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纵横未逢敌手，解放初的飞车大盗，最后却栽在了羊城（十）

大结局。

而警察之所以下车步行，是因为通往鸣鼓巷有一座木桥，只有三尺宽，吉普车是过不去的。事后想来，也幸亏这座木桥，才使刑警撞上了好运。

三刑警过了木桥，进了鸣鼓巷，这是一条狭窄幽深的小巷，两侧住家那斑驳的砖墙上长满了青苔。三人在巷口一打听，得知“老高粱”在巷尾倒数第三家。三人相视而笑，说这真映了那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

　　“老高粱”是一家前店铺后作坊格局的自产自销的铺子，除了出售七八种自酿的各类酒，也卖油盐酱醋，以及酱菜。进门是一个不大的院子，穿过院子便是店堂了。店堂里，坐着两个男子，正喝茶聊天。见便衣刑警出现，其中一个显然是老板身份的老者以为是顾客临门，站起来迎到柜台前：“三位同志，想买什么？”

　　走在头里的老王忽然指着另一个男子喝问：“你是什么人？”

　　不能不佩服老王那双眼睛，这个男子竟然就是劫匪，喝问之下，那人一跃而起，拔腿就往后面逃。三刑警二话不说，拔枪在手，跳过柜台，跟着追了进去。“老高粱”后面有一大块空地，那是生产作坊，再往后就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劫匪逃到河边，正要往水里跳的时候，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了他的左腿，立时倒地就擒。

　　刑警立刻给他包扎止血，三人抬着他往外走过木桥时，不禁暗道“侥幸”：如果小吉普能够开进巷子的话，这家伙早就闻声而遁了。专案组先把劫匪送进医院检查治疗，然后才押回驻地分局讯问。

　　讯问进行得很顺利：劫匪名叫钮裕钊，果然是蒙古族人，原名叫格力乐。一问其职业，在场的最早参加专案侦查的三刑警之一金永丰盯着劫匪的脸仔细一看，不禁失声道：“原来是你!”

　　原来大约一个月之前，金永丰那码头工人出身的老爸老风湿发作，疼痛难忍。有位老伙伴来看他时对金永丰说：逢源区有一位专治风湿病的“蒙医”，据说效果不错的，你可以带你爸去请他看看。金永丰于是就借了辆载货的三轮车，放了张竹椅把老爸载上，和弟弟两个蹬车前往逢源区。一路打听，最后终于在一条名叫“恩源坊”的小巷子里找到了这位“蒙医”。

小诊所门口墙上还写着“蒙医格力乐，专治风湿”的字样。进门后，接待他们的正是眼前这个劫匪。此人用了他自制的膏药，又吃了据说是用祖传秘方配制的丸药，半个月后病情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治。金永丰做梦没有想到，那位看病的“蒙医”竟然就是专案组大费周折方才缉拿到案的飞车大盗。

那么，钮裕钊放着好好一份医生工作不做，干嘛偏偏要做大盗呢？这要钮裕钊自己说了。先看一下这个身手不凡、掌握多种技能的家伙的简历：

格力乐，四十年前出生于霍林郭勒一个富裕牧民家庭，自幼嗜骑马，练就了出色的骑术和驯马本领。十七岁随父亲到张家口经商，结识了当地驻军的一名军官，这个军官有一辆摩托车，钮裕钊学着骑了没几天就已经十分娴熟。于是，他那商人老爸就托人从北平给儿子买了一辆二手德国造摩托车。钮裕钊的高超车技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后来，钮裕钊的老爸因为生意上的纠纷被人暗杀，商号同时被焚。那时，钮裕钊已经二十一岁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发誓要报仇雪恨。为此，他设法买了一支手枪和大量子弹，跑到草原上苦练了整整一年。当时，仇人已经去了天津。钮裕钊便前往天津，于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把仇人一家八口全部杀害。

