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赵 灿
这些年，我翻译的《乔布斯传》《我看见的世界》《纳瓦尔宝典》等图书受到读者欢迎。它们被选择和阅读，背后指向的，正是当下读者的精神需求。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被技术浪潮不断推着向前，渴望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寻找自身安放的位置。无论是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对个人成长的探寻，还是对复杂现实的系统性认知，这些都需要在阅读中获得回应。而翻译，正是让这些思想跨越语言和文化、与更多读者相遇的重要路径。
在自传《我看见的世界》开篇，人工智能领军人物、华裔科学家李飞飞讲述自己从一家酒店出发，参加一场攸关事业前景的活动。酒店大堂朴实无华，秩序井然，让人得以从容启程。我常想，其实每一部作品，都像一座精心建造的酒店。读者进入其中，短暂停下脚步，获得知识、思想与情感的滋养，整装再出发。
也正因此，我更愿意把翻译视作一种“文字筑境”的过程。在这场筑境之旅中，译者首先需要反复校准两重关系：一端连着作者，理解其思想来路、表达目的与文字底色；另一端通向读者，体察他们的阅读期待与理解习惯。译者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者，而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建一座真正可通行的桥梁，这桥梁甚至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着手翻译《我看见的世界》时，我不断追问自己：如果李飞飞用中文母语书写这本自传，她会如何讲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又会怎样回望自己的成长道路？我想，她的语言应当清晰克制，叙事深入浅出，既有科学家的理性，也不乏人文温度。这种基于作者背景与思想特质形成的整体判断，加上译者在长期阅读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品味，构成了中文版译文的风格目标。
类似的判断，也贯穿于我翻译过的其他作品。《纳瓦尔宝典》《财富方程式》阅读人次超百万，正在于这两本书回应了大家对“创造财富、获得幸福”的现实关切；《乔布斯传》经久不衰，因为作者艾萨克森以极具张力的人物形象，呈现了创新精神与人格力量；而达利欧的《债务危机》、苏世民的《我的经验与教训》，则为读者理解复杂的经济与市场提供了结构化的思维工具。这些作品类型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不仅有信息，还有被验证过的经验、可供思考的框架，最终提供了在变化的时代中安顿自我的认知坐标。因此，翻译的意义不只是“把书译出来”，而是要确保这些思想在进入中文语境时，既不失其锋芒，也能被真正理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语言的转化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当机器已经可以完成大规模、多语种的即时翻译时，人们不禁发问：在智能时代，翻译中究竟还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在我看来，是判断与热爱。智能工具无疑强大，它不知疲倦，没有情绪，是出色的“选项提供者”。但最终的抉择，仍然必须由人来完成。这抉择的背后，是人类特有的情感与超越。人类会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灵感迸发而欣喜若狂，会为一个词的选择反复斟酌，会在完成任务之后仍不断通读修改，为那些几乎无人察觉的细节付出心血。这种在局限中依然选择直面不足、承受痛苦、不断逼近极限的意志，显得尤为珍贵。
技术可以改变工具，却无法替代判断。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翻译不仅是一项专业工作，更是一种文化责任。它让不同文明的思想在同一时代彼此照见，让世界的经验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新的生命。
当读者走进一部译作，感到阅读自然流畅、思想触手可及，仿佛一切本该如此，那正是“文字之境”得以成立的时刻。而对译者而言，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13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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