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务头子丁默邨被捕，一年后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丑态百出

1946年秋天，南京的气氛显得格外肃杀。九月十六日，一架从重庆飞来的专机降落在明故宫机场，机舱里走下一个面色苍白、眼神闪烁的中年男子。他便是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踏出舱门时，他脸上还带着一丝去南京“述职”的期待，但很快，几名面色冷峻的彪形大汉便围了上来，将他“请”上了一辆黑色汽车。车子没有驶向他想象中的官邸或饭店，而是径直开往了宁海路二十五号的军统局看守所。当冰冷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丁默邨才猛然惊醒：自己这枚用过的棋子，已被无情地抛弃了。

丁默邨的落网，标志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终结。这个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令人闻风丧胆的“丁主任”，一周后被转押至老虎桥监狱的“忠”字监四号牢房。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适应，他时常呆望着铁窗，回想自己这四十五年的人生，恍如一场荒唐大梦。

丁默邨1901年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贫寒家庭。他天资聪颖，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那里接触了新思潮。五四运动后，他奔赴上海，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甚至被派回常德组建地方组织，担任团地委书记。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能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然而，权力的诱惑很快腐蚀了他。因不满职位调动，他与组织决裂，于1924年秘密脱离，转而投靠了国民党的陈立夫，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从此踏入特务生涯的泥潭。

凭借狡黠与手腕，丁默邨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步步高升。1934年，他更是与戴笠、徐恩曾并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三位处长之一，成为核心人物。此时的他，早已将昔日的理想抛诸脑后，彻底蜕变成一个精于算计的政治赌徒。

抗日战争爆发后，丁默邨迎来了人生的至暗转折。1938年，军统裁撤第三处，他仅得一个虚职，失意之下，竟将目光投向了侵略者。是年冬天，他潜赴上海，与日本特务机关接上了头。1939年2月，他正式投靠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献上《上海特工计划》作为投名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他为首的日本上海特工总部在极司非尔路76号成立。

从此，“76号”成了恐怖与死亡的代名词。丁默邨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被外国记者称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愤恨地称他为“丁屠夫”。在短短几年内，“76号”制造了三千余起血案，《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共产党员茅丽瑛等众多爱国志士均惨死于其手。其中，中统女特工郑苹如的牺牲尤为悲壮。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姑娘，以曾是丁默邨学生的身份接近他，试图为民除害。1939年12月，她将丁诱至一家皮货店，埋伏即将行动，狡猾的丁默邨察觉异常，仓皇逃脱。数日后，郑苹如竟勇敢地前往“76号”试图继续周旋，随即被捕，并于1940年2月被秘密处决。

凭借对日本主子的忠心和对同胞的残酷镇压，丁默邨在汪伪政权内官运亨通，历任社会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等要职，权倾一时。然而，这个投机者的本性从未改变。1943年后，眼见日军败象已露，他开始暗中向重庆方面“输诚”，通过旧关系联系上陈立夫和戴笠，承诺“保全浙江”以“戴罪立功”。陈、戴二人也曾给予其模糊的保证，这使丁默邨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可以借此逃脱历史的审判。

抗战胜利后，在戴笠的庇护下，丁默邨一度苟安于重庆，甚至享受着优厚待遇。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卧底功劳”足以抵消滔天罪孽。但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和汹涌的民意。全国上下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日益高涨。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丁默邨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他推上审判台。

在首都高等法院的法庭上，这个昔日的特务头子竭力狡辩。他递交万言《自白书》，展示与戴笠的往来信件，罗列所谓二十三项“功绩”，声称自己是“曲线救国”。然而，当法官冷峻地反问，为何郑苹如、茅丽瑛等烈士会死在其手时，他顿时哑口无言。

1947年2月8日，法院作出庄严判决：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听到判决，丁默邨瘫软在地。此后，他多次提出上诉、复审，均被驳回。在等待最终命运的牢狱日子里，他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被恐惧彻底吞噬。他变得神经质，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求神问卜。一次保外就医时，他竟有闲情游览玄武湖，结果被记者曝光，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立即执行。

1947年7月5日清晨，法警宣读执行令时，丁默邨彻底崩溃。他双腿瘫软，无法行走，甚至在极度恐惧中失禁，狼狈不堪。在狱警的拖拽下，这个曾经视人命如草芥的刽子手，以最丑恶、最懦弱的姿态挪向刑场。他曾试图做最后的哀求，但话未说完，黑布已蒙上了他的眼睛。下午两点，一声枪响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时年四十五岁。

丁默邨的一生，是投机者的一生。他善于审时度势，却毫无道德底线；拥有小聪明，却无大是非。他从革命青年堕落为国民党特务，再叛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最终又想回头投机，每一次选择都只为个人权势。他精明地计算着每一步利益，却唯独算漏了历史的正义与人民的意志。他那临刑前的丑态，不仅是个人的耻辱，更是对所有背叛民族、践踏底线者的终极警示：罪恶终有报，公道永长存。他的名字，将永远被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