　　报了仇之后，钮裕钊逃到了武汉，隐瞒了蒙古族身份，变成了口外来的汉族人。他在武汉为谋生做过多份工作，其中一份就是拉了半年当时被称为“洋车”的黄包车；还在一个马戏团表演了两年马术。抗战爆发，武汉沦陷，钮裕钊又恢复了蒙古族身份。

先是无师自通地做了几年“蒙医”，后来看看做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钮裕钊就穿着蒙古族服装前往日军宪兵队要求“效命”，宪兵队测试了他的技能后，决定录用他，让其当了一名便衣特务。钮裕钊便很卖力地时而蒙古族时而汉族，时而商人时而医生时而马戏演员，甚至还装扮过一段时间的邮电局送报(电报)员，积极地为日本宪兵队收集情报。

　　抗战胜利后，钮裕钊看看在武汉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国民党肯定要请他进大牢，弄不好还有可能以汉奸罪给他枪毙了，于是就南下广州。广州地面上也在惩办汉奸，钮裕钊生怕待着不牢靠，就去了香港。他想以行医谋生，但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没有行医资格证书是没有资格挂牌开张。没办法，只好当了一名苦力。苦力的日子不好过，过了一段时间，钮裕钊听说内地惩办汉奸的风头已经过去，于是就决定返回广州。临离开香港时，他以这次在广州作案的形式抢劫了黄包车、三轮车连续作案六起，弄得一笔钱财后逃到了广州。

　　钮裕钊二次来到广州，用在香港作案所得的赃款，在逢源区思源坊购买了房子，还原了蒙古族身份，以“专治风湿”的“蒙医”名义对外行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对于中医业采取只说得出师傅是谁，其他民族的医术比如“藏医”、“苗医”、“蒙医”等也享受同样待遇。无需行医资格证，因此，钮裕钊的挂牌没有受到阻止。

广州解放后，他这家只有一个医务人员的小小诊所同样被人民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成为合法经营者了。但钮裕钊并未松一口气，因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对于自己以往所犯下的那些事儿是否能够逃过人民政府的追查缺乏信心。无论政府一直都在追查汉奸，无论是天津的杀人案还是武汉的汉奸案，都足可判处死刑。

因此，钮裕钊反复考虑后，决定逃离广州。去哪里？先去香港，到了香港再视情而定。刚从香港逃来广州时，钮裕钊曾担心香港警察会顺藤摸瓜追踪到广州来缉拿他这个抢劫犯，为此他特地订了一份香港报纸，天天看报，发现香港警方对于他所作的那几起抢劫案早已不闻不问了。所以，钮裕钊相信他这会儿逃到香港去可以落脚。

鉴于香港没有资格证，不能做什么“蒙医”，得另外找份职业，他就打算开家蒙古风味的餐馆。开餐馆需要资金，钮裕钊行医谋生所得吃吃喝喝收支正好持平，没有积蓄。所以，出逃之前先得筹集一大笔资金。这样，钮裕钊就决定把他以前在香港做过的事儿复制一遍。于是，广州地面上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抢劫、盗窃黄包车、三轮车、摩托车和马匹以及以此作为作案工具的抢劫案件。

　　钮裕钊当初购房时之所以选择逢源区这边，就是因为“老高粱”。他原本就嗜酒，酒量极好。他认为既然以“蒙医”名义对外营业，那就要给登门求医的病人一个彻彻底底的蒙古族人印象，所以，酒是少不了的。广州的蒙古族人喝酒只喝“老高粱”，所以他也就喝“老高粱”。为沽酒方便，钮裕钊干脆住到了距鸣鼓巷仅一箭之地的思源坊。

　　钮裕钊经常去打酒，跟“老高粱”的店主很熟。每次去打酒时就会在店堂里坐一会儿，喝喝茶，聊聊天。今天是他跟店主的最后一次聊天。对于钮裕钊的司法处理时间稍稍长了些，因为司法机关需要北上张家口、天津、武汉核查钮裕钊交代的内容，所以该案一直到1950年底才作出判决：依法判处钮裕钊死刑，立即执行。

从明天推出《刀锋下的暗战：军统暗线蛰伏多年，一击便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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