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业第一性原理：唯有对抗公权力，律师才有存在的价值

中国民营企业家兰世立对其律师“不尽职、不尽责”的愤怒控诉，撕开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当他质疑“律师没用”时，他实际上是在问：当律师不敢对抗抓我的人、关我的人时，我花钱请律师是在请一个帮凶吗？

这不仅是兰世立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中国律师业正面临一场“灭顶之灾”，而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市场萎缩，而在于“灵魂的阉割”。

我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在中国语境下常被讳莫如深的观点：

律师的天职，就是对抗国家，对抗公权力。

失去对抗性，律师就失去了存在的全部法理基础。

一、法理本源：律师是“国家机器”的合法刹车片

在刑事诉讼的构造中，存在着一种绝对的不对等。

一方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拥有合法的暴力手段、无限的调查资源和严密的组织体系；另一方是被束缚的个体，处于被剥夺自由、甚至生命的边缘。

律师是做什么的？ 律师不是来配合国家查明真相的，不是来维护社会和谐的，更不是来帮助公权力“消化”案件的。 律师是被告人私权利的代言人，是国家公权力合法的“反对派”。

·天然的对抗性： 只要公诉人代表国家指控公民有罪，律师的职责就是（在法律范围内）千方百计地证明公诉人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抗的必要性： 孟德斯鸠早已警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如果没有律师作为对抗力量存在，公检法就会形成封闭的“流水线”，任何错误都将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变成冤案。

如果律师不敢对抗侦查机关的逼供，不敢对抗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敢对抗审判机关的预断，那么律师就沦为了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装饰性零件”。

二、文字之鉴：“狱”中失语，则文明崩塌

我们重读那个古老的汉字——“狱”。

在金文的图景中，“狱”字左右是两只撕咬的犬，中间是一个“言”，本意是“诉讼、诉争”的意思。我猜，后来大概是因为“文字狱”一词，成为关押人的地方。但这揭示了司法公正最原始的几何结构：三角形结构。

·左边的犬： 代表国家公权力（控方），它凶猛、强大，负责追诉。

·右边的犬： 代表被告人及其律师（辩方），它必须同样具备野性，负责防御和反击。

·中间的言： 代表通过对抗产生的“真理”与“正义”。

兰世立的悲剧，以及无数中国当事人的悲剧在于：右边那只犬，被驯化了。

当律师被驯化为不敢叫、不敢咬的宠物，甚至为了讨好“主人”而反过来劝说当事人认罪认罚时，中间那个代表文明和辩护的“言”字就消失了。“狱”字退化成了单纯的暴力监禁。

没有对抗，就没有“狱”（诉讼），只有“刑”（处罚）。

三、历史与现实：“讼师”是顺民，律师是战士

为何中国律师业今日深陷泥潭？因为我们至今未能完成从“讼师”到“律师”的基因突变。

·讼师的逻辑是“依附”： 明、清、民国的讼师，依附于衙门，依靠行贿和人情勾兑来解决问题。他们是政权豢养的寄生虫，是权力的掮客。在他们眼中，对抗官府是取死之道，唯有“搞定关系”才是生存法则。

·律师的逻辑是“制衡”： 现代律师制度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之上。该原则的核心精神是——律师必须独立于国家，必须能够自由地挑战公权力而不受报复。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n the Role of Lawyers），由1990年在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理大会通过，并由大会备忘录确认，是国际社会首次全面系统地概括律师在保障司法公正、人权保障中的地位与权利义务的文件。比如：

(一) 基本定位：律师是保障公平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原则把律师定位为：

司法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indispensable role）

公平审判的制度性保障（guarantee of fair trial）

人权保护的执行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

核心思想：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必然取决于律师能否独立履职。

（二） 律师的独立性与不受干涉的权利

1. 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第三方干扰（No interference）

律师不得因履行职责而受到：

恐吓

干扰

报复

不合理限制

2. 律师必须能够独立执业（Independence）

律师有权：

自由接受委托；

自主调查和辩护；

参与司法程序而不受行政机关的任意干预；

在职业协会中自由活动。

3. 律师不得因代理“不受欢迎的当事人或观点”而受惩罚（No punishment for unpopular causes）

实务意义：如果律师因代理敏感案件、跨地区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等而受到不当行为（限制会见、调查阻碍等），可引用此原则。多国法院、人权委员会以此作为判断国家是否“侵犯司法独立”的依据。

（三）对国家的义务要求（State Obligations）

该原则不仅是针对律师的，也是对政府的要求：

国家必须制定制度保护律师安全与独立

必须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系统

必须确保律师协会独立运作

不得任意取消或吊销律师资格

必须惩处针对律师的暴力与恐吓

实务意义：

➡ 有关行政机关不得任意调查律师、扣留证件、限制会见。

➡ 适用于——律师受到威胁、打击报复、恐吓时的法律论证。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敢于死磕、敢于拍桌子对抗公权力的“真律师”，往往被视为“刺头”，甚至面临执业风险；而那些长袖善舞、甚至作为“第二公诉人”配合政权办案的“伪律师”，却被奉为座上宾，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正在从根本上消解律师行业的公信力。兰世立骂的，正是这些披着法袍的掮客。

四、存亡之秋：如果不让对抗，要律师何用？

我们必须诚实地回答兰世立的问题：律师还有用吗？

如果律师的作用仅仅是：

1.传递文件；

2.做心理疏导；

3.劝当事人认罪以换取轻判（哪怕当事人是无辜的）；

4.配合法庭走完程序。

那么，律师毫无用处。 这种工作，一台设置好程序的AI，或者一个监狱管教人员就能完成。

律师唯一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对抗”。 在于当强大的国家机器碾压而来时，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喝一声：“且慢！程序违法！证据不足！”

·对抗是忠诚的最高形式： 律师通过对抗公权力，迫使公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迫使每一个判决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才是对法律真正的忠诚。

·对抗是职业的生命线： 如果不允许律师对抗，或者律师自我阉割放弃对抗，那么“辩护制度”就成了“表演制度”。

五、结语：为了不成为“花瓶”

中国律师业的未来，不在于创收多少个亿，也不在于律所规模多大。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重拾那把“对抗之剑”。

兰世立的批评虽刺耳，但却是一剂猛药。它提醒我们：律师不是政权的附庸，不是和谐的装饰品。 律师，是法治社会里，那个被授权合法地、理性地、坚决地与国家公权力“唱反调”的人。

若失去了这份对抗的勇气与能力，律师业不仅会迎来存亡危机，更将实质性死亡——哪怕从业者再多，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食腐者”。

真律师，必须对抗！

作者：庄玉武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以刑事辩护、行政诉讼为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