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县城的“造城”困境：越建越空，问题到底出在哪？

这些年，城镇化的浪潮从大城市蔓延到了中西部的县城。不少县城都在轰轰烈烈地“造城”：新楼盘一栋接一栋，宽阔的马路、豪华的场馆拔地而起，城区面积越扩越大。按理说，县城发展起来是好事，能让农民就近享受城市生活，可实际情况却让人揪心：很多农民为了孩子上学，掏空积蓄在县城买房，却发现县城没工作、没产业，日子过得比在农村还难；县城建得越来越气派，却越建越空，不仅没带动经济发展，还背上了一堆债务。

这种“越建越空、越投越亏”的怪圈，就是中西部县城“经营”过程中的悖论。明明想通过建城拉动发展，结果却陷入了“建得热闹、活得冷清”的困境：农民被“榨干”了积蓄，县城发展没起色，还埋下了不少风险。那么，这些县城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却没达到想要的效果？这背后的问题，得从县城“搞钱”“花钱”“赚钱”的整个过程说起，都是从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亲身经历里总结出来的实在话。

一、县城怎么“搞钱”？把教育、棚改变成“吸金工具”

中西部的县城，大多没什么像样的工业，人口还一个劲往大城市流，按说很难像大城市那样靠产业、靠市场赚钱搞建设。可这些县城偏偏能搞到大量资金，轰轰烈烈地造城，核心秘诀就是：把教育、棚改这些本该服务民生的公共服务，变成了“吸金工具”，撬动农民的钱包和国家的财政资金，凑够了造城的钱。

1. 县城的“先天短板”：没产业、没人气

中西部的县城，大多处在城市等级的最末端，上面有大城市、地级市压着，下面连着广阔的农村。这种位置注定了它们的“先天短板”：一是没产业，除了服务本地人的小商店、小饭馆，像样的工厂没几家，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得可怜；二是没人气，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市跑，要么上学留在那，要么打工定居，导致县城常年人口外流，留在本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没有产业就没有税收，没有人就没有消费，按说很难搞大规模建设。可县城要发展、要出政绩，又必须搞建设，这就逼着县城想出了“不走寻常路”的搞钱办法 —— 既然靠市场、靠产业不行，那就靠掌控的民生资源。毕竟，县城是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中心，农民要想让孩子读好学校、享受好的医疗，大多得往县城跑，这就让县城有了撬动资源的筹码。

2. 棚改“造需求”：拆房逼你买房

很多县城的造城运动，都是从棚改开始的。棚改本来是好事，是为了改善老城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可到了一些县城，就变了味，成了激活房地产市场、搞钱的手段。

具体怎么做呢？县城会扩大棚改范围，不光拆真正的危旧房，还把一些住着挺舒服的老房子也纳入拆迁范围。拆迁后，不给太多实物安置的选择，主要让大家拿补偿款去买商品房。为了逼着大家买房，还会搞补贴：比如买县城的商品房，就能多拿20%的补偿款，算下来补偿款比房价还高一点。这样一来，拆迁户为了多拿补贴，只能扎堆去买商品房，县城的房价一下子就被炒起来了。

就拿中西部某县城来说，几年内搞了十几个棚改项目，拆了几千户，盘活了几百亩土地，大部分都用来盖商品房。靠着棚改带来的购房需求，县城的房价从每平米2500元涨到了4000多元，卖地、卖房的收入一下子飙升，从一年1亿多涨到了十几亿，县城一下子就有了造城的启动资金。可这种需求是“人造”的，一旦棚改结束，购房需求就断了，房地产市场很快就冷了下来。

3. 教育“绑房产”：不买房，孩子就没好学校上

如果说棚改是短期刺激，那捆绑教育资源就是县城“长期吸金”的绝招。农民最在乎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县城恰恰抓住了这一点，把优质教育资源都往城区集中，然后规定：只有在县城买房，孩子才能进好学校。

以前，农村孩子想进县城上学，交点借读费就行，不用买房。可后来，县城开始搞学区房：把最好的初中、小学都建在新开发的楼盘附近，然后发文规定，只有在城区有房产的家庭，孩子才能优先入学；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要入学，得在县城交三年社保或者有营业执照——可县城工资低、岗位少，大部分农民根本不可能在县城稳定就业，说白了，就是逼着农民买房。

为了让这个“捆绑”更有吸引力，县城还把农村的好老师都调到城里：一年调走一百多个优秀骨干教师，给城里学校盖新教学楼、配新设备，农村学校则越来越差。一边是农村学校师资流失、条件简陋，一边是县城学校资源扎堆、名额抢手，农民没办法，只能咬牙在县城买房。一位农民大姐就说：“谁愿意花几十万在县城买房啊？可村里的学校就剩几个老师，孩子跟着学不到东西，不买县城的房，孩子就进不了好学校，将来只能跟我们一样打工，只能硬着头皮买。”

