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我们必须直视我们已经变成的那副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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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蒙特梭利学校的一名教师助理玛丽玛尔·马丁内斯（Marimar Martinez）在芝加哥驾车时，看到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正在巡逻。她开始鸣笛示警，想提醒邻居注意他们的出现，就在这时与一辆边境巡逻队车辆发生碰撞。转瞬之间，车内执法人员查尔斯·埃克苏姆（Charles Exum）向马丁内斯的车内连开数枪，子弹一次又一次击中她。（后来，埃克苏姆向同事夸口说，他“打了5发，而她身上有7个弹孔”。）

政府检方随后以“袭击联邦执法人员”的罪名起诉马丁内斯，并指控她试图驾车冲撞埃克苏姆。国土安全部（DHS）则将其行为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今年1月，另一名移民执法人员致蕾妮·古德（Renee Good）死亡之后，该机构又再次重复了同样的指控口径。

然而，随着事实逐渐明朗，人们发现政府的说法根本经不起证据检验，这起案件的指控链条开始崩塌。更关键的是，证据显示，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官员曾试图把相关证据藏起来。一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马丁内斯的指控。上周五，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公开随身执法记录仪视频，让公众能够亲眼看到事发经过，并自行作出判断。

不久前，马丁内斯与其他一些曾遭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残酷对待的美国人一起，出席一场由国会民主党人主导的论坛，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论坛由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Representative Robert Garcia）与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Senator Richard Blumenthal）主持。两人分别是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与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加西亚与布卢门撒尔组织这场活动，是为了收集证词，并把国土安全部（DHS）执法人员的暴力手段以及不成比例的武力使用，推到公众视野之中。

作证者讲述了他们在与这些戴着面罩、全副武装、并且常常动辄开枪的联邦执法人员对峙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害怕，也忘不了子弹朝副驾驶一侧射来时，我不得不迅速低头躲避。那些子弹中的任何一发，都可能杀死我，或者杀死我爱着的两个人。”马丁·丹尼尔·拉斯孔（Martin Daniel Rascon）说。他曾被执法人员拦下，对方砸碎了他所在车辆的车窗，而当司机因恐惧试图逃离时，他们便开始开枪。

民主若以”相互承认”为根基，以我们将彼此视为完整而平等的人格主体之能力为根基，那么言说与被倾听的权力，便构成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石。正是在言说之中，在论辩、诉求、陈说与作证之中，我们践行着对他人理解、推理与共情能力的信念。正如托马斯·杰斐逊于1824年所言：“在一个以理性与说服、而非强制来引领公民的共和国度，推理之道便跃居首位。”

迄今为止，公众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与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持续高涨的抵制，主要有赖于影像的力量，那些记录枪击与虐行的视频。然而，马丁内斯、拉斯孔等人的亲历证词提醒我们：文字与个人经历，同样具有触动公众的力量。尤为关键的是，让不法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讲述自身遭遇的机会，这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力量，他们的讲述，不是作为众声之中的一家之言，而是作为官方记录的正式组成部分得以留存。

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机制有两个格外醒目的例子。

1871年，国会成立了“调查前叛乱各州事务状况联合特别委员会”（Joint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of Affairs in the Late Insurrectionary States），因其聚焦主题也更广为人知为“三K党听证会”，主要审视的是针对获解放黑人的私刑暴力。历史学者基达达·E·威廉斯（Kidada E. Williams）在《我看见死亡逼近：反重建战争中的恐怖与生存史》（I Saw Death Coming: A History of Terror and Survival in the War Against Reconstruction）一书中写道，该委员会“前往南方秩序失序的热点地区，在那里向公职人员、选民、被指控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受害者征集证词”。

总体而言，这些听证会“产出13卷第一手证词，其中包括黑人受害者的证词”。数百名黑人男女讲述了恐怖、威吓、恣意杀戮与性暴力。威廉斯写道：“非裔美国人讲述那些足以撕裂世界的暴力故事，并请求联邦官员以及他们的同胞尊重他们的权利。”

一百多年后，1980年，国会设立“战时迁徙与平民拘禁委员会”（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对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禁一事展开官方联邦调查。该委员会在全国多座城市举行了20天听证会，听取了750多名证人的证词，其中许多人来自西海岸，包括“被迁移者、前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关切此事的公民与历史学者”。这些被迁移者，说到底也就是受害者，在证词中谈到强烈的不公感，以及一种深切的体会：联邦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我们只能带走自己拿得动的东西，”一位童年时被拘禁的人说，“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但我失去的最宝贵之物，是我的自由。”受害者也谈到了营地里的状况，这些描述对任何读过近年有关ICE拘押设施报道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垃圾桶满得外溢，小屋门旁发现了人类粪便，本应用来倾倒洗碗水与厨房废料的排水箱脏得难以形容。”

围绕三K党听证会的公众关注，曾一度压制南方针对黑人的私刑暴力，但也仅仅是一段时间。最终，这些听证会并未催生出足以保障获解放黑人平等公民身份承诺的立法或联邦行动。相比之下，较近的日裔拘禁调查委员会及其听证会，则确实推动了国会采取行动。1988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签署法律，承认并为拘禁的不公道歉，并向仍在世的被拘禁者或其继承人提供赔偿。

威廉斯在书中观察到：

经历暴行的社会，往往既艰难地试图制止它们，也艰难地试图以有意义的方式面对它们。施暴者想把自己的目的推进到底，并会为此散布毫无根据的谎言。受害者希望暴力停止，他们也希望正义得以伸张。有一小群旁观者相信正义与问责。其余的人，尤其是那些不必担心自己成为目标的人，以及那些从暴行中被动获益的人，则只想翻篇，只想把历史账本一笔勾销。

这套逻辑适用于重建时期黑人美国人所遭受的暴力。事实上，它也适用于联邦政府直接实施，或在制度上纵容默许的各种暴力。诚然，要对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所伴随的残酷与不法行为进行一次严肃清算，胜算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与边境巡逻队的暴行也必然只能以“翻篇”收场。若最终仍是这种结局，那不是命运使然，而是我们选择让它如此。

因此，任何严肃追究这个政府行为的努力，任何要废除总统的“私人军队”、重塑移民执法体系并惩处不法责任人的努力，都必须包含对受害者的补偿与修复。再往前看，如果众议院、参议院或两院都由民主党主导，这段旅程的第一步，必须是更多我们已经在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以及政府留下印记的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那种公开调查与公开作证。美国人民需要知道，在我们的名义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也理应拥有发声并被倾听的机会。

贾梅尔·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此前曾任《Slate》杂志首席政治记者。他现居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及华盛顿特区。

作者专注于从美国政治史视角探讨政治与法律问题，认为历史有助于对当前处境提出有益的问题。其研究重点为美国历史上结构性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从建国、重建时期到新政时期。作者深入研读美国政治理论，写作融汇众多思想家、观察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美国历史的新颖且实用的知识。

作者不仅以记者的眼光，还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和分寸感报道新闻，从而不断加深人们对政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