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共情是一种稀缺能力？

大家还能背诵《岳阳楼记》吗？

我带着孩子散步的时候，偶尔还会在孩子面前背诵这篇千古名文。上周末，我背诵完之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年范仲淹并没有亲自去岳阳楼，只是对着滕子京寄给他的岳阳楼图卷，怎么能写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长烟一空，皓月千里”这样精准、优雅的句子？看完图卷，他怎么就能悟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哲理？怎么就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是什么能力让他创作出这篇千古名文？

这时，我脑海里蹦出两个字“共情”。我豁然开朗，是因为范仲淹具有超强的共情能力。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去年我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隔几天就要抽一次血。我妈妈非常抗拒扎针，她说她太疼了，能不能让医生不要抽了？当时我只想着尽快把病治好，丝毫感受不到扎针给妈妈造成的痛苦。

上周我感冒发烧，去诊所输液。当护士给我扎针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妈妈有多疼，突然能够感受到她当时的痛苦。因为我自己扎针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共情能力，对妈妈的痛苦有切身体会。

“事须亲见而始信之，凡人皆然。”古人诚不欺我。

什么是共情？

这是个心理学概念，意思是能够想象自己置身于对方处境，并体会对方的感受的能力。从定义上来看，共情至少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分辨他人的情绪；二是对他人的处境能够感同身受。

共情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能力。鲁迅对此有深刻感悟。他说：“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因为缺乏共情能力。

首先，真正的共情，并非简单的情绪共鸣，它是一种需要巨大心理能量投入的“建设性劳动”。它要求我们暂时悬置自我的判断与立场，尝试穿越自身经验与偏见的迷雾，去贴近另一个灵魂的“内在真实”。这过程绝非惬意的心灵按摩，而常常伴随着不适、困惑，甚至是精神上的“负重前行”。去共情一个与自身立场相左者，意味着要接纳价值观受挑战的风险；去共情一个身处绝境的个体，意味着要分担一份或许无力化解的痛苦。在崇尚效率、追逐舒适的时代，这种需要主动“承重”的心理活动，天然与追求即时满足、规避精神消耗的集体倾向相抵触。于是，浮于表面的情绪消费常替代了深度的情感共建，因为前者只需刹那的悸动，后者却需持续的付出。

这正应了另一句箴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我们或许在理性上“知道”共情的重要，但若非亲身投入那种试图理解截然不同生命境遇的艰难努力，便难以真切体悟其所需的耐心、勇气与智慧之“难”。

其次，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节奏，正系统性削弱着共情赖以生根的土壤。高度分工的原子化生存，将个体包裹在各自的功能性角色与信息茧房之中，“亲见”与“经过”的范围被急剧压缩。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整全的生命经验交流被简化为事务性的往来。生活的快节奏与高流动性，使得建立稳定、深入的信任关系——共情最肥沃的温床——变得困难。我们接触的“他者”越来越多，但往往是碎片化的、标签化的。我们习惯于在认知层面对他人进行快速归类，而非在存在层面去感受一个具体、鲜活、矛盾的生命。社交媒体看似拉近了距离，但其构建的景观社会，往往将复杂的苦难与挣扎，简化为可供传播、消费甚至娱乐的符号，进一步消解了共情所需要的具体性与严肃性。

在宏大叙事与流量逻辑的夹击下，个体的独特苦痛极易被淹没，共情失去了它最应锚定的对象，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更深层地，一种隐性的文化转向，加剧了这种稀缺。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强调效用、计算与结果，情感本身的价值被贬抑，除非它能转化为某种“生产力”。市场话语浸润心灵，人与人之间潜在地被塑造为竞争主体而非命运共同体。在此氛围下，过度共情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软弱”或“不经济”的奢侈。与此同时，相对主义与价值虚无的迷雾，有时在解构了僵化教条的同时，也动摇着共情的伦理根基——如果一切价值皆虚妄，一切感受皆平等，那么为何要费力去理解、承担他人的痛苦？共情，要求一种既超越冷漠、又超越滥情的“有温度的客观”，一种基于共同人性体认的担当，这在价值飘摇的时代，尤为艰难。

然而，正因其稀缺，共情的价值在今天才愈发璀璨如暗夜孤星。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润滑剂，更是一种认识世界、安顿自我的根本性方式。对他者痛苦的深切共情，是抵御人性冷漠化、社会荒漠化的最后防线。它提醒我们，在一切数据、标签与立场之下，是一个个会痛、会爱、会恐惧的温热生命。这种能力，是道德想象的发动机，让我们能“看见”原本看不见的苦难，关心原本不相干的他人，从而为更公正、更宽容的公共生活提供可能。“事非经过不知难”，一旦我们通过共情，哪怕只是部分地“经过”了他人的处境，那份“知难”便会转化为不容漠视的责任感与联结感。

于个人而言，共情能力更关乎一种深刻的自足与自由。能真诚地体察他人，意味着自我的疆界具有可渗透的弹性，而非僵固的堡垒；意味着我们能够接纳世界的复杂与矛盾，而不必诉诸简单的仇恨或排斥。这种心灵的能力，使我们得以超越孤立的自恋，在与他者生命的联结中获得更广阔的归属感，也反观自身存在的厚度。它是一种内在的丰饶，是机械反应与条件反射之外，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事须亲见而始信之”，而高贵的共情，恰恰试图超越这一本能局限，引导我们相信那些未曾亲见、却真实存在的悲欢，并以此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与深度。

因此，共情的稀缺，警醒着我们时代某种精神的“营养不良”。培育这份稀缺能力，需要我们主动进行一种“反向的修行”：在喧嚣中练习沉默的倾听，在判断前尝试漫长的理解，在虚拟联系泛滥时，珍惜并投入那些需要眼神交汇、时间淬炼的真实关系。它要求我们勇敢地走出自我中心的心理舒适区，去触碰那些不确定的、甚至令人不安的他者世界。

文末作个总结。共情，终究不是一种可轻易获取的技术，而是一种需要以心灵去践行的艺术，一种需要勇气与耐心去培育的德性。在这个信息爆炸而理解匮乏、连接众多而共鸣稀少的时代，选择共情，或许正是选择守护我们共同人性的最后一座花园，选择在荒原之上，依然相信并缔造温暖的可能。这稀缺之光，虽微而贵，足以照亮彼此，抵御那无边蔓延的幽暗。它让我们铭记：唯有尝试“亲见”他人内心的风景，并勇敢地“经过”理解的坎坷，我们才能真正相信，那看似遥远的灵魂，与我们共享着同一片人性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