靠着棚改和教育捆绑，县城成功把农民的积蓄、国家的棚改补贴，都变成了造城的资金。可这些钱，本质上是农民一辈子的血汗钱，是本应用于民生的钱，被投入到了高风险的“造城”里，为后面的困境埋下了隐患。

二、钱怎么“打水漂”？建豪华场馆，留不住企业

县城好不容易筹到了巨额资金，本应该用来搞产业、建民生设施，让县城真正活起来。可实际情况是，这些钱大多花在了没用的“面子工程”上，要么建豪华场馆，要么搞虚假产业，真正能带动发展的投入少得可怜。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没人能约束县城的花钱行为，而县城本身又没能力把钱变成发展的动力。

1. 没人约束：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在大城市，政府花钱得考虑企业、居民的感受——如果钱花得不合理，企业会搬走，居民会用脚投票，政府不敢乱花钱。可中西部县城不一样，这里的人口和产业都“没底气”，根本约束不了政府的行为。

从居民来看，县城的人口主要是本地农民，他们为了孩子上学、看病，不得不留在县城，就算对县城的做法不满意，也没能力去别的地方；从企业来看，县城的企业大多是小作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县城的公共设施要求不高，只要有低价土地、低价劳动力就行，就算县城建了没用的设施，它们也不会搬走，更不会提意见。

没有了约束，县城花钱就没了顾忌，更倾向于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至于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就没人管了。

2. 面子工程：花几亿建的场馆，常年闲置

县城的“造城”，很多时候是在“造景观”。比如，有的县城花2.3亿建了一个金融总部传媒中心，按照高端标准打造，还有演播厅等豪华设施，可县城连一家像样的金融企业都没有，这个中心自从建成后就一直闲置，只能偶尔作为对外宣传的“样板”，还得花钱维护周边景观；还有的县城花2.2亿建了“六馆一院”——展览馆、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等，建筑面积近 7 万平方米，里面全是现代化设备，图书馆搞电子化阅读，科技馆按大城市标准规划，可县城的居民大多是农民，平时忙着种地、打工，根本没功夫去这些地方，建成后没几个人参观，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

除了这些大型场馆，县城还喜欢建超标的基础设施：比如花6.5亿建一个体育公园，占地600多亩，远远超出了县城的实际需求；宽阔的马路修了一条又一条，可路上没几辆车，显得格外空旷。这些工程花掉了大量资金，却没给县城带来任何实际效益，纯粹是浪费。

3. 产业“画饼”：低价供地引企业，最后变成“空城”

除了建面子工程，县城也想搞产业，可办法还是老一套：低价卖地、给补贴，吸引企业来投资。比如，有的县城想搞“国际商贸中心”，把550亩地以每亩45万元的低价卖给企业，还承诺5年税收返还；要求企业留30%的面积建商贸会展中心，可县城根本没有国际商贸的需求，会展中心建成后没人来买东西，长期亏损，只能靠政府补贴和卖房利润维持，企业想改成餐饮城，还被县政府拒绝，要求必须维持“国际商贸”的面子。

更尴尬的是，就算花了大力气招商引资，企业也留不住。一方面，县城的区位太差，远离市场和交通枢纽，企业进货、发货都不方便，物流成本高；另一方面，县城的劳动力都外流了，企业招工难，就算招到了，也留不住熟练工人。很多企业来了之后，要么搬到大城市，要么倒闭，留下一堆闲置的厂房，变成了“僵尸企业”。

一位县城招商局的工作人员坦言：“我们也知道难，可不搞产业，县城就没发展，只能硬着头皮招。可大城市给的条件更好，企业肯定愿意去那，我们只能靠低价土地、补贴吸引一些小作坊，这些企业本身就不稳定，来了也留不住。”

就这样，县城靠农民和国家筹来的钱，要么花在了没用的面子工程上，要么投在了留不住的产业上，资金白白耗散，没起到任何带动发展的作用。

三、为什么越建越空？没产业、没人气，县城成了“陪读城”

县城花了那么多钱造城，建了那么多房子、场馆、厂房，可最终的结果是“越建越空”：白天街上没多少人，晚上只有陪读的家庭亮着灯，大部分房子都是空置的，成了“空城”“睡城”“陪读城”。之所以会这样，核心问题就是县城处在城市等级的最末端，没能力吸引产业和人口，就算建得再漂亮，也只是个空架子。

1. 大城市“虹吸”：人、钱、企业都被吸走了

现在的城市发展，就像“大树底下不长草”。大城市凭借强大的吸引力，把周边县城的人、钱、企业都吸走了。中西部的县城，距离经济中心远，交通不便，产业基础薄弱，根本没法和大城市竞争。

比如，省会城市的GDP往往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以上，集中了全省最好的产业、教育、医疗资源，年轻人都愿意去省会打工、定居；地级市又比县城有优势，剩下的资源寥寥无几。县城里的优质企业，发展起来后也会搬到省会或地级市，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市场、物流和人才；年轻人读完大学，也很少愿意回县城，就算回去，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终还是会离开。

