库竟然被打开了，尤其是联军把武器库的一座角楼轰塌之后，义和团完全丧失了抵抗力量，农民们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四处逃散。一大群义和团的农民被联军抓住，立即被枪决于武器库的围墙之下。

　　西摩尔巡视了这座武器库，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四周修建有坚固的外围工事，不但是一个理想的堡垒，而且里面武器弹药充足，可以保障官兵们的生命安全。特别是，武器库里竟然存有一些中国大米，还有大量的空闲房间可以安置伤员。这一切，都是疲惫之极的联军急切需要的。

　　西摩尔决定不再撤退，在这里坚守到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队到达。

　　义和团被赶出武器库后不久，一万多名清军官兵到达，并开始对丢失的武器库进行反击。这是驻守在天津的聂士成的部队。这座武器库属于他们的防守范围，现在丢失了，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聂士成部的攻击是坚决的，两个小时之后，清军占领了武器库的全部外围工事。最后，围墙的又一角被攻破，这次是联军退守到库内的营房里。　

　联军伤亡已达二百多人。

　　武器库中央有一块空地，成了埋葬联军官兵的墓地。

　　帝国军队有一门巨炮，是一门德国制造的远射程炮，联军的火炮无法压制住它，因此联军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昼夜不停地往武器库里发射炮弹，联军的伤亡大多都是因为它。

　　为了与天津的联军取得联系以得到增援，西摩尔亲自挑选了一百名突击队员，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突击出去，把这里的信息带到天津的联军指挥部。但是，这支突击队刚刚冲出去几步远，立即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突击队在强行前进的时候，清楚地暴露出他们是人数不多的“一小队洋鬼子”，于是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围攻，最后不得不撤回武器库。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奇怪的是，前来接应的联军，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阻击——“除了过一座桥的时候，与帝国的军队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军阵地均一枪未放。”

　　那么，天津的联军是如何知道西摩尔的位置的呢?

　　还是一个中国人。

　　西摩尔组织突击队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军上校，命令他把自己忠实的仆人贡献出来。这个忠实的仆人是一个中国人。西摩尔拍着他的肩膀，做了一番重奖的许诺，并亲自把这个中国人送到武器库的大门口。这个中国人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尔的信件吞到肚子里，然后称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商人。不知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中国人的谎话，把他释放了。这个中国人，不但完成了一百名联军官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将西摩尔的消息送到了天津联军指挥部，并且还为濒临覆灭的西摩尔的联军带来了两千五百名英军和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