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汽车行业在区分“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时候,常以“一百万辆”销售规模为分界线。十年后,随着市场整体销量的水位线被拉高,界定“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标准也在进行调整。
就拿2025年中国车企销量排名来看,比亚迪460.24万辆位居第一,往下是450.7万辆的上汽,330.2万辆的一汽,302.46万辆的吉利,291.3万辆的长安,280.64万辆的奇瑞,189.62万辆的东风,172.15万辆的广汽,132.37万辆的长城。
基于这份数据,部分观点将“第一梯队”的门槛提升至“400万辆”,将“第二梯队”的规模区间界定在“280万辆-330万辆”。这串数字看似客观,却回避了产业周期最残酷的本相:头部集中一旦完成,追赶者的追赶成本将远高于追赶收益。
也就是说,当前依旧维持在百万辆销售规模左右的车企,就算拼尽全力吃掉所有合资份额,五年内也很难摸到400万辆。所以,基于这份2025年中国车企销量排名数据,将“第二梯队”的门槛设置到“100万辆-200万辆”要相对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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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个包括东风、广汽、长城的区间里,长城离闯入上一阶级最远,离跌出这一阶级又最近。
就在今年刚刚举行的长城汽车公司年会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公开表示了,长城汽车的销量不是最大的,属于第二梯队。在他为长城汽车“定性”之后,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种说法略显单薄,于是又补充了一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长城汽车是中国汽车公司里边经营质量最好的公司。
“经营质量最好”这个说法挺模糊,让人不太清晰应该从经销商盈利比例、研发转化率、单车售后投诉率、员工留存率、现金流覆盖月数哪个角度去解读更合适,但既然魏总都这样说了,那就将长城这家“销量不算很好”却“经营质量最好”的车企当个样板,给“第二梯队”一些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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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二梯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一定还是持续地去做规模竞争。
这是一个非常老套又切实的话题,规模竞争的背后不只是数字竞争,而是追赶的加速度成本。同样一台车开模在不同销量级别上的均摊成本,同样做一套三电系统的自研和外采成本差距,同样实施一次智驾OTA升级的研发费用平摊成本,大家是能够算明白的。
300万辆销量以上的车企,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产能极限是300万辆,而是他们用这个规模把全行业的成本基准线重新锚定了。而一旦成本基准线被拉到某个阈值,追赶者每卖一辆车,边际成本都比头部高。这和能力问题没什么关系,却是产业周期进入“胜者全得”阶段的必然结果。
只是,“第二梯队”在追赶的过程中老是会犯下同样一个战略内耗错误:用自己15万的成本去打别人20万的车,然后降价到13万卖。这个毛病也出现在当前“第一梯队”中的一些车企的子品牌身上,第一时间想起来的就是奇瑞的星途。
为什么?因为总想证明“我和他们比,我也行”。
其实“第二梯队”扩大规模化的方式,只需要做好一件事:从“对标爆款”转向“承包存量”,将民营车企不屑于吃、国企吃不动、合资吃不了的份额吃下去。而用来抢这部分份额的产品设定,也不要再跟友商拼城市NOA开城数量,比智驾团队人数,就将省下来的钱投到座椅、隔音、底盘衬套上去,让那些对电动化、智能化感知没那么强的消费群体,只是因为你的车门比别人厚一些就能成为你的车主。
毕竟既然都自认为有现金、有利润、有供应链的“第二梯队”了,干点瞄准“二线”消费市场的事儿不是更合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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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竞争不止于市场份额,而是“第一梯队”将定义“什么是好车”。
如果说十年前定义权分散的年代,丰田定义可靠性,大众定义驾驶质感,现代定义性价比,一家车企只要在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就有生存空间。那么到了现在,特斯拉定义了“智能”,比亚迪定义了“电动”,理想定义了“家庭”,华为定义了“生态”,吉利定义了“价值平权”,这些维度已经能够覆盖中国市场绝大多数的购车决策权重。