一位在县城开工厂的老板说：“我一开始在县城办厂，可后来发现，原材料要从外地运过来，产品要往外地运出去，物流成本比在省会高很多；想招个技术工人，找了大半年都没找到，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主厂房搬到了省会，县城的厂房就闲置了。”

2. 农民进城：只买房，不就业

县城的房子之所以能卖出去，大多是因为农民为了孩子上学被迫购买，而不是因为县城有就业机会。农民在县城买了房，却找不到工作。 县城没产业，除了服务员、保安等低收入岗位，几乎没有稳定的、高薪的工作，只能让家里的壮劳力继续外出打工，留下老人或妇女在县城陪读。

这样一来，县城就变成了“陪读城”：白天，陪读的老人送孩子上学后，要么在家闲着，要么去做点零工；晚上，孩子们放学回家写作业，街上没什么人气；到了节假日，陪读的家人回到农村，或者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团聚，县城才热闹几天，过后又恢复冷清。

一位在县城陪读的宝妈说：“我在县城买了房，每个月要还2000多房贷，为了陪孩子，我没法出去打工，只能靠老公在外地工地打工挣钱。在县城买点菜、交个物业费都要花钱，老公的工资除去房贷和生活费，根本剩不下多少，万一家里人生病，都没地方凑钱。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农村盖房，至少不用还房贷，生活压力也小。”

更让人揪心的是，县城的房价被炒起来后，那些没能力买房的农民，孩子只能留在农村上学，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一位农村老人无奈地说：“我们没本事，买不起县城的房，孙子只能在村里上学，村里的老师都是年纪大的，教学质量肯定不如县城，将来孙子也只能跟我们一样，靠卖力气挣钱，对不起孩子啊。”

3. 债务高企：县城背上“包袱”，风险越来越大

县城“造城”的资金，大多来自卖地收入和融资贷款，这些钱都有债务属性。卖地收入依赖房地产市场，融资贷款需要偿还利息。可县城没产业、没税收，房地产市场一旦冷却，就没了收入来源，债务就会爆发。

很多中西部县城的债务已经超出了承受能力，有的县城债务高达几十亿，而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亿，连利息都还不起。为了还债，县城只能继续卖地、继续搞房地产，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房地产市场低迷，卖不出地，就只能削减民生支出，或者向农民转嫁负担，比如提高物业费、水电费，让农民的生活压力更大。

更严重的是，一旦债务爆发，县城的公共服务会受到影响，农民在县城买的房子可能会变成“劣质资产”，面临贬值、烂尾的风险。到时候，农民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县城的发展也会陷入停滞，甚至引发社会风险。

四、县城不该盲目“造城”，该聚焦真正的需求

中西部县城的“造城”困境，本质上是搞错了发展方向。明明处在城市等级的末端，没能力搞高风险的“经营造城”，却偏偏学大城市的模式，把民生资源当成“吸金工具”，把资金投入到没用的政绩工程上，最终陷入弱发展、高汲取、高风险的悖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县城不能再盲目“造城”，而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聚焦农民的真实需求，走稳健的发展道路。

1. 别再“绑架”民生，让公共服务回归本质

县城的优势在于贴近农村，应该把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而不是把教育、医疗这些民生事当成吸引买房的工具。比如，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不用“买房才能上学”的规定，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完善农村的医疗设施，让农民不用跑很远就能看病，而不是逼着农民为了公共服务在县城买房。

同时，棚改、城市建设要量力而行，不能为了造城而盲目拆迁，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给农民更多选择，而不是通过补贴诱导农民买房，制造虚假需求。

2. 不搞“面子工程”，把钱花在刀刃上

县城的财政资金有限，应该用在真正能带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地方，比如完善农村的道路、水利设施，支持本地的特色农业、小产业发展，而不是建豪华场馆、超标准基础设施。

比如，有的县城可以依托本地的农产品资源，搞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带动农民就业；有的县城可以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城市人来游玩，带动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这些小产业虽然规模不大，但能实实在在带动就业，让县城有持续的收入来源。

3. 平衡城乡，不让县城和农村“割裂”

县域城镇化的核心，不是把农村人都赶到县城，而是让县城和农村有机联动，形成互补。县城要发挥辐射作用，为农村提供市场、技术、服务，让农民在农村也能就业、增收；同时，农村要为县城提供农产品、生态资源，让县城的发展有支撑。

比如，县城可以建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物流中心，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农村可以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为县城提供新鲜的农产品，形成“县城带动农村，农村支撑县城”的良性循环。

4. 上级要兜底，减轻县城的债务压力

中西部县城的财政能力有限，上级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平衡县城的事权和财权，比如增加转移支付，帮助县城偿还部分债务；同时，建立规范的财政体制，防止县城过度融资、盲目建设，避免债务风险扩大。

总之，中西部县城的发展，不能走“重建设、轻民生”“重政绩、轻实效” 的老路，而要立足自身定位，聚焦农民的真实需求，把公共服务做好，把特色产业做活，让县城真正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而不是空有其表的“造城”样板。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越建越空”的困境，让农民受益，让县城真正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