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林颐
刘震云新作《咸的玩笑》面世,阅读它,让我再次体会到了读《一句顶一万句》时那种“熟人伦理社会”里的现代人的精神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的核心,围绕着杨百顺、巧玲、牛爱国三代人对“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心话的追寻。几个家庭的婚姻都不幸福,几对夫妻都不“同频”,人们试图向外部寻找能“说话”的人,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落在周围人们的“说话”里。人这一生,都在寻找能“说上话”的另一个人,但如何实现呢?
《咸的玩笑》的主角叫杜太白。起初因为有学问,在学校里杜太白如鱼得水。一次醉后的“学术”交锋,由口角导致了斗殴,杜太白被学校辞退,他凭借口才成为有名气的红白喜事主持人,又因为醉后不慎的荒唐举止,被有心人拍摄放到网上而成为群众的狂欢,他一步步沦落,做小贩也不可得,终究成了这城里人们眼中的“笑话”,他仿佛祥林嫂试图向人们分辩,可是,有谁是他的知心人呢?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描写人物的渴望是掩藏在内心的、不为人所知的,小说侧重描写内在的追求,那么,《咸的玩笑》强调的就是来自外部的“说话”的压力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杜太白每一次职业身份的转换都出于生活的急转弯,也伴随着他的话语权不断失去,他努力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但周围人们用“玩笑”不断消解他的人格。
延津是一座小城,城里的生活匮乏无趣,无所事事的人们乐于看别人的笑话,讲别人的笑话。“人语嘁嘈,唼呷有声,好一个快乐的世界。都说人爱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这是往笑话上撒盐;往笑话上撒盐,比往伤口上撒盐还蜇人呀,还让撒盐的人快乐呀。”还有什么比观看、议论一个原先冠冕堂皇的、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一路丢盔弃甲更快乐的呢?
刘震云把《咸的玩笑》写成了带有魔幻现实色彩的生活喜剧。书中的很多情节:李商隐写《无题》时,李夫人究竟活着还是过世了,这个问题竟然引发了杜太白与校长曹五车的大打出手;曝光杜太白的知名大V“赤脚大仙”其实是个修鞋匠,那些文章其实是藏在网络里的“枪手”对杜太白的打击报复。书里有一只聪明的小白鼠“阿基米德”,它像哲人一样思考,像魏晋名士一样耽溺酒精带来的快乐,还有小说结尾时,杜太白在幻觉中出现的黑猪,那只童年时冲向枯井自杀的黑猪,竟然化身成了凤凰,对杜太白吐露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道理。所有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这种魔幻的叙事,一本正经地荒唐可笑,充分呈现了熟人伦理社会的荒诞性。
“杜太白”的名字是“杜甫”与“李白”的叠加,他原名杜有财,来自于他那位暴力狂父亲的命名。一生都在摆脱原生家庭的杜太白,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却也难以处理自己与儿子、女儿的关系。这位原本很擅长于“说话”的杜太白先生,随口就是金句,信手就是文章,似是而非的哲理,讳莫如深的搬弄,他的这些“说话”也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成分。刘震云用戏谑的语言嘲弄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迷恋。
《一句顶一万句》《咸的玩笑》都聚焦于对“说话”的渴求与恐惧,但在语言的功能定位、伦理冲突的呈现方式与精神内核上,又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双重镜像。在“熟人社会”里,说话的本质不是为了沟通,而是权衡利弊后的表态:对无关紧要的人,话到嘴边留半句;对有利可图的人,捡好听的说;如果牵涉自己的利益,要么挑拨离间,要么转移矛盾,要么颠倒黑白,要么真假参半;或者是隔阂的屏障、人情的枷锁、冲突的制造、矛盾的激化。两部作品都是对中国式“熟人社会”的有力剖析,杨百顺和杜太白的孤独,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对于个体精神需求的集体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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