当用户进店问的不是“这车怎么样”,而是“这台车像不像其他品牌的某款产品”的时候,长城就应该知道,“第二梯队”不是在和对手竞争,而是在和头部设定的标准竞争。这不代表长城的某项功能没做好,只不过是用户的心智货架已经被其他品牌占满了。
当然长城是定义了“硬派越野”和“皮卡”两个品类的关键角色,甚至在前几年也靠坦克和皮卡完成过“V字反弹”。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决定品类胜利的背后,其实是长城这一家中央集权制程度非常高的企业通过“放权”,才让两个团队打出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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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去年开始,坦克的逐个产品线陆续移出了长城智选直营体系,回归经销商序列销售。虽然这一调整是用坦克这个长城手里的“硬通货”为经销商谋取经营利润的积极动作,但这算不算又是一次“渠道回退”?起码给我的感觉是集团又开始收权、中台又开始变厚,决策又开始变乱。
毕竟之于现阶段的长城而言,第一手的用户画像、购车决策因子、使用场景数据应该会比经销商的销售报表要更宝贵。何况魏建军也曾在 2024 年的股东大会上称,长城汽车的产品力不差,只是渠道存在不足。他认为长城经销商又主要聚集在低线城市和高线城市的非核心区域,缺乏经营 30 万以上高端车型的信心,直营将解决长城与高端用户断联的问题。
那么,坦克回归经销商后,长城对坦克用户的理解是不是将重新回到“猜”的状态?一个集团内同时运行两套互不兼容的高端渠道逻辑,是不是对组织认知是巨大的消耗?当魏牌用直营模式完成了品牌重塑,坦克未来又将怎么办?
很难讲这些问题长城将如何应对,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又存在许多事实:2022年,魏牌坦克并网,经销商活了,魏牌被边缘化;2024年,长城智选启动,双销并行,直营店和经销商抢价格;2025年,坦克撤出直营,回归经销商。几次战略转向,每一次似乎都有当时合理的理由,但每一次似乎都在解决上一个决策留下的后遗症。
将上述问题和事实摆在这,也是将“第二梯队”最真实的困境摆在这:战略下的每一步都对,但每一步好像都在补漏。当一家公司最擅长的能力是“收回来、控得住”,它就会在每一次“尝试”遇到复杂博弈时,本能地退回到熟悉的战壕。
终局是大家在浪头里活下来了,离岸却好像又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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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甚至尚不足以谈“梯队”的造车新势力们相比,缺失了一条有足够吸引力的叙事主线。虽然魏建军说“我们是经营质量最好的公司”,但这本就是一句对内的总结发言,因为这句话只有结论,没有逻辑链路。
市场中从来不缺经营质量还不错的公司,“第二梯队”也向来不缺好产品,缺的是一个让用户、资本、员工都能听懂并且相信的“赢的逻辑”。
这一层最隐蔽,也最致命。
讲得好了,最起码二级市场的PE估值能高不少;讲得不好,最优秀的算法工程师,最激进的供应链投资,最敢花钱的渠道资源都大概率不会优先选“第二梯队”——怕的就是“经营质量最好”的长城用同样的钱,也买不到同样质量的生产要素。
而为了保持“经营质量最好”,一定程度上会不会限制组织心智呢?或许可以发散性地假想这样一个场景:那些顺利通过长城军训且留下来的人才,在放弃了在其他车企的会议室里在讨论“如何定义下一代家庭出行”的机会之后,是否将因为在长城的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把下一代车型的成本再降200块”而感到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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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魏建军所说的“长城汽车是中国汽车公司里边经营质量最好的公司”上,将这句话当成“第二梯队”广义上的公关话术也好,当作对内的安抚也罢,放在2026年的产业周期里,这句话应该被重新翻译为,“我们承认结果,但我们不接受‘结果即正义’的评判标准。”
所以之于包括长城在内的“第二梯队”,接下来理清的真正应对“第一梯队”的策略,不是要去他们的牌桌上赢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的牌在你的牌桌上失效。在这个牌桌上要讲的故事还需要编造吗?不,长城和大家的手里其实全是素材。
何况,规模追不上、定义权被夺、渠道摇摆、叙事失语,也不过就是眼前“第一梯队”们曾经在不同阶段都已经撞过了的墙。
问题是魏建军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是经营质量最好的公司”的执念,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再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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